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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地震海啸，面对家破人亡，面对核辐射，日本人表现了令人敬佩的冷静。即使在重灾区，一切依然充满秩序。
他们真的不悲伤，不害怕吗？还是他们把一切都包裹起来了？
《纽约客》记者欧逸文觉得在震后日本，可以看到一个遭受巨大灾难的民族，在天生的冷静和巨大的恐惧之间挣扎。
天生冷静
“忍耐、克制、有秩序。”这是《时代周报》记者张子宇出发之前对日本人作出的预判。几年前，他曾在日本短暂生活过几个月。当时日本人就给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这一次，在地动山摇，狂风骇浪之后，日本人站在废墟上依然还是如此。日本人没有让他失望。
灾区物资短缺。水、粮食、油……这些生活必需品总是供不应求。日本人选择了默默地等待。有些人还带了书和板凳。即使面对几百米的队伍，几个小时的等待，也没有抱怨、喧哗，更没有哄抢。
排在前面的人并不多买，以保证后面的人都能买到。即使有人买不到东西也不会抱怨，只是默默地朝店员点头致谢，然后转身离开。有一次，有一个中国妇女没有分到食物，立刻就有日本人把自己的分给她。
在避难所也是如此。老人和小孩会优先得到照顾。在仙台市上山通小学的避难所中，有工作人员分发完食物后，才发现忘记了一名老人，立即就有年轻人将手中的东西递给了这位老人。
即使是临时的避难所，也保持了日本人特有的清洁，没有难闻的气味和垃圾。所有进入休息区的人，甚至每一个进入避难所的人都被要求脱去鞋子，换上专门的皮拖鞋，以保持室内整洁。
在日本，垃圾是分类回收的。这一点在避难所里也不例外。垃圾袋挂在墙上，被分成可燃、不可燃、纸质、金属罐等五六种类别。
墙上还贴着各种指引，为人们提供各种帮助。除日文外，还可见中文、英文、韩文，甚至泰文等。
每一位离开避难所的居民，都会将自己的毛毯叠得整整齐齐，还向工作人员鞠躬致谢。
“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些都不需要额外制定什么规则。长期以来的习惯已经让这都变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张子宇解释说。
南方报业记者刘蒙（化名）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也是相同的。他说，9级地震当晚，交通瘫痪，道路上很拥挤，但也没有一个行人占用车道。那天晚上很多上班的通勤族回不去家，去便利店买饭吃。便利店只剩下两个荷包蛋了，买的那个人却只买一个，以让下一个人还有的吃。
一些酒店等服务设施虽然不再营业，但依然派专人留守，为需要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之后，关于核危机的各种传言甚嚣尘上。刘蒙却依然在东京著名的长野公园看到还有不少人在夜跑。
物资短缺、亲友罹难、危机重重都没有打乱他们的阵脚。他们还是那么的文质彬彬，谦恭有加。张子宇在废墟中采访时，一位忙于救灾的日本自卫队士兵匆匆从他头上跨过。士兵立刻停下来回头向他道歉。
他在仙台问路时遇见前田女士。前田女士自己也在找路，但她还是带着笑容，耐心地为张子宇指路。
后来聊起来张子宇才知道前田女士正在寻找自己的姐姐。她知道的唯一信息是，海啸发生时姐姐正驾车行驶在靠近海岸的公路上。这5天，她一直拿着地图仔细研究。在她的地图上有各种红点，那是指目前被封锁禁止进入的关卡。还有用铅笔做的大量涂抹，代表着“浸水地区”。从地图上可以看出，从茨城到青森，整条海岸线没有被波及的地区很少。
“海啸发生时姐姐在岩手和宫城交界地区开车，现在失去联系……我就是想碰碰运气，想自己去找一找。”一直微笑的她突然捂住脸低声抽泣。
内心的恐惧
在日本地震灾区，各国记者都很少看到日本人失声痛哭，捶胸顿足的场面。《京华时报》记者张沫参加过很多灾难报道。但他觉得这一次很不一样。在他的画面中，那些突遭变故的人们显得似乎有些过于平静。他曾看到几个日本人站成一排，面墙而立，哀悼亲友。他们身体痛苦地扭曲起来，却依然没有人喊叫或者哭泣。
刘蒙在NHK的报道中，看到一个老人背对着镜头缓缓地说，我今天在遇难者的名单中看了亲人的名字，不知道明天他们将被葬在哪个神社。声音中带着隐隐的抽泣。
“他们不是不悲伤，而是不愿意在别人面前展现。日本人认为，在别人面前哭泣是一件十分失态、失礼的事情，是给别人添麻烦。”张子宇解释说。
在避难所的留言板上，他看到很多寻亲的留言。比如，某某君，你知道吗？我一直在寻找你。某某君留。“特别简短，但能感觉出那种牵挂与思念。”
对于恐惧也是。日本人并不是不害怕，但他们不愿意让人看出他们内心的慌乱。欧逸文在其报道中写道：“核危机久驱不散，在这个国家的话语体系里，镇静本身都成了护身符了。”
与地震相比，核辐射更引起日本人的担忧。在东京工作的NHK华文播音伏怡琳向张子宇透露，她的日本同事基本上都在坚持工作，但也有一部分人把家人转移到了西部的父母家里。
一个媒体界的主管也向欧逸文透露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已经准备把家搬到日本西部。他还做了最坏的打算，他计划用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将自己的老母亲带离这个区域。然后再即时赶回东京上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但没有人会说出来。”
刘蒙发现，东京的机场聚集了大量撤离日本的外国人。而东京两个最大的交通枢纽车站则聚集了大量的日本人。大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他们纷纷朝大阪等西南部城市迁徙。
欧逸文注意到，在日本便利店，最先没有的就是速食面、卫生纸、饭团、面包和电池。酒和烟都还有。物资供应远远跟不上人们囤积的需求。日本人同样在囤积物资，只是在囤积时觉得羞愧，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会给邻里添麻烦。
还有一些谣言在民众中传播。譬如，天皇夫妇已经秘密从东京撤离了之类的。历史上，谣言往往会导致悲剧。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东京和横滨传言说朝鲜人纵火，给井水下毒。因此，一些日本暴民，甚至还有一些警察、官员杀害了数千名朝鲜人。
当然，这样的悲剧在信息畅达的今天不会再发生。“日本人爱读报，而且日本的媒体也比较有公信力。所以现在基本没有谣言大肆传播的空间。”张子宇说。
耻感文化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日本人根深蒂固的观念让其保持了克制。“日本传统文化讲究克制。在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里，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无论如何不能给别人添麻烦。你表现得太痛苦或者太慌乱，这是在给别人添麻烦。日本人是活在集体当中的，他们很在意别人的评价。”张子宇说。
刘蒙也这么认为。他推测说，成千上万个日本人当中肯定有想要不守规矩的。但在众目睽睽之下，没有人好意思逾越那条红线。这就是集体约束下的自律。日本人有着强烈的耻感文化。
欧逸文问日本人为什么灾区几乎没有抢劫。日本人用类推的方式来说明这是源于文化上长期以来的纪律性，比如说非常讲究的插花艺术，仪式复杂的剑术。
“日本人相当讲求公共场所的行为秩序，因为在一个各种资源并不丰富的地方，秩序往往可以节省成本，提高效率。”闾丘露薇在博客中解释说。
而且，日本常年地震频发，多灾多难。这让他们对灾难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忍耐力。每年日本都有几百次地震，通常都很小。日本人基本都不会跑。
欧逸文援引哥伦比亚日本文学系主任唐纳德·基恩的话说：“太频繁了。我每隔一段时间去日本都会经历一场小地震。但除了我之后，没有人在意。他们还嘲笑我。他们对此早有准备。但如果是大地震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
其实，日本人等待这场地震已经很久了。“理论上关东地区每一百年就有一场大地震。上一回是1923年。已经风平浪静很久了。日本人一直有将发生东海大地震的说法。他们早有准备。所以你基本上在日本看不到一间因地震倒塌的房屋。”张子宇说。
虽然对地震早有预期，但毕竟日本人对于海啸是不熟悉的。还有核辐射。
不过，日本曾经历过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二战投降时，裕仁天皇曾号召日本国民要“忍耐不可忍耐的，承受不可承受的”。欧逸文的这篇报道即化用了这句话做标题，叫《余震：一个国家承受不可承受的》。
虽然这一次的情况完全不同，但日本人的忍耐力却一直是有目共睹的。
在这个二战后日本最艰难的时候，满头银发的明仁天皇发表了电视演讲。他说，他衷心地希望人们能继续同心协作，相亲相爱，共渡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