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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逐渐被重视，但是在一些人口小县，仍然要面临不太乐观的局面。刘校长常说的一句话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30万人口以上的地区必须办特教学校，不足30万人口要视地方的实际情况而定，说白了就是经济实力。
在山西省长治市黎城县博爱特殊教育学校采访时，校长刘俊苏告诉记者，“孩子们想要给你表演个节目，是一首他们精心排练了很久的歌。”
老师按下录音机的按钮，音乐响起，演唱者由72个智障、聋、盲的孩子组成。虽歌声稚嫩、良莠不齐，甚至有的孩子只能附和着发出“啊，啊”的叫声，却动人心魄，直指心底——“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
这次采访中，深深触动记者的，不只是72个特殊儿童的坎坷命运，更是一个县级小城的特殊教育在艰难前行中，遭遇的尴尬和背负的难以承受之重。
农民开办的特教学校
博爱特殊教育学校坐落在山西省黎城县麦仓村。刘俊苏说，“校舍是租的，这里原本是麦仓村小学的旧址，废弃之后我租过来进行了翻修，勉强可做校舍来用。”
博爱特教学校是一所民办学校，由刘俊苏2007年在黎城县教育部门注册、行政部门登记之后成立，至今已有4个年头。
在学校成立之前，刘俊苏是从没有过办学经验的普通农家妇女，一家人之前在村里做些小生意，多年经营下来有几十万存款，日子过得红红火火。2004年，她突然产生了办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的想法，而这个想法首先遭到了丈夫和女儿的反对，“那时我先放弃了对家人的说服工作，跑去外地考察，学经验、找校舍，直到2007年我才再次和丈夫、女儿提出办学的事。”
博爱特殊教育学校挂牌开课了，但此时最大的难题是学校里没有学生。
刘俊苏蹬着自行车到处寻找生源，这个过程既是艰辛的，又是震撼的。在这个小县城，特殊儿童的生存现状在刘俊苏面前展露无余。
“这些聋哑、盲、智障儿童的生活竟然毫无尊严可言，很多孩子就被家长关在院子里，甚至有些被拴在树上，这些孩子完全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这主要是出于几个原因，首先是家长对特殊儿童失去信心和耐心，把孩子拴起来就节约了监护成本；再者出于颜面考虑，谁家有个‘白迷’（当地对智障、痴呆儿童的称呼）在村里跑，都是件没面子的事情；最后出于安全考虑，把孩子拴起来，就能避免他们掉到井里或者走失。”刘俊苏对特殊儿童的生活现状表现出极大的担忧，“我们挨家挨户去做工作，希望能说服家长把孩子送到我们的特教学校来，这并不容易。”
起初，有的孩子被送到博爱学校是因为家长考虑到孩子可以集中托管，省去了监护的麻烦，并没有太多考虑到孩子的教育问题。刘俊苏说，“刚开始我们招了十几个学生，人数不多，但可以开课了。”
特殊教育面对特殊压力
“铛、铛、铛”，几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响起，学生下课了。
记者发现，有很多学生下课后要去厕所方便，都是两两成对，相互搀扶。刘俊苏说，“很多孩子行动不便，甚至有的孩子裤子都不会解，这就需要别人的帮助，我们一直在教育孩子们‘互助、互爱’，现在看起来很好，孩子们都比较认同这种价值观。”
刘俊苏告诉记者，“学校刚建立的时候，面临很多问题，如何构建特殊儿童的价值观念体系，如何构建学校的管理体系，都是问题，我们缺少专业的指导。”在学校建立之初，刘俊苏就想到了要请高人出山，那就是已退休的前黎城县教育局副局长赵鸿斌。
赵鸿斌从事教育管理工作多年，经验丰富，他告诉记者，“我深知黎城县特殊教育领域是个空白，我很愿意做这件事。当时我来了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教师的问题，特教学校的工作量大，收入不多，又要求教师会盲文、手语等专业知识，所以很难招，全县会盲文、手语教学的老师没有几个。”
原本不支持刘俊苏办校的女儿也加入进来，老伴也担负起学校的后勤工作，再加上招收的其他老师，博爱学校组成了一支包括教学、管理、后勤等部门总共20人的团队。刘俊苏说，普通小学50个学生配备2个老师，而我们15个学生就要配置3个老师。我们的一位男老师，身兼教学、学校保安等多项职务，任劳任怨，工资也不多，没有办法，我们人手不够。
刘俊苏介绍，现在在校学生已经由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72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再收了，校舍小、教室也少，师资力量不够，可是还有家长往我们这里送，我很为难。”
刘俊苏回忆，“前年我们这里送来一个盲生，当时校里没有盲生，也没有盲文老师，我说我们老师不够，总不能为一个盲生单独开一个班吧，但是家长不走，说黎城县就这一个特教学校。没办法，我们招收了，专门请了盲文专家来给我们的老师做培训。”博爱学校里的老师白天代课，晚上孩子们休息了，他们还要组织学习盲文、手语、教育心理学。
民办特教学校步履维艰
学校发展至2011年，艰难运营了4年，危机开始逐渐显现。刘俊苏说，当初没想通过特殊学校盈利，可现在的问题是收支完全失衡，连勉强维持运转都保证不了。
2007年学校成立之初，物价局给博爱特教学校核定的收费标准是每人每学期1200元，但是刘俊苏发现，特殊儿童的家庭条件大都不好，因此将收费降到720元每学期，“有些孩子一分钱都交不起，我还是得收，我很难和家长说‘不’。”刘俊苏拿出学校的账本，2010年学校支出是46万，其中学费仅收到2万多元，其它的部分主要来自教育拨款、县里支持、爱心捐赠、还有刘俊苏个人补贴。刘俊苏的丈夫估算，从学校开办至今，刘俊苏个人补贴了50多万元，这都是过去做生意时的积蓄。
刘俊苏说，“现在经济困难的时候主要靠我去外面借钱，因为过去做生意信誉好，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借给我。我就算欠债，也不能让学校的老师们们欠薪，他们工资本来就不高，工作压力也大，我规定老师们的工资必须按时发放。”
刘俊苏还说，“我们虽然是特殊教育学校，但县里一直是以普通学校的经费来拨款，这显然是不够的，我们正在努力通过县里上报，争取获得特殊教育的经费划拨，这样，我们的经济压力缓解了，教职工的工资也能提高了。”
记者就博爱学校的诸多问题采访了黎城县教育局，负责人王苏兰告诉记者，“黎城县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山区小县，人口不足17万，人口小县的特殊教育一直是个盲点，这是很多地区都在面对的一个问题。”
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纲要》中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市（地）和30万人口以上、残疾儿童少年较多的县（市）都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
30万成为一个门槛，王苏兰介绍，30万人口以上必须办特教学校，不足30万人口就要看地方的实际情况而定，说白了就是经济实力。黎城县只有不足17万人口，县财政又比较紧张，因此特殊教育一直是个难解之题，“博爱特教学校的实际问题我们也知道，这会随着国家政策的重视和县经济实力增强而得以改善。”
刘俊苏说，县里确实给予了很多帮助，去年县委书记两次到学校送钱，还帮助解决孩子们冬季取暖的问题，红十字会也给予了很多帮助，但是这依然难解现实之困，“学校规模难以扩大，很多特殊儿童进不来，特殊学校急需的多媒体教学，我们更是不敢奢望，现在最紧要的，是改善校舍环境，孩子们住的不好，教室也太小了。”
对于学校的长远规划，刘俊苏说，“我在考察校办工厂的事，孩子们接受了教育，有了生活自理能力，还会有就业的愿望，现在很多单位对他们的理解不够，所以我想通过校办工厂，来解决孩子们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也同时解决学校的资金困境。”
但对于这个问题，赵鸿斌却有不同看法，“校办工厂远水解不了近渴，博爱学校的财务危机已经很严峻了，即使校办工厂建立起来，孩子们也需要培训，这又是不菲的资金投入。”赵鸿斌认为目前最有效办法，是挂靠爱心企业，以社会力量来解燃眉之急，“我们这里信息闭塞，靠我们自己很难联系到有爱心、有实力的企业，但我觉得这是方向之一。”
最后，王苏兰表示，“长远来看，特殊教育应该由国家来办，但是民办特教学校也是好事，国家应当给予支持，两条腿走路才更稳。”
特教盲区仍存在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及刘俊苏为什么会产生开办特殊教育学校的想法，刘俊苏沉默了。赵鸿斌指着人群中一个看起来十多岁的智障儿童说，那个就是刘俊苏的儿子——她不仅是博爱学校的校长，也是一个智障儿童的妈妈。当时刘俊苏的儿子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不仅跟不上课程进度，更是受到一些同龄孩子的歧视和欺负，从那时起刘俊苏就立志要为特殊儿童找回尊严，“如今刘校长这个愿望实现了，这里的孩子们都知道‘自尊、自爱、自强’。”
据悉，山西开办特殊教育学校近60所，但多在人口密集区域。记者致电山西多地了解情况后发现，在人口不足30万的小城，特殊教育学校普及率仍然不高，更多的是靠爱心人士开办的民办学校支撑，但大都步履维艰。
2007年，江西宣布在30万人口以上县（区）设立特教学校；2010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表示30万人口以上、尚无特殊教育学校的旗县，要尽快独立建设一所特殊教育学校；2011年1月，河南省要求每个省辖市和30万人口以上、残疾儿童少年较多的县（市、区）必须建一所特殊教育学校，把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水平列入均衡教育改革发展目标。
令人欣慰的是，特殊教育在逐渐被重视，但是在那些人口小县，仍然要面临不太乐观的局面。刘校长常说的一句话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赵鸿斌说，刘俊苏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窘境，更是一个教育盲区的尴尬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