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蛋作为食物,对于普通人根本不是问题。对于佛教徒,鸡蛋能不能作食物呢?这个问题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一直有所争论。早在东晋时,高僧支道林为弄清这一问题,就颇费了一番周折。
不过,支道林更为人称道的是,在玄学流行,名士崇尚清谈的魏晋时代,他以僧人的身份,成为了这一潮流的代表。
吃不吃鸡蛋,这是一个问题
支遁(314年—366年),字道林,以字行世,东晋名士又尊称他为“支公”“林公”。他俗姓关,系陈留(今河南开封)人,也有一说是河东林虑(今河南林县)人。幼年时随父母迁居江南。由于家人世代奉佛,他从小就对佛理有深刻的解悟。
25岁出家后,支道林精研《道行般若经》和《慧印三昧经》。在《即色游玄论》中,他提出“即色本空”的思想,成为当时般若学“六家七宗”中“即色宗”的代表人物。在当时的般若学诸家之中,支道林的思想最接近于般若空观(般若学认为世界万物为因缘和合所生,认为它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所以性空)。
支道林主张顿悟,他对佛学的研究,使他成为当时的名僧;而用般若学解释《老子》《庄子》,又使他成为当世的名士。
支道林尤其对《庄子》首篇《逍遥游》卓然揭新,独抒己见。《庄子·逍遥游》一向被认为难解,当时的文人钻研体味,总不能超出向秀、郭象的水平。这两人以为,万物各任其性,各当其分,便是逍遥。支道林则独辟蹊径,以佛理来解释,他认为只有对外物不起执着之心,顺应外物而又超然物外,“物物而不物于物”,畅游于无穷放浪之境,才能求得至上满足,才能叫做逍遥。此说标新立异,被称为“支理”,为王羲之等人所钦敬。后来的玄学者解释《逍遥游》,都采用了支道林阐明的义理。因此,当时的人评价支道林为“身披袈裟的名士”,又说他“理趣符老庄,风神类谈客”。
据《释门自镜录》记载,支道林年轻时,曾与师父就“佛教徒吃不吃鸡蛋”的问题进行过辩论。支道林认为吃鸡蛋并非杀生,师父不同意这个观点,但也未能说服他。过了几年,师父去世。有一天,支道林在梦中见到了师父,师父先是拿出一个鸡蛋给他看,然后把鸡蛋摔到地上,一只小雏鸡从里面跳了出来。
虽然做过这样的梦,但支道林还是食鸡蛋。再后来,他在梦中见到夫妇二人,给他下跪说:“我们有30个孩子,明日要成为食物,乞请法师慈悲,给予一条生路。”说着,这对夫妇拿来一些鸡蛋,在他面前轻轻磕破,一个穿白衣的小孩子从蛋壳中走出。次日,恰巧有人送来30个鸡蛋。支道林联想到昨夜之梦,深自悔责,从此弃食鸡蛋,蔬食终身。
放鹤与养马
在记录魏晋名士言行轶事的《世说新语》中,关于支道林的记载有40多条,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他放鹤与养马的故事。
支道林曾在浙江剡县东部的峁山住山修行。有人知道他喜欢鹤,特意送来一对小鹤。养了一段时间后,小鹤渐渐长出羽翼,将要飞走。支道林心里舍不得,让人剪短了鹤的羽毛。这样一来,小鹤举翅却不能高飞,低垂着头,一副懊丧的样子。支道林看后,发出感慨:“鹤生来就应该翱翔于天宇,怎么可以作为宠物,被人亵玩观赏呢?”后来,等到鹤的羽毛再次丰满,他就让鹤自由地飞走了。
放鹤的支道林,不仅深味庄子“逍遥游”的精神,还践行着佛家的慈悲——真正的爱不是占有,更意味着赋予自由。
除了鹤之外,支道林还养了数匹马。有人说:“出家人养马不合戒律。”他却说:“我重其神骏。”
据说,支道林尤其喜爱白马,甚至自号为“白马道人”。宋代诗人范成大在《吴郡志》里写道:“道林喜养骏马,今有白马涧,云饮马处也。庵旁石上有马足四,云是道林飞步马迹也。”
另有文字记载,有人送给支道林50两黄金和一匹骏马。他把马留下饲养,而把黄金分送他人。时人议论说,支道林并非真有智慧之人,因为从世俗的观点看,他应该把黄金留下,黄金可以支付花销,可以生利息;而马不仅要吃草料,还要人饲养照料。从支道林的做法,既可看出他对马的喜爱之情,更彰显了他不同凡俗、特立独行的名士风范。
支道林的“朋友圈”
使用智能手机的人,在微信中都有“朋友圈”。然而微信的“朋友圈”却模糊了“朋友”的真正意义:如果把所有认识的人都视为朋友,“朋友”就不再珍贵。按照汉字的表达意象,“朋”是两轮相互照亮的明月,“友”是人的左手与右手——只有彼此照亮、相互合作的人,才能称为朋友。
在支道林生活的时代,是没有微信的,但他却有自己的“朋友圈”。
王羲之,作为大书法家,现代人对他几乎无人不晓。王羲之任职会稽时,支道林前来拜访。当时,王羲之正要外出,只打算和他聊一会儿。然而听着听着,他就被“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的支道林深深吸引。于是“披襟解带”,脱下外出要穿的礼服,不再出门。
谢安,东晋最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有一天,他非常想念支道林,写信说:“知欲还剡自治,甚以怅然。人生如寄,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终日蹙蹙,触事惆怅,唯待君来以晤言消之,一日当千载耳。(《与支遁书》)”思慕之情,可谓迫切。
王濛,东晋的司徒左长史,是当时著名的风雅之士。在他眼里,支道林就是穿着袈裟的名士。在支道林的朋友圈里,还有郗超(宣威将军)、冯怀(太常将军)、殷浩(中军将军)、许询(玄言诗人,身为名士,终身不仕),等等。
支道林曾应诏到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住了3年。在离开建康前的饯别宴会上,当朝名士蔡子叔抢到了支道林旁边的座位。当他起身与人行礼时,这个座位却被谢万石抢占了。为夺回座位,蔡子叔差点碰伤了谢万石的脸,由此可见当时名士们对支道林的尊崇。
但也有人和支道林合不来。王坦之,东晋的一位名臣,曾与谢安一起挫败了大将军桓温篡权的阴谋。他在看完支道林的《即色游玄论》后,一言不发。支道林说:“难道你都默记于心了吗?”王坦之引用《维摩经》中维摩诘菩萨“一默如雷”、文殊菩萨当下会心的典故,巧妙地回答说:“既然文殊菩萨不在这里,又有谁能赏识我的心呢?”
“买山而隐”与“八关斋戒”
支道林喜欢住在山里,曾向高僧竺道潜提出买山隐居的想法。《世说新语》中记录了这件事:“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深公答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
巢父和许由是上古尧帝时的隐士。巢父山居,不营世利,年老以树为巢,故号巢父。许由更是历代隐士追慕的对象,《史记·伯夷叔齐列传》中记载,“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避。”
听了竺道潜的质疑,支道林放弃了买山的打算,但“ 买山而隐”之事,却成为当时名士的雅尚。支道林一生居住过的山,先后有杭州余杭山、苏州支硎山、建康东山等。
唐代《吴地记》记载,支道林曾在苏州吴县西部山上隐居,因此后世称此山为支硎山,山中寺院称支遁庵。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记录了支道林在此举办“八关斋戒”的事。
“八关斋戒”为佛教的一种修行方式,是为提高在家信众的修行而制定的戒律和斋法。受此戒的在家信众,要在一日一夜之内恪守“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饮酒、不眠坐高广华丽之床、不装饰打扮及听歌观舞、不食非时之食(过午不食)”等八项戒律。因前七项为戒,后一项为斋,故称“八关斋戒”。持戒期间,在家信众的生活如出家僧人一样。
公元343年10月22日,支道林集合僧人及在家信众24人在吴县山下修八关斋戒法。当时的扬州刺史、骠骑将军何充也厕身其间。23日清晨开始结斋,清和肃穆;至24日,众人散去。这是汉传佛教地区有关“八关斋戒”最早的文字记录。
支道林《八关斋诗三首》中的诗句,则隐晦地记录了这件事。支道林也成为有文字记载的倡修“八关斋戒”的第一位汉传佛教僧人。
“绍明佛法,令真理不绝”
支道林将玄学与佛学并举,赢得了当朝名士们共同的认可,雅尚所及,崇佛之风,由此滥觞。
由于支道林在当时影响很大,晋哀帝即位时(362年),多次派使者迎请他赴京。于是,支道林来到建康,在东安寺开讲《道行般若经》,引起了朝野上下的轰动。名士郗超这样评价支道林:“数百年来,绍明佛法,令真理不绝,一人而已。”
支道林在京城待了将近3年,因忆念山中自由自在的生活,上书乞归山林。不久,支道林的同门知己法虔法师去世,支道林感叹良多,他说:“从前,俞伯牙因钟子期亡故而不再弹琴。如今推及他人,知道那不是虚言。知音已去,晤谈再无人能欣赏,心中的郁闷无法排解,看来我也该走了!”
晋太和元年(366年),支道林卒于剡县石城山,享年53岁。
支道林去世,众人甚为痛惜。有一天,戴逵路过支道林墓,驻足叹息说:“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耳。”
在支道林之前,佛经虽已传入中国,但“由汉至前魏,名士罕有推重佛教者”,“尊敬僧人,更未之闻”(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支道林与士大夫阶层的互动,开创了本土玄学与西来佛学相互融合的先河,将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带入了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