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鹏（化名）抱着刚出生14天的孩子走出了北京妇产医院，当被问及是否还想要二孩，赵鹏决绝地回答：“不想了！压力太大了。”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上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是2000年至今的最低值。

　　随着2016年开放“全面二孩”以来，全国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从2016年的12.95‰下降到2019年的10.48‰，降低了2.47‰。

　　生育率下降三大症结：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

　　33岁的白领菲菲（化名）虽已结婚多年，生孩子这件事却从未在她的日程上出现过，“我可能太爱自由了吧，而且自己挣钱自己花不好吗？生了孩子我肯定不能过现在这样的生活。”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姚引妹表示，经济快速发展之后会促进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无论我国此前是否宣传计划生育政策，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育率都会降低。目前全国各省份生育率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出生率相对较低，附合世界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内地初婚人数从2013 年的2386万减到2019年的1380万，20~24岁结婚人数从2011年953万锐减到2018年436万、2019年365万。

　　“长期以来晚婚晚育的观念早已深植于中国人心中，加上国内人口迁移的增多，背井离乡的年轻人渐渐远离了传统生育观，加之离婚率日渐升高，生育率的下降很难避免。”《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研究员易富贤表示。

　　易富贤还指出，如今高昂的房价和高额的养育支出让许多处于育龄年纪的年轻人“不想生、不敢生”。同时，各项经济、社会政策都围绕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进行，产假等生育政策和教育体制等方面都难以为多胎家庭提供现实支持，导致二孩、多孩难以实现。此外，随着初婚年龄的不断推迟，也导致一些女性在生育二孩、甚至一孩时就丧失了生殖能力或出现了生殖障碍。

　　全面二孩后出生率未达预期，更多保障政策需落地

　　在易富贤看来，想要短期内改变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育现状并不是一件易事，除了改变人口政策，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

　　《中国人口政策应另辟蹊径》一文曾指出，要解决现阶段人口问题，应成立国家人口安全委员会，针对人口政策进行规范化讨论，在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同时引导提升家庭价值，转变家庭的生育观念，提升适龄家庭的生育意愿；给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进而提高养育能力，同时降低城市人口密度，降低房价和交通带给年轻人的压力等。

　　易富贤还建议，要提高人口生育率，社会发展福利要更多地向儿童倾斜，免去人们生育的后顾之忧。免费的儿童医疗政策也应该尽快落地。其次，要进一步保障妇女权益。避免女性因怀孕生子而失业，改善女性在职场中被歧视问题。同时可以以夫妻为“共同纳税人”，即便一方没有工作，双方都可领取退休金。第三，在孩子养育问题上政府应该补位，给予生育补贴等。

　　“2014年我国开放单独二孩，2016年开放全面二孩，但生育率和新生人口数量并没有达到预期，这说明开放人口政策不是解决问题的‘一招鲜’。需要更多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等一起群策群力，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易富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