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钱学森之后的那个人

    2001年，清华大学在建校90周年之际，为23位“两弹一星”元勋出了一本传记，送给全体校友。在这本数十万字的书中，朱光亚只提交了一篇文章《原子弹综述》。这篇不到6000字的文章，写了当年中央怎么决策、科学家怎么攻关等，却没有一处专门写他自己。

 

    2月26日，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杰出科学家、“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院士因病逝世，享年87岁。朱光亚传奇而神秘的一生从此画上句号，但苍穹之上那颗“朱光亚星”，将永远散发出熠熠光辉。

    对这位“莫逆之交”，李政道评价说：他十分精心地组织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等成千上万的杰出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两弹”研制，他在“两弹”的研制中是“科技众帅之帅”……

    在中国数十年的国防科技发展的辉煌历史中，特别是早些年，朱光亚除了他的名字以外，其他的都不见经传，即使是在“两弹一星”元勋的行列中，因为他的低调，他也是被解密最晚的。

    我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

    搞中国的核武器

    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也想在中国制造原子弹，他请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的国际著名弹道学家俞大维想办法。在蒋的支持下，俞大维找到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并由他们各选两位杰出的年轻学者，与他们一起赴美考察、学习原子弹的相关技术。吴大猷选了朱光亚和李政道。

    1946年8月，朱光亚与李政道、唐敖庆等人一起赴美。这一行人怀揣着“造弹”梦想从旧金山上岸后，却迎来了当头一棒，此时美国政府规定：凡是与原子弹有关的科研机构，包括工厂，外国人均不得进入。残酷的现实再一次让朱光亚认识到，美国决不会帮助中国人发展科学技术，作为中国人，一定要发展自己。1946年9月，他选择进入了吴大猷的母校密执安大学学习，并选择了核物理专业。

    在密执安大学，朱光亚的学习成绩始终全部是A，连续4年获奖学金，并在《物理评论》上相继发表了4篇英语论文。这也是目前公开渠道可查到的朱光亚仅有的4篇学术论文。

    1950年元旦前夕，在美国留学的朱光亚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回国后的朱光亚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出版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是中国当时系统论述核武器知识的早期学术著作之一。

    1959年6月，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方面拒绝按协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中国唯有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来”。在此背景下，当时的核武器研究所急需一位负责原子弹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

    时年35岁的朱光亚就这样挑起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技术组织和领导工作。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这些在当时就已很出名的科学家们，还有陈能宽、周光召等一批科技骨干，都是在朱光亚的建议下加入进来，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发的黄金阵容。

    这期间，朱光亚主持起草了被誉为原子弹发展的“两个纲领性文件”。毛泽东对此做出重要批示：“很好，照办。”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整，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在我国的西北戈壁腾空而起。由于走错了路，朱光亚一行人还没有赶到山头的观测站，原子弹就爆炸了。还在赶路的朱光亚转过身来看着正在升腾的蘑菇云，不禁潸然泪下。18年前他试图在美国寻找的“原子弹梦”，终于实现了。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朱光亚紧接着又开始组织实施机载核航弹爆炸试验和导弹运载核弹头爆炸试验，都分别取得成功，实现了我国原子弹研制的“三级跳”计划。接着，他又组织力量，获得了氢弹试验的成功。

    在中国早期核武器研制的舞台上，朱光亚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曾经担任过核武器研究院院长的胡思得院士说：“在高层决策领导岗位，从技术的角度看，我个人认为他起着诸葛亮式的重要作用。”核武器理论研究所原科技委主任郑绍唐研究员说：“如果把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比作‘中国的汉斯·贝特’，那么，当时作为主管科研工作的领导，朱光亚可以被称为‘中国的奥本海默’。”几十年后，当朱光亚的莫逆之交、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调侃地说，“当初蒋介石派出去学做原子弹的几位，只有光亚是派对了。”

    然而朱光亚在谈起自己这一时期的工作时，却将自己比作一个瓶子口，上面的方针和下面的意见都要经过他这个“瓶子口”来承上启下。

    上世纪70年代，在中国新闻媒体报道参加重要活动的领导人名单里，钱学森、朱光亚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当时的美国《纽约时报》注意到这一点，就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钱学森之后的那个人》。

    作为一个科学家，朱光亚不太愿意回忆历史，因为回忆过去的工作多多少少会有遗憾，科学家是面向未来的。

    “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朱光亚说。

    不能两眼不看世界风云

    只顾埋头搞研究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的核试验除了历经艰苦的科研攻关外，还一再受到西方国家的阻挠。

    早在1963年，正当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关键时刻，美、苏、英三国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美国人露骨地说：“我们能够合作来阻止中国获得核能力。”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朱光亚组织调研分析，亲自起草了《停止核试验是一个大骗局》的报告。报告指出，世界几个核大国核试验的停与否，最主要的是根据其核武器发展的需要来决定的。美、苏已进行了大量的核试验，取得了大量数据，他们目前停止部分核试验对其核武器发展并无重大影响，可以通过地下核试验继续发展核武器，而中国则即将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因此，美、苏、英签订部分禁试条约的目的，就是妄图把中国核武器事业扼杀在摇篮里。

    因此，朱光亚在报告中建议说，我国不但不能禁试，而且要抓紧时机，尽快掌握地下核试验技术。在朱光亚的组织下，中国取得了一系列地下核试验的成功。1986年3月中国政府庄严宣布：“我国已多年未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今后也将不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

    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核武器技术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阶段，而美国核武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很可能会加快军控谈判进程，促成国际上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1986年3月，核武器研究院院长邓稼先提出加快我国核试验步伐的建议。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朱光亚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1992年，美国果然提出进行全面禁核试谈判。在关键时刻，朱光亚又向中央领导提出了“再次加快”的建议和对策。

    1996年7月29日9时，在朱光亚等人的指导下，我国又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了。当晚，中国政府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

    而此前中央关于“两次加快”的正确决策，使我国在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完成了必要的核试验，突破了先进核武器的关键技术，不仅中子弹获得里程碑式的成功，而且造就了核武器小型化、武器化的10年辉煌，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利益。

    朱光亚说，“我们不能两眼不看世界风云，只顾埋头搞武器研究。”作为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协主席，他的学术思想从未在“两弹一星”这个节点画上句号。

    先写别人吧，我以后再说

    朱光亚长子朱明远教授回忆说，小时候，家里的书架上物理书都是爸爸的，化学书都是妈妈的，他们姐弟三人只知道爸爸是搞物理的。 

    “大概是1967年还是68年，我们一群大院的小孩儿凑在一起，不知道谁聊起这个话题，说我们的父母是干什么的，后来我们做了一个认证，就是每次核试验我们的爸爸妈妈是不是都出差，这么一认证，确实，每次核试验，所有的爸爸妈妈都不在，大概他们说是出差去西北，这个是知道的，所以这么一确认，他们是搞原子弹的。”　

    朱明远在《我们的父亲朱光亚》一书中这样写到：“在没有空调的年月，电风扇也不普及的时候，夏天全家人吃饭，围坐一桌，只要朱光亚在家，他都会亲自为大家摆好家中的台式电风扇。当电风扇转起来的时，他还要观察一下它摆头时是否能吹到大家，因为这样全桌人才会都感受到清凉。要是电风扇只往一个方向吹，他就会放下碗筷去调整角度，而且是不厌其烦。而亲情，也许就是体现在这些琐碎而具体的小事情中。”

    “这就是父亲，多年来，一直是习惯于默默地工作，默默地思考，默默地奉献，默默地以行动来影响与感召他周围的人。他以思想的深邃与智慧、做事的求真与务实、胸怀的博大与仁厚、待人的真诚与坦然、去对待他的事业和善待他周围的人。”朱明远夫人顾小英说。

    其实，沉默寡言的朱光亚，也有幽默的一面。有一次，在核武器研究院开会，当会议中间短暂休会时，他抽空点燃一根烟，并吐出一连串又圆又大的烟圈，令在一旁看到此景的青年技术人员十分好奇，朱光亚幽默地告诉他，能吐出如此“高难度”的烟圈，这要归功于板门店谈判。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朱光亚在举世闻名的板门店停战谈判上担任代表团的外文秘书和高级译员。由于谈判陷入了僵持阶段，久而久之，双方都练出了耐性和坐功，甚至需要忍受较长时间的沉默。这里有一个插曲，就是由于双方在保持沉默时都是一言不发，中方人员看着美国人一支接着一支地吸香烟、一口接着一口地吐烟圈，于是也相互递烟。朱光亚就是在这个时候学会了抽烟和吐烟圈。 

    中国工程院秘书长葛能全回忆说：“1996年10月份，光亚同志得了‘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100万港币。颁奖前一天光亚同志跟我说，这个钱捐给中国工程科技基金。我说光亚同志能不能这样子，拿一部分钱，比如说50万，你自己留50万，捐50万，他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宽裕，他的孩子们我都熟悉的，很俭朴。第二天梅地亚颁奖我又跟他重复了一下，他说不能，就这么办。第二天就找我谈话，这件事对内对外都不要宣传。”

    多年来，世人一直看不到报道朱光亚个人事迹的文章，其实不是没有人写，而是写了文章到他那里过不了关，不是被扣下来，就是因不同意发表而被退回。他总说，“先写别人吧，我以后再说。”

    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举行大会选举。在审读朱光亚简短的履历时，政协委员们都被深深震动，96%的委员同意增选朱光亚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2004年12月，为表彰朱光亚对我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原子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2009年，温家宝总理到家中看望朱光亚，朱光亚对温总理说，科研诚信问题不容忽视，应在制度上有鼓励严谨求实的改策，有防止科研不端行为的机制和措施。

    编辑：郭田珍(资料来源：《人民日报》、《科学时报》、《我们的父亲朱光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