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1911

    1911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革命”与“立宪”的赛跑，终于有了结果。

    电影里，宫廷里的两类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老一辈满清皇族的唯唯诺诺和少壮派皇族的飞扬跋扈。在真实的历史中，朝廷毁就毁在了少壮派手里，在他们掌权之前，这个王朝其实都还有机会……

    直到1911 年辛亥年以前，摆在中国面前的都是两条路，“民主革命”或是“立宪改良”。

    要是让康有为、梁启超、张謇来选，必定会选择后者：既不亡国也不亡清，立宪改良。毕竟在四处起义的压力下，清政府已经颁布了《预备立宪诏书》和《钦定宪法大纲》，提出在1917 年建立国会。他们愿意等。

    要是让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来选，无疑会选择前者：在他们看来，清廷是假立宪真专制。只有彻底革命，才能保民救国，只有革命才能唤起中国人的民主意识。更何况民众积怨已久，时不我与。

    当年5 月，清政府颁布新内阁官制，设立新内阁。但这份名单一经公布，立即引起朝野哗然。李剑农在其《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描述：13 个大臣之中，汉人仅有4 个，蒙古旗人1 个，满人得了8 个，而8 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5 个，因此人们称它为“皇族内阁”。

    其实，自1908 年清廷少壮派上台以来，有诸多此类倒行逆施，最大的动作就是“收权”：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把汉人权利收归满人——岑春煊、袁世凯、端方等汉人官员纷纷下台。

    就在颁布“新内阁”的一天后，清廷又决定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办铁路收为国有，然后再卖给外国。这更被视为“收权政策”牵动最大的一个行动。

    清走向亡途，已无可逆转。即便最坚定的立宪派都对此大失所望。在康有为等尝试在清朝内部自上而下地进行一场改良运动而未遂之后，历史选择了孙中山提出的革命的路径。

    一条铁路成为了压倒清廷的最后一棵稻草。从四川开始，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保路运动”。后来孙中山评价，“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先声。

    枪火

    电影一开始就描写了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失败。而在此之前，零星的枪声不知响过多少次，都未能撼动死而不僵的清廷。武昌起义的成功，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革命的开始，多少有点偶然性。

    10 月9 日，准备在武昌发动起义的革命党人孙武（孙葆仁）等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秘密泄露。

    但“偶然”的是：如果当时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不是瑞澂；如果他不是拿着革命党的名册拿人又砍头，而是当众把名册给烧了；如果他不是炮一响就像个懦夫一样挖洞逃走——1911 年10月10 日晚武昌新军工程营的枪声，兴许不会变成一场点燃革命火炬的起义。

    在孙中山的领导下，革命党人这样零星的枪声，已经响过很多次了，没有一次能成气候。就在武昌起义爆发5 个多月前，革命党人费心最多、花钱最多，也是牺牲最多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以失败告终。

    当时，广州黄花岗起义原本计划的10 路进攻，最终只有总指挥黄兴带领的一路动了起来。革命党人找不到两广总督张鸣歧，便放火焚烧督署衙门，然后冲杀出来，正碰上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队。同盟会员林文听说李部内有革命同志，便上前高呼：“我等皆汉人，当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话音未落，被敌人一枪击中，当场牺牲。黄兴也被打断右手中食二指第一节，以断指继续射击。战至最后，只剩黄兴一人避入一家小店改装出城。

    事后，两广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公审被抓的革命党人林觉民。“林执意席地而坐，用英语应答，面对劝诱不为所动。”其气节让张、李为之心折。关押期间，林觉民更是米食不进，几天后被押赴刑场就义。

    最终，本是工人、农民、学生、华侨、教士、报人等的72名革命党人（后经查有名可考者86 人）命丧黄花岗。不过，林觉民、方声洞在起义之前的绝笔家书“与妻”、“禀父”，却成为了这次失败革命的精神遗产，流传至今。

    直至10 月10 日，武昌首义却在偶然中成功。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0 月11 日夜、10 月12 日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仅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15 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

    过客

    电影里，姜武扮演的黎元洪不再是一副“床下都督”的形象，在被拖上正遭轰击的炮台后，他很快就漏了一手：指挥起义军击退了楚豫舰……

    革命后，人们一直传说黎元洪是个起义士兵从床下拖出来的都督，但没有任何当事人能证明这种说法，更有革命党人吴祖舜斥之为“荒谬”。

    但黎元洪被迫革命，却是事实。若让他选择“立宪”还是“共和”，他多半会和大多数军官一样选择“不知道”。在很多人眼中，他不过是个被莫名其妙冲进历史洪流的“过客”。

    此前的他，虽然从来没有镇压过思想过激的士兵，但在事发当时，他还是跟多数武昌新军军官一样，自动地出来阻止起义。

    为了防止起义扩大，他亲自到其中一个营中坐镇弹压，还亲手手刃了一个前来煽动的起义士兵。只不过，黎元洪并不是一个铁腕人物，卫兵和随从见状不妙，劝他还是识时务为好，于是，信念很不坚定的他就忸怩地逃走了。

    让黎元洪庆幸的是，武昌起义群龙无首，被推为临时总指挥的队官吴兆麟，也只能临时指挥一下。吴兆麟与黎元洪有师生之谊，对黎印象格外好。开会商议，士兵也多半对黎有好感。所以，黎元洪不仅没有被追究，反而被找来当了都督。

    就在武昌起事的第二天早晨，革命党将他带到楚望台，接着又拥至资议局，让他出任都督。但黎元洪执意不肯接受。他说：“此举事体重大，务要慎重。我不是革命党，我没有做都督的资格，

    够资格的是孙文，你们何不接他来担任都督。”这时，革命军将预先拟好的安民告示拿出来要黎元洪签字，黎元洪像怕被蛇咬一般，连声说“莫害我，莫害我！”

    被“绑”入都督府的黎元洪，在当都督的前几日，终日一言不发，活脱一尊泥菩萨，人们因此给了他“黎菩萨”的名号。直到汉口、汉阳光复，各国领事宣布“中立”，黎元洪才宣告就职，剪掉长辫从“黎菩萨”变成了“黎都督”。

    在给北洋恩师萨镇冰的私信里，他如是表白：“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不是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洪有鉴于此，识事体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业，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此后，他也果真一力维护法统，转向共和。

    在孙中山回国前，黎元洪的威望都不在黄兴之下。甚至当时黄兴赶到武昌前线，也一直屈尊于他之下。在此之后，黎元洪借着这“首义功臣”的光环，几任民国总统之职，那是后话。

    归来

    电影里大篇幅表现了武昌首义成功后，孙中山如何赶赴欧洲，舌战“四国财团”，阻止财团向清廷贷款。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孙中山此行欧洲的目的其实十分明确：要钱……

    作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的孙中山，却未能赶上这“首义之功”。1911 年以前，孙中山一直在流亡海外的旅途上，并多次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及外国政府支持。

    不过，这位革命的精神领袖也没能想到，革命居然在1919 年10 月10 日这天“偶然”地成功了。

    武昌起义前，孙中山曾收到黄兴从香港发来的密电，当时放在行李中未能及时译出。直到10 月11 日，孙中山到了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才检出密码，译出黄兴电文是：“居正从武汉到广，报告新军必动，请急汇款应急。”

    孙中山“思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文复之勿动”，但当时已是夜深，电文没能发出。就在第二天中午，他在报纸上见到一则消息：“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在喜出望外之际，他开始考虑“是否马上回国，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由于当时革命军资金匮乏，孙遂决定暂不回国，奔走美、英、法，以求得到国际支援。

    当年10 月15 日，孙中山到达芝加哥，与留学生、工商界侨胞举行“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并于5 天后到纽约对华侨演讲“共和政治”，向美国朝野介绍中国革命宗旨，希望博得他们的同情与支持，并在纽约发表《通告各国书》，宣布新中国政策。

    11 月中旬，他又先后抵达伦敦、巴黎，与四国银行团主任会谈，磋商停止向清廷的借贷；并会见《政治星期报》、《巴黎日报》记者，重申新中国政策，呼吁外资输入；访问法国众议院，提出希望法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

    孙中山在美国与欧洲的外交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期间，欧美报章多有报道：“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武昌军政府还以孙中山的名义发号施令、布告安民。”孙中山的态度是：“余于共和政府大总统毫不介意，唯维持中国前途之责任，余可担当。”

    不过，由于革命军的清政府对垒胜负难分，英美等国的资本家坚持“金融中立”政策，孙中山只得空手而归，新政府迫切需要的财政援助，未能如愿。

    1911 年11 月24 日，在国内一再致电催促的情况下，孙中山从法国马赛乘船回国，12 月25 日，孙中山一到上海，被记者问到的问题之一就是带回了多少钱来支持革命军。他的回答看似豪壮实则无奈：“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变数

    电影中，北洋军刚刚与起义军开战，袁世凯就说出了这样一段话：“革命党不堪一击，这天下还是朝廷的；朝廷不堪一击，这天下就是革命党的。天下，不能没有咱们的事。”然而，当历史的脸谱最终洗掉油彩，人们会重新思考，袁世凯真就是个“卑鄙小人”么？

    若让袁世凯选择“立宪”还是“革命”，很多人都觉得他注定会选择“无所谓”。 武昌起义后，被清政府重新起用、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对清廷和南方革命政权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用革命来威逼清廷，一方面用清廷来恐吓革命，从中坐收渔利。在被脸谱化的历史中，“立宪”或是“革命”都不过是袁世凯的棋子。

    但历史终究会被洗掉油彩。据多数史料记载，袁世凯被清廷重新启用，以镇压武昌起义之际，提出了六款要求：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武昌起义诸人；四、解除党禁；五、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给予充足的军费。 ——虽然，袁世凯当年是否真的提出这六款要求尚有争议，但他当时的目标却是明确的：保留清廷，君主立宪。

    但这显然不是革命党的选择，更不是孙中山的目标。袁世凯派出的议和谈判代表唐绍仪密电北京：到沪后，民军坚持共和，竟致无从讨论。

    立宪还是共和，仍然是辛亥革命后完全不同的走向。一时形成革命党在南、清王朝在北的对峙格局。而能够打破这种格局的唯一力量，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倒向哪方，哪方就会取得胜利。

    12 月3 日到12 月31 日，南北双方进入议和阶段。曾在1910年4 月因刺杀摄政王未遂被囚的汪精卫，也已于11 月被释放。汪每晚饭后与袁世凯夜谈，让袁世凯渐渐开始倾向共和，有了不做“曾国藩第二”，要做“汉族的华盛顿”的想法。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并组阁临时政府，搭建参议院等一系列举动，意在把袁世凯拉进共和阵营，使袁断绝“保皇立宪”的想法。上任后，他接连发出三道电章，声称只要袁咸与共和，逼清帝退位，则定让出总统之位。

    一直想当“当家人”的袁世凯显然坐不住了。后来，历史学家唐德刚戏称袁是，“本来到手的金牌，现在却成了银牌了”。袁世凯很快上书要求清帝退位。他在给隆裕太后的密奏中写道：“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劫遗也。”意指路易十六和王后上了断头台。

    曾宣誓与“共和政体不共戴天”的袁世凯甚至在密奏如此写道：“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退位

    有人如此评价电影里扮演隆裕太后的陈冲：当她喊出“退位”的时候，我恍然以为这是来自一百年前的声音，这声音分明在倾诉：我做错了什么?

    终于，公元1912 年2 月12 日，宣统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养心殿里举行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仪式。

    这一次，袁世凯照旧称病不入朝，只是委派了外交大臣胡惟德作为自己的代表，让他领着民政大臣赵秉钧、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度支大臣

    绍英、工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等前去朝见。

    说到“退位”二字，隆裕太后忍不住眼圈一红，几乎又要掉下泪来。底下的那些大臣们见了，也是心有戚戚，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一群人只是局促地站在那里，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尴尬异常。

    事实上，这天早上，仍有人想阻止退位上谕的颁布。隆裕对全体内阁说：“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

    “这事”果然没有耽搁，2132 年的帝制中国也没能熬过这个辛亥年。这一天，当时正在上海的湖南布政使郑孝胥，伤感地在日记里写道：“夜，闻爆竹声甚繁，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

    六天后，即是癸丑。

    （编辑：刘洋硕 本文资料来源：张鸣著《辛亥：摇晃的中国》、2011年第九期《看历史》、金满楼著《北洋往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