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复存在的中学

    从2001年开始，包括117中学在内的众多农村中小学校在“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改善办学条件”的原则指导下被逐渐撤并。“撤点并校”正式开始于2001年，这与117中学消失的时间刚好一致。

    “三校到了，有下车的没？”当售票员用浓郁的东北口音说出这句话时，郭新（化名）知道，她的家就要到了。

    郭新的老家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清水镇的一处矿区，“三校”是城际客车途径的一个站，没有站牌，甚至连“三校”这个学校也不复存在，如今它已更名为“沈北新区二井小学”。 

    可“三校”依然“活”在郭新和父辈们的记忆中。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三校便承载着整个矿区孩子的童年记忆。人们约定俗成，将这所小学的旧名唤作家乡的一个代称，几十年未变，并在家乡的一系列变革中被延续下来。

    原来的三校位于102国道旁，是这个矿区为数不多的文化地标之一。在三校的东边，仅一墙之隔，是沈阳市117中学，郭新就是在这两所学校里度过了自己的九年义务教育时光。

    现在，117中学的三层教学小楼依旧屹立在这个矿区的地图上，不同的是，“117”仅仅是个“番号”，它的教师及学生早在2001年就被安插到几公里外的78中。郭新是最后一批在117中完整读完三年初中的学生。除了儿时在117中玩耍的记忆，她的表弟、表妹与117中已经没有任何关联。

    “这种感觉很奇怪。”郭新这样形容她那已经消失的中学。每次在高中、大学期间填写履历，郭新都要郑重其事地写下“117中学”，可117中究竟在哪，就连郭新自己也说不清楚。“那座教学楼还在，可它已被小学占用；我的老师目前都在78中挂职，可我一天学都没在那里上过。”

    其实早在117中就读期间，郭新就预感到这个学校的前景不甚乐观。在这所初中里，每个年级只有两个班，而本地生源加一起，也只能凑够一个班级的数量，另外一个班级则是由来自5公里外的矿区学生填充。

    除了生源的逐年减少，教学质量不高也是导致117中“死去”的重要原因。据郭新回忆，2001中考过后，全年级80名学生中，升入省级重点中学的只有2人。由于升学率不高，大部分家长都不惜花钱将孩子送到更好的学校。

    此外，优秀教师的匮乏也加剧了生源的流失情况。“能把课讲明白的数学老师拔不了高；能做出难题、怪题的老师却不会讲课。”撤点并校后，那位会做难题、怪题的数学老师被安排到了后勤部门，这让郭新唏嘘不已。与此同时，她的班主任则通过私人关系转到市区的一所学校担任语文老师。

    对于矿区的大部分家长来说，“撤点并校”却是他们盼望的结果。由于78中师资力量较好，升学率高，并校之后反而为家长省去了花钱转校的种种麻烦。然而在郭新看来，117中的消失，一方面是承载其成长记忆的载体的覆灭；另一方面，则预示着矿区文化气息的日渐衰落。

    “对于我们这个矿区而言，与‘文化’沾边的地方只有三个：一个是矿区文化宫，一个是三校，另外一个就是117中。”在郭新上小学之前，文化宫经常放映电影，她记得在那里看过电影《霸王别姬》。上小学时，文化宫已经不再放映电影，但每年的儿童节，学校都会组织学生们去那里开展文艺联欢会。等到郭新升上初中时，文化宫已经彻底废弃。

    “117中没了之后，那种中午放学时一群大大小小的学生混杂热闹的场面再也看不到了。”如今，在三校和117旧址的南面，原来的棚户区已经被整体拆迁。郭新还记得，十年前，她从117中的大门出来，下一个坡，穿过两条胡同，就是姥姥的家。在那里，姥姥在等她吃午饭。

    十年后，三校孤零零地对着眼前的这片废墟。矿区的初中生则每天要骑自行车去几公里外的78中上课；天气恶劣时，有各式“校车”在居民区和校门口等着他们。由于路途遥远，孩子们也只能在学校附近的“小饭桌”吃中午饭。

    从2001年开始，包括117中学在内的众多农村中小学校在“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改善办学条件”的原则指导下被逐渐撤并。“撤点并校”正式开始于2001年，这与117中学消失的时间刚好一致。

    校车事件引发的诘问(媒体札记)

    郭铁 文

    2011年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名为《一所70年老校的撤并之路》的报道，为江苏徐州丰县首羡镇的校车事故注入了更多的新闻价值。

    “作为一个老教师，我今天一天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如果我们的学校没有被撤并，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这是江苏省徐州市丰县首羡镇张后屯村人、“有着36年教龄的张志学（化名）老师”为这篇文章道出的开场白。

    一石激起千层浪，嗅觉灵敏的媒体迅速沿着“校车事故——求学路的遥远——撤点并校”的藤蔓摸到了他们要找的“新闻背后的故事”——撤点并校。一时间，所有言论的锋芒也一同转向。

    2011年12月15日，《广州日报》以文章《一所70年老校的撤并之路》为由头发表评论，称“该给狂热的撤点并校浇点凉水”。“当初撤点并校的理由是优化资源，提升教育水平……‘一刀切’的撤点并校，造出大量的‘假冒伪劣的优质学校’，而让真正的‘有历史味道的学校’受到冷落，甚至被拆，导致了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第一财经日报》则于16日发表了题为《撤点并校的公共难题》的文章。文章引用了《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0）蓝皮书》的相关数据，对“并校后遗症”做出概括：“农村教育正面临新形势、新问题，重点高校中农村学生的减少令人担忧，一些地方农村‘撤校并点’出现一刀切的现象，导致出现新辍学流失和‘上学难、上学贵’问题。”

    此外，一些主流媒体也纷纷对“撤点并校”提出诟病。新华评论《撤点并校，不能图省钱省事》指出：“乡村学校撤并，不仅造成部分孩子上学不方便，也预示着乡村文化中心的消失。”

    正如有媒体评论称，如果不是悲剧连续发生，我们可能很难如此认真地反思这项措施。2011年9月9日，湖南邵阳沉船事故发生时，《经济观察报》的一篇名为《邵阳沉船：映射农村教育危局》的文章就透露出“撤点并校”所产生的“农村教育城镇化”、“争抢生源”、“农村教育空心化”等问题，已经成为威胁孩子上学安全的重要原因。

    值得反思的是，媒体对“撤点并校”这项政策实施之后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均有所涉及，“校车安全”、“乡土文化”、“寄宿生活”等等似乎成为2011年一系列悲剧的不经意预言。

    早在2007年，《华商报》记者通过对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柿园小学等学校的调查得出，撤点并校“一刀切”之后产生了诸多问题。一些六七岁的孩子为了上学，不仅每天要走一二十公里山路，而且在乡镇中心小学寄宿的孩子，其住宿、伙食等条件普遍较差。

    2009年，《南方农村报》发表了《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的八年之痛》一文， 文中援引了2009年两会期间广东农民代表杨月娥的表述，“学校撤并，孩子们不得不去镇上上学，一些孩子离家就是二三十里，车费、住宿费、伙食费，一年保守都要1000元，实际上农民的负担反而加重了。”

    针对“撤点并校”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很多些专家建议，对已执行了十年之久的该项举措进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