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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于支教模式、效果有着各种质疑，但始终有这样一群人，在媒体的“溢美”或“捧杀”下，坚持走进普通而真实的支教生活，影响着他人，也寻找着自我。在没有强制约束的支教体系中，志愿者成为“流水的兵”，有人默默驻守，也有人匆匆而过。
重返故地
“我学的专业很好找工作，可以不来支教，完全是受电视剧《血色浪漫》的影响。”徐喆声音爽朗，有着山东人的豪气。很难想象，这位样貌稍显老成的“85后”大男孩，竟是受了一部电视剧的“蛊惑”而踏上了支教之旅。
作为天津师范大学第十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2008年徐喆带领7名队员扎进了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馋口镇常川村希望学校。
绵延的群山、贫瘠的土地、散落的人家，黄土高原自然天成的“天大地大”，没有辜负徐喆“血色浪漫”的情怀，更让他看到了西部大地最真实的一面，残酷而动人。
定西素有“陇中贫瘠甲天下”之称，除了盛产的土豆，就是黄土垒起的丘陵沟壑。偶尔下起零星的雨，都会顺着倾斜的瓦，落到屋檐下的沟渠，夹带着枯枝败叶缓缓流进家家户户的水窖里，最终流进许多农民的“饭碗”。
共青团有关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规定，专业成绩达到一定标准的优秀本科应届毕业生可以通过支教的方式，免去研究生初试笔试，直接参加面试。徐喆和队员因此汇聚而来。
徐喆毫不讳言，50%以上的队员是为了“保研”才参加支教的，但他坚持认为，这样的初衷并不影响他们对教师岗位尽心尽力。
“眼见为实。看到这里的孩子每天步行两三个小时上学，你就不忍心去糊弄，非得认真备课、认真上课不可。” 徐喆说。
队员们的努力，证明他所言非虚。支教期间，每名队员至少担任1门主课和2门副科的工作量，每人每周教学量都达到15课时以上。
此外，因为他们的到来，学生们告别了冰冷的午饭，建起了小食堂；告别了没有经过消毒的窖水，盖起了锅炉房；孩子们也能够跟着音乐做起课间操，过上属于自己的“六一儿童节”。
作为团长，徐喆并不想用“初衷”来划定不同的群体，但“纯理想主义”的他还是发现了这其中的细微差别。
“就个人而言，我不单把目光盯在当老师上，还会多做家访。”自从触碰到定西“骨瘦如柴”的生存现状，徐喆就开始通过网络为更多的贫困学生联系助学者。一年间，他家访的足迹遍布了九华沟地区的每一座山，走访了超过100户学生家庭。
“从来没有8个人一起去过。当然，有队员提出不愿意家访时，我很理解。那样的山路毕竟很不安全。”
在支教之行结束数年后，徐喆再次来到定西，挂职担任共青团安定区委副书记，主要负责希望工程、扶贫、招商引资、思想教育等工作。工作之余，他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找捐助”上，以帮助困难学校或学生。
“选择回到这里就是因为感情。支教虽然结束了，但对这个地区的关注还在继续。”
自省之旅
在北京舞蹈学院的一间练功房内，一位来京参加夏令营的甘肃籍孩子正安静地依偎在刘湘吟腿上。为了与自己的学生话别，刘湘吟冲洗出和孩子们的合照，在背面写下了寄语。
与其他支教志愿者相比，刘湘吟的支教之行显得利索与洒脱，也稍许令人费解。
2009年，不惑之年的她卖掉台湾老家的房子，拿起背包，背上家当，不顾家人和朋友的质疑，一个人踏上了充满挑战和未知的支教之路。
“城市中，每个人都需要挣很多钱去付很多帐单。这样生活的人千百万，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为了逃离被城市豢养的生活和一段备受打击的感情，喜欢追求变化的她选择用一次“深度旅行”来寻找自我。
三年来，刘湘吟辗转于江西、陕西、云南、甘肃等地。在单打独斗两年后，她于2011年加入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组织的支教队伍。
“团队有团队的优势，有培训、有伙伴，还有补贴。” 刘湘吟笑言。当然，支教地区的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物资匮乏、信息闭塞曾让在台湾长大的刘湘吟难以适应。
当有媒体将“两岸使者”之类的赞美之词放在她身上时，刘湘吟对记者坦言，“那都不是自己说的话。”
“其实90%的支教生活都很平淡，或者说是无聊。野菜吃够了，野生动物看完了，很多人就离开了。”支教的3年，在每个驻留的地方，她经历了太多志愿者的“中途退场”。
除此之外，她另有感触：“孩子们未必都纯真，校长未必都公正，同事未必都团结。三年来，不止一位受教地区校长想利用我台胞支教的身份，为学校谋求‘资助’。”
谈到自己的收获，刘湘吟感触颇多。“没有孩子却学会了和孩子相处，不是教师却感受了老师的职责，身为都市人却体验了乡村的生活。最大的成长，就是更清楚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原来我也可以做一些事。”
“离开时，觉得台湾怎么这么多毛病，现在却想到了它的可爱面。”离家3年，如今刘湘吟已定好了返程日期。“反正我得挣钱，这三年都是往外掏钱，有点像傻瓜。”
自由者的逃离
“游弋于戈壁荒漠的春天，也便注定了是昙花一现的瞬间。也许至始至终，春天从未开始。”采访中，果果如此解释爱心家园“弋戈春天”的名字。2008年，它的解释是“带来暖暖的希望……”
果果姓任，80后，在朋友圈中是出了名的“逍遥派”，不喜欢被规划的生活，总想着去寻朋问友，或云游天下。2008年3月，她却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大武镇留了下来。
“去果洛只是偶然，因为喜欢藏区，想要找个没让外人占领的藏地呆呆，单纯地想近距离接触藏文化。”果果对记者说起加入支教的偶然性。
那时，她加入了一个名为果洛“绿三源”文化中心的草根组织，专门收留一些没有机会上学的孩子，为他们提供一些免费的基础教育，并给予孩子及家人一些生活上的补给。
“开学”两个月，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然而发起人麦齐的突然失踪，将这个没有民政注册，没有正规组织的草根打回原形。志愿者的补贴、学校的房租，承诺给孩子们的午餐都不得不停下来。
当地的藏族老师也因为拿不到补贴相继自谋生路去了。
“如果我离开，就没有志愿者会留下来了。不是因为别的，只因为当时我的经济状况稍微好一点，即使自己没钱，也能借到生活费。”面对麦齐留下的“烂摊子”，有性格的果果成了团队的“主心骨”。
对此，果果感到无措，动了不再管这些“没谱的事儿”的念头。但这个念头在孩子们的眼神中，在捐助者的关注下“戛然而止”。
“身不由已，因为学生们需要帮助，而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在支持这些孩子。他们需要一个渠道，我们当时正是那个渠道。”
最终，在北京从事义工研究的王钢答应借资7000元，帮助“绿家园”渡过眼前的困难。还有一位名叫“阿铁”的女孩，不仅捐助了2000元作为活动经费，还愿意去果洛免费支教。
2008年7月7日，“绿家园”更名为“弋戈春天”，爱心家园再次开园了。
然而，“无米下炊”的状态并没有得到改善。9000元的运转资金与 “弋戈春天”正常的开销相比，还是杯水车薪。“弋戈春天”的月需费用最低也要3000元。
“注册NGO需要3万元，还有机构运作成本。”资金断流、注册NGO无望、无钱给孩子治病，重重压力在短短两个月间袭来。仅剩的一两名志愿者也萌生了退出的念头，甚至对果果的财务管理产生质疑，直至引发了一场在“弋戈春天”博客上的辩论。
志愿者内部的分化，让果果第一次感到累。即使在博客上，她将每笔收支都一一做了记录并予以公示，也难免给人留下口实，无法获得更多的捐助。
从前，“弋戈春天”的博客除了记载学校的每一笔收入和支出，每一件物品的来源和去向，还有成员和爱心人士的互动交流。但现在，博客几乎全成了果果一个人的独白。
“我到底给他们带去了什么？”果果常常会反问自己。面对果洛贫穷落后的现实，面对几十个近乎流浪的孩子，果果认识到个人力量的渺小。面对“弋戈春天”这个“无底洞”，果果陷入迷茫。
2008年9月，“弋戈春天”开始四处奔波，为留下的孩子找“出路”。经过努力，当地教育部门和学校终于松口让适龄儿童通过考试进入当地一小、二小，不再以没有户口或学习成绩差等借口拒绝孩子。
2008年9月，“弋戈春天”在内外矛盾中暂停了自己的任务。离开果洛后，果果在博客中写下了《舍不下的青海》。
“我虽然一直都是自由身，但心里总有‘逃跑’的感觉。我实在无力支撑了，不论金钱还是精神，都已经到了底线……”
这说不清的“纠结”延续至今，磨掉了一个行者的自由。至今，果果仍保留着支教时的手机号码，因为她知道，有那么几个孩子会永远记着这个号码，即使他们仍在草原辗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