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进城”须做好加减法

    推进农民城市化的进程，必须有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先行，让进城农民与城里人在就医、就业、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均等的社会服务，这样的城市化才是健康的发展。

    8月14日，社科院发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蓝皮书。蓝皮书指出，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元至50万亿元的成本。蓝皮书还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6.91亿，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常住人口。

    “进城”，曾是许多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最为朴素却遥远的夙愿。带着一份简单的执着，过去，农家子弟唯有用“十年寒窗”或“汗血洒疆场”的款款深情叩开城市的门。当改革春风拂面，“弃村进城”的梦想不再遥不可及。

    城镇化率首过半百，可以成为一个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标注。这是一个值得庆幸的社会现象，说明社会群体流动的加快，社会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对社会而言，这是经济大繁荣和社会大发展的利好消息；对农民而言，更是梦想走进现实的最好写照。

    梦想还会继续延伸和覆盖，任凭我们遥想。但现实生硬而且真实地摆在这面前：在未来的城市化进程里，我们将要付出数目相当庞大的成本，“至少需要40万亿至50万亿元”。一个可以比对的数字是，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不到10万亿，整个GDP不过47万亿。如果说“凡是用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能算是问题”，那么拨开现实内核可以发现，即使是足以让我们引以为自豪的过半城市化率，目前还只是“浅度城市化”。这种浅度表现为农民进城却未扎根，这样的表征其实就是空间流动有余，社会资源流动却严重不足。这样的浅度城市化，并不值得欣喜，其释放的是虚假的繁荣，反而会影响社会发展进程。

    农民进城为何会面临这样的现实，其实还是一个利益纠葛的问题。进城如果只是空间的转移，本不是问题，焦点在于附加在“进城”之上的各种利益的“迁移”和“让度”。从某种程度上讲，最主要的障碍就是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利益上的重新分配。涉及到这两大阶层的利益，推进难度可想而知。

    要推进农民市民化，并不在于农民生活习惯和方式的改变。市民素养形成非一日之功，更为现实和迫切的应是政策的发力，这就需要做好一系列的加减法。比如户籍制度的改革，消除进城门槛；比如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消除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如果仅仅是人进城了，户口却未进城，权利还在“摸石头”，这样的城市化注定是走不远的。简而言之，推进农民城市化的进程，必须有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先行，让进城农民与城里人在就医、就业、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均等的社会服务，这样的城市化才是健康的发展。

    中国农民的“出乡村记”，没有神灵庇佑，梦想照进现实的全过程，就是权利从乡间小道走向康庄大道的投射。

    在城市化一路凯歌高进时，也有必要停下脚步回首乡村。城市化之后的乡村该如何保持它应有的风骨，这不是城市化之外的作业，而是城市化必须正视的修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