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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落松地小学教师农加贵“一师一校”40年，把126个落松地村的孩子送出了大山。让农加贵欣慰的是，送出去的孩子都没有忘记落松地这个曾经的“麻风村”。“落松地小学有个不成文的小规定，每一位从这里毕业的孩子，进入社会后挣到的第一笔钱，都会捐给母校。”农加贵说。

　　在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落松地小学教师农加贵的人生中，有两条最重要的路。一条是他从工作了40年的大山，走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代表通道”的路；另一条是原本打算离开落松地村的他，回头望见，孩子们冒着大雨跟着他走的那条泥泞小路。

　　

　　第二条路的故事，发生于1998年，那时农加贵已经在落松地这个“麻风村”做了12年老师。也是那一年，他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我要留在这个村子，只要孩子需要，我就会一直站在讲台上。”

　　“我是一个凡人，也曾被麻风病吓得几度想跑”

　　农加贵教书的村庄，曾经是一片森林，人畜罕至。20世纪50年代，麻风病盛行，农加贵回忆，“当时染上麻风病的村民全部被要求远离村子独居。1957年，为避免疫情扩散，县政府将麻风病患者集中在这个地方做康复治疗。”

　　

　　这就是当时的“麻风村”，也是如今的落松地。故事的转折发生在1986年。那一年，村子里的麻风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和治疗，村民们不再遭受病痛折磨，重新燃起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随着村里的孩子逐渐长大，需要上学的人数不断增加。深受病痛折磨的村民，更知道读书对于下一代的意义。”农加贵说，那时村民们四处寻找一位“识字”的人来教孩子们读书、认字。

　　

　　刚刚因家庭贫困读到高二就辍学的农加贵，从叔叔那里得知了这一工作机会，“一听是当老师，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后来叔叔才和我说，是去旁边的‘麻风村’当老师，我和家人又马上拒绝了。可是叔叔一再劝说，让我去看一看、试一试。”

　　

　　1986年秋天，20岁的农加贵和叔叔一起来到了“麻风村”。接待他们的是村子里负责照看病人的一位医生。“那位医生说，我们这里有酒精，以后上课前和下课后都用酒精洗洗手，要是实在害怕就拿开水兑酒精喝下去，能壮胆也能消毒。”农加贵说，这是他第一次有了想“跑”的冲动，但医生和叔叔都劝他，“第二天再看看情况。”

　　

　　农加贵来到这里的次日是9月1日，小学生开学的日子。“早上8点整，8个家长带着12个孩子，来到这个由村口门诊部临时搭建的一间土坯房教室里，大的孩子已经12岁了，小的才5岁。”农加贵告诉记者，带他们来的家长有跪着走路的、有嘴巴歪斜的，还有没有手的，“那一刻，我被吓得想赶快跑出教室。”

　　

　　就在这时，有一双手拉住了他，那是一名孩子的手，“我转过身去，孩子和家长们齐刷刷地看着我，眼神里写满了对读书识字的渴望。”农加贵至今都记得那一双手和一双双眼睛，所以他选择留下，带着12个年龄不一的孩子，从一年级学起。

　　“最不被理解的时候，连回家吃饭都和家人分开坐”

　　来到村子里的第一个十年，农加贵受尽冷眼和嫌弃。“我到村子里的时候，其实麻风病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我教的学生没有一个麻风病患者。”农加贵说，但是受到过往偏见的影响，“每次去外边，只要有人知道我是从‘那个村’出来的，就会找各种理由离我远远的。”

　　

　　那十年，农加贵走出村子，几乎没有人和他坐在一起吃饭。“就连回到自己家，家人都会和我分桌吃饭。但也是这十年，让我深刻意识到，这里的村民和孩子太需要我了！”

　　

　　那些年，农加贵还面临着高年级孩子“送不出去”的问题。“那时的规定是，孩子在村子读到三年级，就可以送出去念书，可是我跑了无数个学校，都没有地方愿意接收他们。”农加贵回忆，“既然这样，我无论如何都要把他们教到小学毕业。”

　　

　　从此，农加贵开始了高低年级的复式教学。每天，他先安排高年级的孩子预习或写作业，然后教低年级的孩子，低年级孩子开始复习时，他再去为高年级的孩子上课。

　　

　　教两个年级的孩子，就需要至少两间教室，农加贵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首场“代表通道”上分享，“教室不够用，就全村出动，新建校舍。没有手的，就用两个拳头握住锄头，没有脚的，就用废旧的轮胎垫着膝盖。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些残疾的孤寡老人，家里连劳动工具都没有，竟用自己炒菜的锅铲，跪在工地上搅拌砂浆，就这样没白天没黑夜地干。”

　　

　　大伙的辛苦没有白费，一个月，一间崭新的教室建成，村子里的孩子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孩子们非常懂事，这么多年，除非生病，村里没有一个孩子迟到或早退，更没有人辍学。”农加贵说。

　　

　　在这个小小的村子里，孩子和村民对农加贵这位教师都格外珍惜，“我至今都记得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村民们家家户户凑出来的35元，他们把钱放在锅里蒸了消毒后，再请医生交给我。”农加贵说，后来作为代课教师，当地政府每个月会给他发19元，但为了让农加贵继续留在村里教书，村民们自发集资，每月额外补助30元，每一次都会消毒后再拿给他。

　　

　　1992年，农加贵转为公办教师，通往落松地村道路上的警戒线被拆除了，医生也撤离了，当地麻风病的历史正式结束。那一年，农加贵教授的第一批学生也要小学毕业了。

　　

　　“如果参加县里组织的毕业考试合格，孩子们就有望到县城上初中，但当初孩子们被拒之门外的样子依然让我们后怕。”那天，农加贵想了很久说：咱们改个村名吧，不在资料上写“麻风村”了。

　　

　　村民喜欢栽种花生，方言叫落松，落松很像这里的村民，虽然外表不好看，内心却很美。“就叫落松地吧。”从这天开始，村子有了新名字。

　　“每位学生挣到的第一笔钱，都自发捐给学校”

　　帮孩子们查成绩的那天，是农加贵印象中最紧张的一天，“拿到10名学生全部过线的消息，我开心地蹦了起来。”接着，农加贵带着孩子们到县防疫站做了体检，并将学生的健康资料送到县文教局存档，县文教局也答应对这10个孩子的情况保密。

　　

　　要出去上学，那些“与世隔绝”很久的家长把送孩子的任务交给了农加贵。

　　

　　“那天，我挨个帮他们把吃、住安顿好，准备回家的时候，这10个从没出过村子的孩子，也不约而同地跟着我一起往回走。”农加贵说，他只能骑上自行车头也不回地往回走。

　　

　　“1998年，我获得了一个离家更近、条件更好的教书机会。”农加贵回忆，“准备离开那天，雨下得非常大，孩子们不约而同地回家找来遮雨的东西，坚持要多送我一段路。”那段泥泞的小路长达7公里，孩子们愣是走着把农加贵送到了新的学校。一路上，他们没有说话，但每个人脸上都有说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的东西，不停地流下来。

　　

　　农加贵在新学校待了一个学期后，听说落松地村新来的老师和孩子们配合不是很好，担心已久的农加贵骑上车就返回了村子，再次选择留了下来。

　　

　　就这样，农加贵“一师一校”40年，把126个落松地村的孩子送出了大山。让农加贵欣慰的是，送出去的孩子都没有忘记落松地。“落松地小学有个不成文的小规定，每一位从这里毕业的孩子，进入社会后挣到的第一笔钱，都会自发捐给母校。”农加贵说。

　　

　　如今，即将退休的农加贵告诉记者，他最开心的事是，落松地小学后继有人了。“2020年，我们成功招到了一位特岗老师。就在这几天，还有一位从落松地走出去的孩子要回到村子，担任孩子们的英语老师。”农加贵很是感慨，“我知道，做出这样的决定有多难。”

　　

　　和农加贵当年面临的情况不同，如今的落松地村和落松地小学有了全新的面貌。“落松地小学在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从原来漏风漏雨的破房子，变成了今天宽敞明亮的教学楼，曾经闭塞的小山村，已摆脱了疾病和贫困，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农加贵在今年全国两会“代表通道”上介绍道。

　　

　　农加贵回想起自己40年前的选择时，眼神里充满了欣慰和坚定，“幸好我当时没有被麻风病吓跑，40年后，我也没后悔留下来给126位孩子做老师，我很自豪，在自己的坚持下，落松地全村的孩子一个不少，都读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