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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京华时报：
以信息化推进信访制度进步
国务院下发《关于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息安全的若干意见》，要求利用信息化手段，建设公众诉求信息管理平台，改进信访工作方式。引起广泛关注。
作为一项权利救济机制，信访在化解矛盾冲突和民怨诉求的同时，也遭遇越来越明显的信任危机。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构建的信访制度亟待改革。如何迈向法治化轨道，实现与司法机制的互补，将民众诉求和利益表达导入常规的法内处理途径，正成为社会共识。信息管理平台的创建与使用，恰是信访制度改革的突破口。
目前，我国有9亿手机用户、5亿网民、3亿微博用户，网络正在成为人们表达诉求的重要渠道。建设公民诉愿信息管理平台，能将现实中涌向党政机关的上访人群，依法导入便捷的网络舆情处理机制中，有效化解信访人力不足、反馈迟缓等弊端，降低上访对社会秩序的冲击风险。
更重要的是，网络信息平台建设，必然伴随着体制和处理机制的改革。要用好网络渠道，真正取信于民，就必须科学整合信访的力量格局，建立起快速、灵敏、及时的反馈和协同处理机制；要化解信访部门的案件积压困境，避免处理纠纷的国家资源重复性损耗，就必须建立信访与司法间的协调机制，实现上访者利益诉求的分流处理；要避免信访案件出现选择性结案，防止领导干部的个别化干预，就必须健全和完善相关法规制度，以配套的程序机制确保信访诉求处理的普遍性正义。
新华每日电讯 ：
航空“黑名单”应由第三方认定
几个月前乘坐春秋航空公司的飞机，遭遇长达8小时延误的乘客，在获得200元的经济补偿后，竟被该航空公司列入了从此以后不予提供服务的“黑名单”。
近年来，春秋、厦航等航空公司，也开始引进国外通行的“黑名单”制度。可是，“黑名单”进入我国后，好像变成一个“筐”，国内航空公司随心所欲地将旅客“拉黑”，实施拒载，这项制度安排不仅没有被国内旅客所认同，反而招致了社会各界的强烈质疑。
实际上，全球范围内，旅客在机场和飞机上闹事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公害，各国警察和航空公司都采取了各种严厉举措，包括航空公司设立“黑名单”，以及严厉的处罚。但春秋航空公司在既没有告知，也没有走任何程序的前提下，擅自将乘客列入“黑名单”，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难以服众。更为重要的是，这与现行法律相悖。《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航空公司作为服务普通旅客的运输企业，属于公共运输承运人，就因为乘客索赔的行为，就将乘客列入“黑名单”，显然违反了法律规定。
鉴于此，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借鉴欧美国家的成功做法，修订我国《航空法》，专门增设“黑名单”条款，将其列入政府行为，需经安全与司法部门等权威“第三方”核准认定，并设立专门的审监和申诉机构，建立中国版的航空“黑名单”制度。这不仅能让公众更加信服，也能改善航空公司与旅客间的关系。
中国青年报：
试行不能代替问政于民
广州“限牌令”于6月30日21时突袭，打了毫无准备的公众一个措手不及，从而引发强烈争议。7月16日，广州市常务副市长陈如桂将这种没有事先征求市民意见的突袭，解释为防止市民抢购、集中上牌，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公平和政策实施效果。
“限牌令”的突然袭击，成功阻止了抢购和集中上牌，保证了政策的实施效果，却深刻地激发了公众的舆论反弹，对政府的公信力和政策的良善意向，都是一种难以弥合的伤害。
鉴于城市有限的承载力，汽车限牌似乎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必须明确的是，一个影响面巨大的政策的推行，哪怕是试行，也应当且必须要事先征求公众的意见。这不仅是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要求，也是行政规则以及政治文明的要求。
广州的“限牌令”结合了上海、北京的做法，显示了尽可能择善而从的愿望；限牌令先“试行”一年，也显示了让政策软着陆的善意。但如此众多的善意，却无法掩饰本质上依然是在依靠行政强权推行政策。坦率地说，广州限牌令的突袭，就是以一种既成事实来坐实政策，让公众认可现实。
“试行”是广州“限牌令”最容易软化反对意见的高招。你难以从根本上否认这不是一种“问政于民”。但是，“突袭”的推行方式却真切地表明，它的确不是真正的问政于民。所谓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黄连已经吃下，政策已经在推行，再大的意见，也只能寄望所谓的“微调”。即便“试行”一年之后政策有所微调，展示了“问政于民”，政策恐怕也不会出现根本的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