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得去”“上得来”

    进入2011年11月以来，湖南湘乡市大学生村官曹杰更加忙碌了，除了要处理村务还要忙碌公司里的事情，工作之余还紧张准备着公务员考试。从大学生到村官的转变，曹杰在转变中感受到农村对他的吸引，为了今后能拥有一个更大的平台为农民服务，他决定报考公务员。同时，也可为自己解决后顾之忧。

    像曹杰一样任期将满的大学生村官还有很多。据2011年最新公布的《2011年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显示，全国2006年、2007年共选聘大学生村官6.2万人，期满后共流出3.5万名，占总数的56%。按照三年期满“流得动”的情况，《报告》预计，2011年将有6万多名，2012年将有7万名大学生村官面临期满后的出路问题。 

    政策保障下的多元选择

    2011年11月27日由中组部、农业部联合举办的全国大学生村官培训班上，来自31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新疆建设兵团的96名新任大学生村官，接受了专题辅导，再一次显示了党和政府对大学生村官这项战略工程的重视。

    早在2009年，中组部、教育部等部门就已经联合下发了《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大学生村官任职期满后的5种出路：一是鼓励担任村干部，二是推荐参加公务员考试，三是扶持自主创业，四是引导另行择业，五是支持继续学习深造。

    据了解，山东省滕州市在2011年村“两委”换届中，大学生村官表现极为“抢眼”。全市456名大学生村官，有191名进入村“两委”，其中有67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有17人担任村主任，7人是“书记主任一肩挑”。

    山西河曲县鹿固乡杨桥洼村委换届工作今年也出现新亮点。在全票为277票的状况下，该村大学生“村官”李怡君以269票当选为村委主任。成为山西河曲县第一个进入村“两委”的女大学生村官。这得益于当地政府积极引导大学生村官进入基层干部队伍的政策。

    据大学生村官网的一项调查显示，以万人样本数据来看，大约有20%的大学生村官任期满了之后选择了留任。据了解，除了各级政府在政策方面的引导之外，个人的自我实现也很关键。

    宁夏银川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团结村村主任助理马琰留下来的原因很简单，她说：“我在这里找到了被需要的感觉！”

    调查结果显示，占60%的大多数大学生村官选择了报考公务员。安徽省颍上县陈桥镇三王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助理的赵钢钥也准备参加公务员考试。他的想法得到了同事们的支持，大家鼓励他好好准备，“考上公务员能更好地为村里做贡献”。

    “重庆模式”和“屯留模式”

    重庆市龚滩镇罾潭村大学生村官李昌贵正为了村里香菌的销售而奔走，他还有一年任期才满。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这信心来源于重庆的大学生村官计划的特色。

    重庆在2008年启动并实施大学生“村官”计划时，通过政策杠杆，创新了大学生村官发展的解决办法，即“高校毕业生——大学生‘村官’——公务员——区县的年轻领导干部”的干部培养链条，这成为“重庆模式”最突出的特色。

    李昌贵在工作之余，还热衷于研究大学生村官的发展问题。他对“重庆模式”尤为关注，据他的研究表明，近些年来重庆结合大学生村官战略的实施，进行体制改革，吸引大批有志青年徙居山城农村，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目前，来自北京、湖北、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大学生村官、青年志愿者和农机服务人员以及特岗教师和外聘科技工作者在内，按照国家计划以各省、市每年10000人计，已经有近3万大学生毕业生在重庆农村成长锻炼。

    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率先把引导大学生村官就业的“五驾马车”改装成“六辆马车”，给大学生村官规划了第六条道路，考核期满合格直接纳入事业单位和公务员队伍。该政策使得数万青年能够在重庆农村安心服务基层，毫无后顾之忧。

    在2011年《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中，该报告主编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跃高特意将县域报告——山西省大同市屯留县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单列展示，称其为“屯留模式”。

    在山西省屯留县，全县合作社从2009年年底的289个发展到目前的450个，数量增长的动力便来自“屯留模式”。即以大学生村官加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导模式，在农村带领农民群众创业致富，同时让大学生村官锻炼成才。其创新之处在于，屯留政府部门创造政策环境，鼓励大学生村官领办、合办、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1年12月1日，《山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正式实施，规定到农村任职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创办或者加入合作社，可以农民成员计算比例。

    胡跃高教授认为，屯留在艰苦的条件下探索形成的“屯留模式”，给大学生村官提供条件“待得住”，更提供机会“干得好”，对全国中西部地区具有较强的示范和指导意义，对东部地区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大学生村官发展的冷思考

    据大学生村官网上的一项调查显示，仅8%的大学生村官表示没有被借调过，自始至终在村里工作，而高达九成的大学生村官表示曾被借调过。记者了解到，被借调到乡镇的大学生村官大部分精力被用在收发文件、撰写材料、接听电话等日常琐事上，有些人在某种程度上还成了“乡官”。

    调查发现，部分大学生村官自身的“求功”心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下得去”。在大学生村官被借调的原因调查中，“主动要求、锻炼自己”的比例占一成，且有超过一半的大学生村官表示在乡镇借调期间的进步更快。另外，有一些基层干部认为大学生村官缺乏基本工作经验，怕“出乱子”、“捅娄子”，便不敢放手，以至于一些大学生村官在进村“最后一公里处”被“搁浅”。

    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理事长王晓曾经说，大学生“村官”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正在从初期的适应性问题转变为当前的发展性问题，即如何帮助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创业发展。

    当前大学生村官的“流进流出”类似于中国高等教育的“严进宽出”，呈现出“轰轰烈烈进”却“平平稳稳出”的怪象。胡跃高教授这样认为，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生村官考核制度的执行能力，并建议将“创业能力”作为考核的重要指标，“如果有了创业能力，不仅能做好村支书带村民致富，也能做一名优秀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