与“虫灾”赛跑

    一夜之间，正待成熟的玉米上布满了黑压压的粘虫，突如其来的虫灾让期待丰收的农民有些手足无措。紧锣密鼓的防治工作过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呈现：一些地区束手无策，蒙受巨大损失；而有所准备的地区统防统治积极灭虫，将损失降到了最小。

    在各地与“虫灾”赛跑的时候，基层“植保”的诸多问题凸显。受访专家普遍认为，需完善相关法规、强化预警力量与防治组织。

    有备无备两重天

    同样是面对虫灾，雄县与霸州情况迥异。

    《民生周刊》记者在河北廊坊霸州采访时发现，由于与北京、天津接壤，受灾的一些地区工业化程度相对较高，对农业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加之分散经营的种植模式给病虫害的“统防统治”带来困难。发现灾情后，很多地区只能通过村民自治的方式进行治理，最后造成受灾严重。

    而与廊坊霸州相邻的保定雄县。当记者驱车经过该县时，发现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虽然也有被粘虫啃食过的痕迹，但是受灾程度明显轻了许多。

    两地相邻，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带着疑问，《民生周刊》记者走进了一个名叫“八北村”的小村落。

    原来，平日里当地政府对于各种病虫害的防治十分重视，每年都会定期对村里的农作物、树木等施撒农药，喷洒设备长期处于“备战状态”。据村委会主任张望介绍，此次粘虫防治能取得这样的效果，主要得益于专业的施撒人员和设备，“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就控制住了这场虫害的蔓延。我们村共有耕地近2000亩，今年的收成不仅不会降低，初步估计每亩还会增产近200斤。”

    同样是受到病虫害的地区，为什么雄县的玉米没有减产，反而产量会有所增加？雄县农业局副局长刘玉堆给出了答案，“能有这样好的结果，得益于政府的重视”。

    刘玉堆表示，虽然虫灾不像暴雨等自然灾害那样，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但是，作为一级地方政府，雄县每年都会有关于虫灾的防治预案。

    为了响应国家“农业基层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规划，雄县建立起了三个“农业区域服务站”，每个站点管辖三个乡镇，直接面对农民进行“一对一”的服务。“这些措施，在面对像今年这样的病虫灾害初发时确实起到了作用。”刘玉堆这样总结前期的“植保”工作。

    防治组织作用凸显

    据了解，我国植保专业化防治组织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在一些省（市、区），通过国家（省）商品粮基地建设及国际援助和合作项目，在一些项目实施的区县购置了机动喷雾器，在乡、镇农技站建立了植保专业队，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的统防统治工作。

    到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一些省市专业化防治组织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并出现了政府职能部门主办、民办、个体等多种类型的防治组织。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农村劳动力开始大量转移，部分机手外出务工，加之资金投入较少，机械老化，植保专业化防治队伍出现萎缩，专业化防治工作出现下滑局面。

    进入本世纪后，随着国家对粮食生产的重视和对植保投入的增加，植保专业化防治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2008年，农业部下发了《关于推进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防治的意见》，极大地推进了植保专业化防治队伍的建设，各省（市、区）也先后出台了植保专业化组织建设的文件和举措，加大了对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防治的投入和政策指导，专业化防治组织建设得到快速发展。

    2011年6月14—15日，全国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工作会议在湖南长沙召开，时任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表示，大力推进专业化统防统治，是符合现代农业发展方向，适应病虫害发生规律变化，提升植保工作水平的有效途径，是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安全和农业生态安全的重要措施，必须高度重视，全力推进。

    据农业部统计，到2011年6月，全国经工商注册的病虫害专业化防治组织达1万个以上，拥有大中型植保机械120万台套，从业人员近100万人，日作业能力超过3000万亩。

    “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防治组织的作用在重大病虫害的防治中日益凸现，为实现全国生产粮食的‘九连增’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农业昆虫研究室主任王振营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

    然而，由于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防治组织的主要职能是组织对病虫害的防治，本身缺乏对病虫害发生的预警能力。王振营认为，应该密切与各级植保部门，特别是当地植保部门的联系，及时了解当地农作物病虫害发生趋势，对当地植保部门在业务上给予指导，在技术上给予培训，及时发布病虫害预警，发生趋势，预测病虫发生程度的信息。

    预警体系须强化

    “对于病虫害的防治就像是一场赛跑比赛，如果落后了，我们的粮食安全就堪忧！”一位多年从事病虫害防治的专家这样解释着我国目前的“植保”局面。

    早在建国初期，我国就非常重视病虫害的预警工作，四十年前，农业部就曾提出“要像办气象站那样办好病虫测报站”。可见，病虫害的预警早已成为整个“植保”体系的重要一环。

    据农业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已经建立“病虫测报区域站”1200个，“基层测报点”6300个，从事病虫害测报的专业工作人员有16000多人。但是，将这些数字平均到我们国家2700多个县里，力量显得单薄。

    “我们国家整个预警体系遇到的困难仍然是资金、设备、人员等老问题。” 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研究室主任程登发谈起病虫的预警现状忧心忡忡。我国目前专业的“昆虫预警雷达”有七台，但全部都是用作科学研究，对于病虫害的预警，我国采用的依然是最原始的基层植保人员定期到田间地头查看的方式。

    程登发告诉《民生周刊》记者，目前来看，我国关于昆虫灾害预警的研究机构非常少，具体实施部门力量也很有限。“昆虫预警雷达”作为世界上防治病虫害的有效设施，对于一些迁飞性的害虫预警作用明显，但在我国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推广起来面临的同样是运行费用短缺、专业技术人员匮乏的窘境。“当然，除了‘昆虫预警雷达’，卫星遥感技术、航模飞机等也是有效的方式，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有没有相关的设备和人员。”

    程登发认为，此次的粘虫灾害凸显了病虫害提前测报的重要性。发现病虫后再实施救治往往会使政府和农民在这场“竞赛”中丧失优势，所需要的资金也会更多。虽然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诸多传递信息的方式运用到了虫灾防治中，但是“后发制虫”不如未雨绸缪。病虫害预警重点是“防”，假如这道防线被突破，降低灾情的关键是怎么“治”。

    统防统治抓植保

    据农业部的相关文献称，我国早已建立起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农作物保护系统。农业部有种植业司、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等统筹和研究机构，地方有省、市、县、乡等多级植保站或区域农业服务站点。但是，就其发挥的作用而言，地区差异非常明显。

    此次粘虫灾害，大面积爆发始于东北三省，随着气候的变化，逐步向南推移。从受灾程度来看，东北地区似乎更重，但是由于防治和补救及时合理，结果并未造成重大减产。“究其原因，是因为东北地区的粮食种植方式更趋于整体化、模式化，农场式经营让该地区的虫害防治更加有效，‘统防统治’效果也更明显。”程登发这样向《民生周刊》记者解释。

    中国农业大学相关专家以黑龙江为例向《民生周刊》记者谈到，黑龙江省在全国率先发出了三代粘虫虫情警报，全省统一协调租用飞机、协调机场，并紧急启用了肇东农业专用机场，对重点发生县进行了航化防治作业。17架飞机共出动307架次，杀虫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并且飞机航化防治费用由省财政全额补助。除了航化作业外，绝大部分地区采用的也是大型喷雾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部分农业欠发达地区耕作方式依然比较传统，大多还是以分散种植为主，组织化程度不高，信息化水平、经营规模、信息来源等许多方面仍然比较落后。虫灾来临，只能是“自防自治”的模式，机械化程度明显不足。

    在推广“统防统治”过程中，农业部曾指出，建立“统防统治”的病虫害防治体系可以体现对口用药、节约成本、增加防治作业效率等多重优势，在提高防治作业效率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农民农药中毒现象的发生。

    农业部同时指出，“统防统治”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各级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农资企业以及农民等应该分工合作，在面对重大农作物病虫害时更应该密切配合。

    但走在田间地头，仍有大量的农药袋散落一地，这都是农民施撒完农药后随意丢弃的。“现如今，人们可以说是‘谈农药色变’，但是遇到像今年这样较为严重的病虫灾害时，又不得不大面积地喷洒各种农药，否则庄稼就会被吃得所剩无几。”张珍心情很矛盾。

    国际水稻研究所研究结果表明，面对病虫灾害时，农药的使用往往弊大于利。处理农药引起的保健问题的费用总是会超过农药给农作物带来的好处。因此，有关专家认为，在“统防统治”大背景下，不能忽略“绿色植保”、生物防治的重要性。

    法律法规待完善

    雄县植保站站长刘秋生向《民生周刊》记者介绍，雄县的耕地面积近50万亩，县农业局植保站工作人员的编制仅11个，平均算来一个人要负责将近10万亩耕地的植保工作。“不仅如此，由于农业工作负担大、人手紧，植保站大部分在编人员都借调到了农业局其他部门，实际参与植保工作的只有4人，这4个人都是跟我一样，是60、70年代出生的‘老兵’，年轻人太少了！”谈起目前的病虫害防治局面，刘秋生表达了一名基层植保工作人员的无奈。 

    刘秋生还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检疫条例》明确规定植物检疫人员可进入车站、机场等区域进行检疫工作，但是作为农业部门，有些职权实施起来十分困难。

    刘秋生表示，“通常人们以为病虫是从一块庄稼地吃到另一块，但是人们也许不知道汽车、植物、大气等都可以成为虫子迁飞的载体。”由于农业部门的执法权比较模糊，其工作范围也只能被限定在田间地头。由此看来，加强基层监测点建设显得异常重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检疫条例》颁布实施至今已经三十年了，三十年间农业的耕作方式在变，农民的生活也在发生变化，国家一直在强调‘统防统治’，可是到了基层，资金是问题，专业的技术人员也是问题，‘亡羊补牢’式的救治造成的人力、物力、资金的投入往往比提前预防要大得多。”多年关注农业生产的法律专家陈森向《民生周刊》记者谈到了我国目前关于农作物法律、法规的不足之处。

    此次虫灾，防治效果明显，受灾地区虽有减产甚至绝产的情况发生，但我国还是迎来了第九个大丰收的年头。强化针对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将成为保证来年农业增产增收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