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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港片沉浮

毛若苓|文 《 京华周刊 》(

    谁能坐此苦,龃龉于其中。

    30年风华之金像奖,一路见证了香港电影的辉煌与萧芜。

    今日的最佳女主角奖项,慰劳性地送入老影星刘嘉玲怀中,其不温不火的重量,使得这位女主人曾经与张曼玉竞技的野心都显得无力还击。

    正待三十而发的谢霆锋,过早过誉地领受了金像的嘉奖。只道发哥勉励来者:“香港电影的后30年,靠你们了。”

    金像的无力感,无处不告知着人们,香港电影,老了。

    以至于20年前的红星们,今天依然是最具实力与票房号召力的艺人,成龙、周润发、刘德华、梁朝伟。女星刘嘉玲、张曼玉、杨紫琼,也还是那些依照整容技术屹立不倒的前“玉女”,鲜有新人接过前人的权杖。

    新生代演员、导演们后续乏力的现象,预示着香港电影创作者的严重青黄不接。加之日益萎缩的票房与高涨的制作成本,促使港片日益沉沦萧落。

    而内地在改革开放到来之季,西方电影的开阔、新元素源源不断涌进,被诱惑的一代青年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相较于曾经记忆里录相厅中的港片,丢失在前所未有的失落和困惑中。

    三十年,年华正茂,似乎人们过早地就开始陷入对往昔光辉岁月的回忆当中,而香港电影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在合拍片浪潮的推动下,近十年的金像奖获奖名单中,其中也不乏“最佳影片”如《投名状》、《十月围城》等优秀的大制作。港产合拍片甚至占据了内地电影市场半壁江山的势头。

    漫步前行的香港电影在探求中行进,历经风雨的香港电影也许正在与内地的合作中,走出低谷,走出风格。未来之路,我们饱含期待。

    王晶:

    电影只有赚钱才是真的

    王晶没有拿过金像奖,但两百多部电影以及累积的十亿票房,无疑使他成为对过去几十年的香港电影最有发言权的导演之一。《精装追女仔》系列、“赌”片系列,和《英雄本色》、《黄飞鸿》一起构筑了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现如今,黄金时代已成为过去,港片面临“没落”之叹。对此,在接受《京华周刊》记者专访时,王晶说票房、论市场,道出自己独特的观点。

    不是每届金像奖都能当“标准”

    京华周刊:今年的金像奖最佳电影给了比较冷门的《打擂台》,评论都说这是香港本土情怀回归,为什么会这么说?

    王晶:《打擂台》用一种颠覆的手法说一个已经淹没的年代,在创意方面上来说,是比较强的。老实说,《打擂台》在香港的票房也不好。这两三年,香港人想看一些比较靠近香港的电影,但并不是拍香港的景色就卖座的。香港情怀不是景色,是香港人心里的一种感觉。《打擂台》是一种七十年代的情怀,你没有四五十岁,是体会不到这种情怀的。两位导演,也是听说的,而不是经历的。其实那是一种重新想象出来的七十年代的情怀,而不是真正的七十年代的情怀。

    京华周刊:这几年金像奖很多大奖都给了比较老牌的演员,比如刘嘉玲,惠英红,是“敬老”、“补偿”,还是新生代不足以撑起台面?

    王晶:今年另外几个提名人,表现都不是特别好。何超仪是比较好的一个,可是那部戏太血腥、太三级,所以我觉得也不值得去鼓励。至于杨千嬅,我个人觉得也一般。《志明与春娇》是导演好。

    京华周刊:《志明与春娇》是近来少有的在内地口碑很好的港片了。

    王晶:可是票房不好啊。观众说它好,但又不掏钱。这就是网上说嘛,院商不认为是这样的。网上的观众都是下载看的,根本不是看的国内上映的版,他们都是看的香港那版。现在太多这种人了嘛,又不掏钱,又要批评。在网上把人家骂得非常不堪,但有时候那些戏并不是真的这么不堪嘛。

    京华周刊:您做过金像奖评委,也参加过颁奖,您觉得它本身能成为评价香港电影的一个标准吗?

    王晶:我一直都很关注和支持金像奖,做评审差不多隔年就有。不是每一届都能成为标准。金像奖最近十年做的比较好,最初我觉得做得还是一般的,到了十几届,开始好了。最初很少人投票,就是每年200人投票,现在多一些了。

    京华周刊:可您自己从来没拿过金像奖。

    王晶:没有。没关系的,王晶拿不拿奖,都是王晶。拿一个奖,我还是王晶,不会因为拿一个奖,就加分或者减分。否则观众还会奇怪,哎,你想去拿奖,那你拍的戏可能就不商业了,就糟糕了。我是少有的一个完全没有厚望去拿什么奖的,从来都是无所谓。

    京华周刊:这方面是受父亲王天林先生的影响吗?

    王晶:也不是。最主要是你得明白这是怎样的一个游戏。在娱乐圈,你的角色是自己挑的。你愿意挑哪个角色,你就用力地去演。我挑了这个角色,我就演好这个角色就好了,其他人也在演他们的角色。

    拍“人性”,才会永远有观众

    京华周刊:您是最早进内地的香港导演,在电影制作上有没有专门为内地进行改变?

    王晶:我没有受到影响,就是在性笑话方面尽量不放而已。其他大部分的导演都很守规矩。不过有很多导演,不是真正明白却以为自己明白了。比方说,《十月围城》。他们以为拍个孙中山的故事,内地人会很吃这一套。虽然他也是令人尊敬的历史人物,可是并不如在台湾、香港重要。我早就说不是同等的,绝对不是同等的。现在很多大制作还赔钱呢!

    京华周刊:现在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都流行大制作,投资上亿,票房报得也很高。

    王晶:这几年这些电影,好像就在比谁制作最大,谁花钱最多谁得最佳电影,我觉得也不是太值得恭维的方向。《投名状》赔钱,《十月围城》也赔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简称《狄仁杰》)可能赚一点点。为什么赔?因为他们太贵!现在中国的市场,不应该拍那么贵的电影。这是一种根本不健康的状态,把预算死活往上抬。其实预算高过8000万,风险就很大了。成本高和卖得高,没有必然关系。《战国》成本很高吧……(笑)

    京华周刊:那什么样的电影适合现在的内地市场?

    王晶:很多片是适合这个市场的,被骂的未必不是好片。我就不喜欢《剑雨》,好在哪里?剧情笨到极点,一个林熙蕾那么美的女孩,会把自己变老,不可能的,不符合人性。怎么会卖钱呢?赔死了。适合市场的,《大内密探零零狗》啊,就赚钱。还有很简单的,卖集体回忆,包括今年的《将爱情进行到底》和《武林外传》。这两部真赚,因为成本都不高。卖得高不高在于能不能打动观众的情怀。

    京华周刊:有人说,近两年您在内地的片子,是在重复自己已有的路子,难道不会担心观众觉得:“这个导演没有突破,我想看新东西”?

    王晶:突破的另一个说法就是失败,你找一条没有走过的路而已,那条路可能让你掉到泥里去。新东西不是离开人性的东西。只要有人性在,就会永远有观众。新的是包装,是科技,从胶卷到录影带,到VCD,到DVD,到蓝光,到未来的不知道什么。人性是不变的。你会饿,你会累,你会想睡觉,你会想笑,你会爱,你会恨。永远在的是人性,就永远有观众。只要你掌握到人性,观众就一定爱看,而不是突破到你拍两个青蛙,爱上一条鱼,会有人爱看吗?很新吧?

    京华周刊:您是怎么把握到这个“人性”的?

    王晶:我从来不用文学或电影的角度去拍电影,我是用社会学的角度去拍电影。电影是依赖社会的改变而生存的。如果明天打仗了,还有娱乐片吗?如果现在是个16世纪的神权社会,你能亲嘴吗?所以社会是支持电影的最重要的关系。你必须用社会学的角度去拍电影。我觉得导演不懂社会学,他就当不了好导演。

    京华周刊:您曾经说过,很多导演都不懂投资商的角度,投资商的角度到底是什么?

    王晶:第一赚钱,第二出名。怎么判断电影赚不赚钱,就是要普罗大众喜欢,而不是高端观众喜欢。高端观众喜欢,他会一个人去看,或者跟一个朋友、一个爱人去看。普罗大众喜欢的话,他会把自己的孩子父母都带去看,那就是一张票、两张票和六张票的分别。这是电影商人才懂的道理,很少导演懂得这个道理。

    “黄金时代”的标准就是赚钱

    京华周刊:媒体都讲港片的没落,但是其实1995年的时候,就有媒体拿“香港电影已死”做过封面标题,为什么到了今天大家还在谈论这个议题?

    王晶:永远都是相对的。一个地区起来了,就显得另一个地方没那么好了。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列这种标题,里面真有什么站得住的论据吗?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循环的。任何行业都会“顺势而趋”。比方说,香港的工业曾经一度火到令所有人致富。好了,香港变成中产了,没有工人了,工业就向北移了。不是说香港工业已死,而是说香港转型了。香港电影以前受台湾的保护主义保护,限制好莱坞的片子,所以香港电影是畸形发展,后来好莱坞进来了,就把市场蚕食了。过去和现在的创作力我觉得都是一样的,现在环境没有那么大力度来支持港片。以前的优势失去了,自然就没那么好了。

    京华周刊:但不仅是媒体,很多观众也很伤感,说香港商业片也没有以前好看了。

    王晶:大部分人看香港片,都是在录影厅里,或者是看VCD。那时候你们根本就没有看过多少片,刚遇到一种巨大的冲击,就好像一个年轻人,最初遇到性,一个很普通的男孩或女孩,你就觉得不得了了。可是当你经历过很多之后,遇到一个美女或美男,你都觉得也不过如此。你们记得的并不是那部戏有多好,而是刚接触的那种感觉。现在的戏当然比以前的戏好了很多,但你已经见过世面了,这对你来说再不是一个巨大冲击了。

    比如《狄仁杰》,花了多少钱去做衣服,你觉得《东方不败》好看极了,其实后面都没钱做衣服了,每个人头上都接个垃圾袋,在后面你看不清楚而已。你现在对比看看,《东方不败》不能看的。就像初恋,那只是一种感觉而已。有很多人说哎哟我的初恋不得了,可是突然有一天同学聚会,看到初恋情人,心想,还好没有娶她。

    京华周刊:那么,您认为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是什么时候?

    王晶:真正的黄金时期有两段。一段是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武侠片、邵氏和李小龙的年代。然后呢,1986年,《英雄本色》、《倩女幽魂》这一年,一直到1995年,是第二个黄金时期。

    京华周刊:黄金时期的证据是什么?

    王晶:赚钱,就是赚钱。胡说八道没有用的,只有赚钱才是真的。

    京华周刊:所以说,香港电影的核心就是“商业”?

    王晶:这是每个香港电影导演都明白的道理。你偶尔去拍一部自己喜欢的文艺片,也得有之前商业片的“攒值”去支持你,人家才会偶尔支持你。就好像每个人都有一张卡,你拍一部商业片卖出去了,里面就有积分。你拍了好几次,你就有这些分去拍艺术片了,这根本就是一张积分卡。

    京华周刊:从整体上来说,您觉得香港电影最近十年,到底是在更好,还是更糟糕?

    王晶:是大家都迷失了,找不到一条特别认可的路,各走各的,所以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现在似乎已经找到一个大家都能理解的路线,我想以后大家迷失的情况会没那么严重。

    记忆中的港片,录像厅的味道

    口述|韩松落   整理|杜敏

    记忆中的香港电影是浓艳的、传奇的、俗透的、画面粗糙的、CAMP的,环境也肮脏杂芜,录像厅为我的“香港电影”、甚至“电影”,规定了最初的形态和色彩,印象最深的是带有CULT色彩的港片。《倩女幽魂》我曾经看过二十遍。

    此后多年,一提起“荷尔蒙”,我首先想起的,就是录像厅那种气味。

    每逢新出品的香港电影遭遇批评,人们感叹香港电影江河日下,我就设想出一个穿越把戏:把如今的香港电影穿越到八九十年代去放映,把八九十年代拍的香港电影穿越到现在放映,结果如何?

    事实上,我在大巴上看到《天若有情》、《英雄本色》,不由万分诧异,剧情难道不是漏洞百出的吗?对白也不乏囧点,怎么当时毫无觉察?

    如今我们的眼界更开阔了,资讯更丰富了,而香港电影的价值观和叙事方式的进化速度,已经远远跟不上如今国门大开的观影世界。人更热爱得不到的东西,《志明与春娇》、《维多利亚一号》还有3D《肉蒲团》这种纯港味电影反而得到内地观众的认可。

    从数量上,当时可以看到的电影很少,尽管当时国产电影的数量非常惊人,但从内容形式上,当时可供选择的电影类型很少,多数是现实主义、主旋律。八十年代末,出现以国产录像片为载体的CULT片狂潮,但这股潮流很快就被压制下去。相对合法的而且数量庞大类型众多的,还是香港电影。

    香港电影的水准其实没有变,没有更好或者更坏,是我们变了。香港电影的进化速度,已经远远跟不上观众的进化了。

    现在的金像奖并非是一个小圈子的自娱自乐。目前的电影市场格局就这么大,这个圈子看起来小,却并不是出于它本意,而是像样的电影也就那么些,因为它的现状限制了它的开阔。也正因为香港电影票房萎缩,电影制作成本高涨,影人资源日益老化,等等原因,催生了导演北上。

    香港导演能够北上圈钱,说明还未江郎才尽。导演北上,其实扩大了他们的胸怀、见识和电影格局。

    现在的内地观众,倒更热衷人性的、智性的表达。小制作导演彭浩翔,充满人生关怀的许鞍华,张婉婷、尔冬升这些导演群体,他们更像是一个公司的技术研究部门,效益或许一时不明显,甚至有可能一直不明显,但他们的存在,却为整个公司提供着智力支持。

    中国的电影市场将来将面临更成熟、更商业化的操作,更迅捷的电影技术探索。他们北上,将深刻地影响到华语电影的格局、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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