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朝图，中国画里过新年

    “岁朝”，指一年之始，又称为“元日”，即阴历正月初一，新年的第一天，也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严格意义上的“岁朝图”便是为迎接新年第一天而作的图画。

    “岁朝图”是节令画的一种。中国人历来重视节令，“四时”“八节”“十二月令”“二十四气”“七十二候”都宜入画，像正月十五的《元宵行乐图》、初春时节的《清明上河图》、四月初八的《浴佛图》、七月初七的《七夕乞巧图》、五月端午节的《午瑞图》、九月初九的《重阳赏菊图》、十二月驱鬼节的《大傩图》等等，都是与节令相关的画题。“岁朝图”是节令画之首。所谓“岁之朝”，其实包含着“三朝”——“年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在这个崭新的日子里，过去一年结束，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新生活开始了。

    丛艳叠石画岁朝

    “岁朝图”这一绘画题材自宋代出现以来，深受宫廷与民间喜爱，在徽宗一朝尤为流行。从一开始，“岁朝图”便多用写生手法，所绘内容多为冬季不易见到的花卉禽鸟，以示春天即将来临。

    迄今被公认为最早的一幅“岁朝图”是传为宋代赵昌所画的《岁朝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件已经跨越1000年的绢本虽然已显沉暗，但仍无法掩盖绘画本身所透露出的绚烂光彩。整幅画繁密热烈，色彩鲜艳。画面下半部分，翠竹、牡丹和水仙3种植物前后左右穿插，烘托出几乎完整呈现的一块湖石。这块湖石显示着11世纪宋人对石头的最高审美——瘦、皱、漏、透（这是清代郑板桥对宋代米芾论石之美的概括），且姿态飘逸。左右环抱式的茶花、白梅、红梅，如同一个大花冕铺排在湖石背后，在石青所打的底色上灿若繁星。而湖石的“漏”恰恰对铺排的花枝形成空间和形式上的分割，不禁让人想到美术史上一个香艳的名词——“铺殿花”。这种由南唐徐熙创制的“丛艳叠石”的绘画类型，在这幅画上得到了完美的呈现。画面中花石交错的热烈与极尽奢华的色彩表达，让人不禁心向往之。

    700多年后，清乾隆皇帝在画面上方接裱纸张，写下了自己对这幅画的认识。虽然此图“湖石以上仅五寸许。花朵繁密，略无余地，枝干俱未能展拓尽势”，在构图上似乎不甚完整，疑已残缺，但他仍然相信，这样品质的作品“信非昌不能办”，只有赵昌才能画得出来！

    早期绘制过“岁朝图”的还有南宋的李嵩。作为风俗画的高手，他的《岁朝图》描绘的是一个宅院中庆贺新年的情景，门上的门神与桃符，院子里的华灯和爆竹，室内的斗茶游戏，以及孩子的欢笑、主客的寒暄都呈现出新春欢乐祥和的气氛。

    宋代有行会，绘画作品作为商品出售已很普遍，甚至出现了专门的节令画家；到了明代，这种附丽于岁时民俗之上的绘画更成为传统年俗的重要内容。职业画家们会专门绘此年节画用以出售，文人画家们也会绘制此题材的作品相互馈赠，予知音，予好友，以增添节日气氛。

    元日悬挂“岁朝图”，不论是文人雅士还是平民百姓，其迎新、祈福的愿望都是一致的。

    应时应景有清供

    “岁朝清供图”是“岁朝”题材中十分雅致的一种，也是文人画家在岁末年初常作的题材。

    “清供”又称为“清玩”，本是一种陈设，始于唐代，包括的范围很广，既有为书斋居室增加情趣的文雅之物，如金石书画、古董器皿、盆景瓶花；亦有花卉果蔬、灯笼茶壶、鞭炮玩具等日常生活用品。

    到了清中后期，“岁朝清供”成为江南文人绘画中盛行的题材，在“扬州画派”和“海上画派”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发展为诗、书、画、印并茂的典型文人画。那批画家创作的“岁朝图”，以吉祥的寓意、写意的笔法，在抒发己意的同时，也迎合了市场的需要。如“竹报平安”“松鹤延年”“喜鹊登梅”“紫绶金章”等题材，把松、竹、梅等傲气十足的君子形象大众化、世俗化，为“岁朝图”平添了一抹文雅之气。

    海派画家中，“岁朝清供”画的代表是吴昌硕。比如绘制于1915年的《岁朝清供图》，画中物象丰富，有瓶梅、盆栽水仙和菖蒲、秀石等案头清供，也有释迦、百合等清雅果子。它们呈现出的年俗韵味，可以借用晚清画家郑师玄的一首题画诗来表达：“斗室春生气自温，唐花瓶配水仙盆。莫将看作寻常物，元日都从吉语论。”

    画中的梅花隐含着报春的讯息，是新年应时应景的花卉，人们往往以梅花的五片花瓣喻指“五福”。吴昌硕曾自称“穷居海上，一官如虱，富贵花必不相称，故写梅取有出世姿”，也是借着岁朝抒发自己在乱世中的清高。画中的蒲草是驱邪之物，释迦与百合、荸荠味道清雅。瓶和瓶花也是“岁朝清供图”里反复出现的元素，“瓶”的谐音是“平”，用于祝愿一年的平安幸福。花瓶也常常与其他物象组合来表达吉祥的寓意，如瓶子、鹌鹑和如意共同象征“平安如意”；瓶和荔枝组合，象征“平安吉利”；瓶插牡丹喻“平安富贵”；瓶插三支戟表示“平升三级”，等等。

    在吴昌硕众多的《岁朝清供图》中，不仅承袭了传统“岁朝图”的形象谱系，瓶、牡丹、梅花、水仙、松枝、蒲草、佛手、荔枝、天竹子、石榴、灵芝、柿子、释迦、百合等，经常出现。同时，他还将青铜器的拓片以及铭文移入画面，再添加墨笔或者重色，形成他充满金石趣味的“岁朝图”。在那幅《岁朝清供图》中，他写下这样的题跋：“写案头花，象古人所作岁时物之迁流也，兹拟其意。”可以看出，文人的“岁朝图”中，还包含着对传统古意的追索，对时物流转的留恋。

    明清以来的“岁朝清供图”还经常与长寿、子嗣绵长、驱邪、纳福等各种主题结合。如松、柏、灵芝、仙桃、寿石等，旨在祈祝老人增寿，又把柏枝、柿子、如意（或灵芝）组合以表达“百事如意”。总之，借物释吉，是所有“岁朝清供图”的本意。寓意深邃皇家院

    “岁朝图”不仅出现在百姓的墙头和文人的案头，宫廷之中也经常绘制“岁朝”题材的作品。只是在种种辞旧迎新的热闹场景下，往往潜藏着更为深邃的寓意。

    明宪宗朱见深是一位以画技见长的皇帝。他的一幅《岁朝佳兆图》是“钟馗图”与“岁朝清供”的结合。图中的钟馗蓝衣破帽，虬髯皂靴，和一只小鬼正迎风走来。面向他们飞来的是一只蝙蝠，寓意“迎福”，钟馗手里所持如意与小鬼托盘里的柏枝、柿子则象征“百事如意”。这正好点了右上角所书写的画题：“柏柿如意。一脉春回暖气随，风云万里值明时。画图今日来佳兆，如意年年百事宜”。

    从表面看来，这幅画是非常典型的迎春祈福主题的“岁朝图”，但背后却蕴含着对帝国危机的担忧。就在绘制此画的前一年，即1480年，经历了数年天灾的明帝国又遭到瓦剌的入侵，在大同被扰、京师受到威胁的时候，明宪宗一定会想起父亲英宗所遭受的土木堡之变吧。这幅绘制于1481年岁首的《岁朝佳兆图》，实则蕴含了他对国运、兵运的祈福。

    清朝的乾隆皇帝对节令也十分在意，有很多流传下来的带有其肖像的“岁朝图”。比如《乾隆皇帝岁朝图》，绘制于18世纪30年代，由郎世宁等人完成，建筑物和人物都带有西洋画的透视特征。

    从画面看，御园之内，乾隆皇帝和他的皇子们沉浸在天伦之乐中（“岁朝图”的内容有时也延续到元宵节前后）。乾隆皇帝手中拿着一个小锤，正在敲打旁边戟上悬挂的罄，似乎想用声音哄怀中的红衣幼童。戟上悬罄，是“吉庆”的意思，而击打的动作，再次强调“吉庆”的寓意。乾隆怀中的幼童以及右侧的两个男童，都戴着与皇帝一样的金色束冠，并装饰有红缨，象征着他们的皇子身份。

    但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陈葆真教授认为，这幅画也不是那么简单，温馨喜乐背后，深藏着皇家立嗣的图像密码。乾隆皇帝即位之初，便有立孝贤皇后所生的嫡子为储君的计划，曾在乾隆元年（1736年）密立永琏为皇太子。画中穿紫袍的便是永琏，他一手持戟和罄，是“吉庆”的谐音；另一手中还持有带吊链的方印，也是重要的信物显示。

    不幸的是，这位皇太子永琏两年后便夭折了。但在两年后的《乾隆皇帝雪景行乐图》中，他的形象仍然出现了。他依旧穿着紫袍，手持戟和罄，个头已经长高，但方形印已经不见了，此图中的他已然成为一个纪念性的人物而存在。

    此后的十多年中，“乾隆皇帝岁朝图”成为一个母题，《乾隆岁朝行乐图》《乾隆元宵行乐图》等都延续了这幅画的基本内容。随着岁月的变化，乾隆皇帝的面貌逐渐成熟，皇子们的身形也逐渐魁梧，但乾隆皇帝立嫡子的愿望却一直没有实现，两位嫡子先后夭折，连他最钟爱的孝贤皇后也在乾隆十三年（1749年）去世了。

    更耐人寻味的是，那些年连续绘制的“乾隆皇帝岁朝图”，在场面和人物关系上已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岁朝图”或“行乐图”的场面越来越宏大，但皇帝与儿子们的距离却越来越远。绘制于乾隆元年的《乾隆皇帝岁朝图》中，那副慈父的表情再也没有出现过。

    从宫廷贵族的赏玩，到职业画家的年节商品，再到诗、书、画、印并茂的文人画，“岁朝图”的独特魅力，正在于它的大雅与大俗——既可一窥古人的迎春习俗，又可体味其中蕴含的文人情调与帝王心事。

    这正是：“丛艳叠石画岁朝，应时应景有清供。寓意深邃皇家院，雅俗共赏百姓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