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一本正经“恶搞”历史

    马伯庸

    1980年生于内蒙古赤峰，作家，有“文字鬼才”之誉。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风起陇西》《古董局中局》《龙与地下铁》。散文《风雨〈洛神赋〉》获2010年人民文学奖散文奖，短篇小说《破案：孔雀东南飞》等获朱自清散文奖。新书《长安十二时辰》于近日出版。

    唐代文豪贺知章于玄宗天宝年间担任朝廷重臣时，诗人岑参才刚刚中了进士。1200多年前在政坛少有来往的两人，却在一本小说里有了交集。在马伯庸新书《长安十二时辰》中，大唐盛世的文人武士、世族大家、三教九流都被卷入了一场意图毁灭长安城的阴谋，成了主人公、“救世主”张小敬的陪衬和布景。历史与现实纵横交错，马伯庸织了一张精巧的叙事网，勾画出各色剪影。

    把有趣的历史写给普通读者，这是马伯庸最擅长的事情。在此之前，他就常以真实的时代背景与历史人物为主干，添上颇具个性化的想象，衍生曲折离奇的情节。借用大仲马脍炙人口的比喻，马伯庸“把小说挂在历史的钉子上”。

    历史之外，马伯庸还有另一张标签：“鬼才”。他崇拜老舍、钱钟书等上世纪文坛的“幽默大师”，“恶搞”和“幽默”也成了自己创作的尖刀利器。

    不过和文字对比，马伯庸本人要严肃多了。和他对话，并没有期待中的插科打诨和随口而出的冷笑话，他喜欢跟你聊聊那些普世的道理。起身拍照，马伯庸更拘谨了。摄影记者打趣说：“放松，其实您挺帅。”他正儿八经接了句：“嗯，‘其实’这个词用得好。”

    用美剧的节奏写长安的故事

    《长安十二时辰》的故事缘起于一个知乎上的提问，“如果给《刺客信条》（执行刺客任务的电子游戏）写剧情，你会把背景放在哪里？”马伯庸看到，脑子里最先浮现出来的，就是唐代长安城。

    具体年份设定于玄宗天宝三年。历经太宗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开疆辟土，开元三十载财富积累，长安城在它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都城。正如马伯庸在后记中写道：“这是一个秩序井然、气势恢宏的国际大都市，五湖四海的诸色人物云集其中，风流文采与赫赫武威纵横交错，生活繁华多彩、风气开放多元。在那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实在是一个创作者所能想到的最合适的舞台。” 

    “想象一个刺客的身影，在月圆下的大雁塔上跃下，追捕他的火红灯笼从朱雀大街延伸到曲江池，惊起乐游原上无数的宿鸟，神秘与堂皇同时纠葛……”脑洞一开，他信手写下几千字，“俯瞰长安城，一百零八坊如棋盘般排布，晴空之上一头雄鹰飞过……”之后，他越写越兴奋。

    小说讲述了上元节前日，一群突厥狼卫偷偷潜入，计划纵火焚城毁灭帝都，长安即将陷入劫难，独眼死囚张小敬却成了救世主，而时间只剩下短短12个时辰。

    马伯庸用洋洋洒洒70万字，写了这一天的故事。如美剧《24小时》每一集讲述一个小时的变故，《长安十二时辰》被分割为半个时辰一章，一共二十四章，正好一天时间。读者不难想象情节曲折复杂的程度——就像上了发条，官场、权势、阴谋一层套着一层，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剧情之外，马伯庸悉心描绘了长安城里的人性和血性。几十个真切的历史人物从他笔下走过。旷达不羁的秘书监贺知章、善良懦弱的太子李亨、看似文弱迂腐实则内心坚毅的太子幕僚李沁、处事机敏却善变滑头的宰相元载，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形象跃然纸上，让人一时间分不清究竟是书中的虚幻人物，还是历史原本的样子。

    相比于熠熠生辉的配角，主人公张小敬与随从姚汝能则是不曾在正史中有过记载的人物。张小敬曾凭战功当上长安一个区的“不良帅”（相当于刑警队长），黑白通吃。后来因上司与人勾结，害死了自己九死一生的战友，他一怒之下杀死上司成了死囚，心里却始终挂念百姓。他是个看似冷漠实则情深的男人。

    不一样的大唐盛世

    写完故事结局，幕后元凶现身，掩卷之前，马伯庸用4页纸篇幅，介绍了与小说相对应的、真实的天宝三年。

    他挑的是一个“平静”又“重要”的年份，几乎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但许多人——包括大唐自己都在这一年发生了巨大转折。胡将安禄山升任范阳节度使，杨玉环被正式纳入宫中，突厥大唐战事升级，东宫和李林甫斗争发酵，“盛唐情节每个中国人都有，但对于它的了解，大多只停留在兴盛之际。到底什么时候由盛转衰，我选的这一年，正好是下坡路的岔口。”

    在后记中，马伯庸细细交代了书中一些重要人物的历史结局，与小说中各自的命运一一对应。这年4月，贺知章乘马车返回山阴老家，没过多久，传出他溘然去世的消息。与此同时，唐军对突厥发起比之前猛烈数倍的攻势，鏖战数月，突厥可汗被杀，传首京师。宰相元载专权之后，纳受赃私，贪腐奢靡，行事无所顾忌，代宗终于忍无可忍，下令将其收捕赐死。

    没能在史书上留下痕迹的张小敬，马伯庸也找到了蛛丝马迹。安史之乱平定后，民间出现一本名为《安禄山事迹》的书，署名华阴县尉姚汝能。书中记录马嵬坡之变中，一箭把杨国忠射下马的人就叫张小敬。只是关于张小敬什么来历，后来命运如何，没有任何提及。

    不经意间，一虚一实衔接，浑然如一。正如书评人评价，“若全用历史细节堆砌，那不是好小说，若全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又没有历史小说耐人琢磨的趣味。《长安十二时辰》好便好在营造了一种近似历史的氛围，惊心动魄里混沌着真实”。

    除了各色人物，马伯庸下足功夫的还有长安的城郭样貌、唐人服饰、饮茶、读书、乘车甚至如厕习俗，“上至朝廷典章制度，下到食货物价，长安城水道、隔水的栏杆”都一一有所考究。正如他自己所说，“写这么一部作品，最大的挑战不是故事编制和人物塑造，而是对那个时代生活细节的精准描摹”。为此，他战战兢兢查阅了大量资料，在浩如烟海的专题论文和考古报告中潜心攻读，前后数次赴西安实地考察，“就是希望离那个真正的长安城更近一点”。

    最终，小说真实呈现了长安城一百零八坊，“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出版社随书送了两张唐长安地图，其中城防、水渠承载剧情发展的空间坐标功能。被还原的细节还有长安城南的人烟更稀少，水渠流向、城中雕塑姿态也能完全对照《安禄山服散考》文献来看。

    当然，马伯庸并不是为了还原历史。他用真实到极致的细节作底，在这之上搭建舞台，以此展现大唐盛世以外的、不一样的长安。“这袭华丽的袍子上，究竟怎样爬满了致命的虱子”。

    小说尾声张小敬与李沁有一番对话。“长安城居民有百万之众，到底人命被当成了什么？为什么你们首先关心的，不是这些人？为什么你对这样的事，能处之泰然？”李沁的回答只有一句，“这就是长安城的秉性啊。” 

    历史遍布悬疑

    马伯庸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他从小的记忆中，生活就是从一个城市搬向另一个城市。因此，“故乡是流动而稀薄的、无数散碎的片段”。

    走马灯似的辗转中，承载最多记忆的是家里的大书架。“上面一大堆书，从《红楼梦》到《第二次握手》，从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到大仲马、西村寿行（日本推理小说作家），杂乱无序，什么都有。我们家的教育模式是完全放养，对于我的阅读，父母从来放任不管。得益于这种自由，我每天都会在书架前待上两三个小时，不识字就先看插图，胡乱翻。有次我翻出了一本《金瓶梅》，正好我爹进来，看到我手里的书，问我知道书里面讲什么吗？因为当时在听评书《水浒》，我说梁山好汉吧？我爹想了想，说对，然后就走了。我翻了半天，都是男女对话，哪有什么打仗的场面，不耐烦就索性扔开不看。”踏入文坛，马伯庸最感激的人是父母，“我爹真够开明的，而我那时是真傻”。

    因为书读得杂，马伯庸写的故事总是有详实史料做支撑，文风也因此受到各家影响。他读王小波，读的是逻辑；向汪曾祺学的是文章的制式；老舍、钱钟书和马克·吐温让他知道，有趣是一件奢侈、很难得但很伟大的品质。

    这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马伯庸创作的基调。2000年，以悬疑惊悚短片小说《她死在QQ上》出道后，他早期创作基本走的都是构思古怪精妙、语言诙谐冷僻的路数。那段时间，马伯庸正在新西兰留学，练笔之余，随手把几篇作品匿名挂在网上，没想到流传颇广。

    马伯庸偏爱将两种不同时空的东西凑对，或者用完全不相干的叙述方式描述一个事件。他写《小资生活的一天》，小清新的笔调和现实生活残酷交织在一起；《留学生七种武器之泡面》仿古龙武侠风；《欧罗巴英雄传》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风格，描述的却是一段西方人耳熟能详的英雄传奇。他自称那是一段“嘻笑怒骂的写作时期”。

    回国之后，马伯庸在外企当白领，写作仍是副职。不过正是这些“玩票”的文字，让马伯庸火了起来。2010年，他的散文《风雨〈洛神赋〉》获人民文学奖，文中以充足史料“考证”了曹植、曹丕、甄宓之间的八卦关系。颁奖辞中写道，马伯庸“抽丝剥茧，咄咄逼人，对历史可能性的探究具有一种童言无忌的机敏和快乐”，网友则评价他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马伯庸由此开始尝试更多基于大量史料的“考据型悬疑文学”作品。长篇小说《风起陇西》延续了这种混搭风，从汉中到整个雍凉大地上，演绎出一段精彩的三国谍战传奇。2012年，《古董局中局》出版，这部围绕古董鉴定、造假、设局展开的百科全书式小说，收获了不少新“粉丝”。

    在马伯庸自己看来，混搭从“脑洞”出发，考据建立在强大的知识储备基础上，两者结合还要事事符合逻辑。“历史的记载永远残缺不全，史书永远只能记录大事。枝干间的空隙，我们就能往里填。所以从文学创作角度出发，混搭进历史框架的旁逸斜出，也很美丽。”有评论家曾为马伯庸的历史观正名，“在他的眼中，历史并非给定的叙述，而是遍布悬疑，有待于追问和阐释。他要的不是回答，而是回声。” 

    写这类游走于史学和文学间的小说，对于马伯庸也是一种自我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微博大V马伯庸完成了自我的沉淀。两年前，他还孜孜不倦在微博中写冷笑话，现在的段子都脱胎于生活。

    比如他给雾霾天配了两句小诗：欲die（“死亡”的英文，音同带）林中挂，金钗雪里霾，原句是《红楼梦》判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用他自己的话说，“幽默从来不是目的，和历史一样，是为了讲述一些道理”。

    执笔写《长安十二时辰》时，马伯庸已站在“而立”与“不惑”正中间。他辞了职，决意一心做职业作家。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我没什么好‘不惑’的，忙忙碌碌写东西，生活很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