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链接
日 报周 报杂 志 人民网

心眼儿窄的人说不了肚量宽的书

连丽如:说透人情方是书

本刊记者 许晓迪 《 环球人物 》(

    2017年1月7日下午,北京宣南书馆第508场评书演出。书馆门口立着演出海报,红纸黑字,写着今天上书的艺人和所演书目:梁彦《精忠》,连丽如《三国》,王玥波《水浒》。开书前40分钟,《环球人物》记者来到了天桥艺术大厦。整个地下一层显得冷清空旷,只有宣南书馆门口聚集着三五人排队买票。走进书馆,茶房迎上来,招呼着入座。此时,前几排长期听书的“老书座儿”已来了不少,他们都是资深的曲艺爱好者,几乎场场必到,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座位。

    新年前,宣南书馆从西城区第二文化宫迁入天桥艺术大厦。天桥,是北京评书的圣地。清代同光年间,评书艺人们汇聚于此,在集市、庙会等处的空地上演出。民国之后,天桥附近的大小茶馆开始增添评书表演,内外城里书茶馆林立。

    75岁的连丽如可算是重返北京评书的起源地了。这一天,她说的是《三国》里家喻户晓的一段:“诸葛孔明舌战群儒”。

    女儿身,丈夫气

    半个多世纪前的1961年9月,也是在天桥的一家刘记茶馆,连丽如第一次登台,说的也是《三国》。她从陶恭祖三让徐州一直说到刘备取西川,一个月里,天天满座儿。听众们捧场,不仅因为她是说评书的第一个女演员,更因为她身上的衣钵传承,“连阔如的闺女说《三国》,听众他能不去吗?”

    连丽如向《环球人物》记者说起父亲早年的一些经历。父亲连阔如是北方评书大家,出生于北京安定门外一个没落的旗人家庭,12岁就当了学徒,进过北京的首饰楼、照相馆,天津的杂货铺、中药店,到烟台、大连做过小买卖,摆过卦摊儿。他曾以“云游客”的笔名,在北平《时言报》上长篇连载《江湖丛谈》,种种曲艺沿革、行业规矩、骗术内幕信手拈来——“老江湖”的老辣练达、见多识广可见一斑。

    1927年,连阔如拜评书艺人李杰恩为师,学说《西汉演义》,在各书茶馆说书。后又博采众长,向多位名家学说《东汉演义》。上世纪30年代末,在东郊民巷伯力威电台播讲《东汉》,声名鹊起,有“千家万户听评书,净街净巷连阔如”的美誉。

    不同于南方的弹词,北方的评书不适合讲那些风流才子二八佳人,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评说的是剑侠义士、帝王将相、鬼怪神魔,注重的是“古事今说,佐以评论”,从论古而谈今,收醒世之效果。连派评书最重要的三部大书,《东汉》 《三国》 《水浒》莫不如此。

    连丽如说,自己从小就被当成男孩养着,“人家女孩子跳间儿(跳房子)、欻(音chua)拐(旧时用羊骨玩的一种游戏),我就四处钻胡同,一个礼拜费一双鞋”。她的烟瘾直到42岁才戒掉,有一段时间,国家每月给高级知识分子补贴两条香烟,连阔如占6包,连丽如得要7包。

    或许正是因为身上这股“丈夫气”,17岁登台说书的连丽如,出手就是“袍带书”(评书的一种类型,主要人物是帝王将相、达官贵人,这些人大都身着蟒袍,腰缠玉带,故得此名)中难度最大的《三国》,每天两小时,人物成百上千,战役层出不穷,看书、背书要下功夫,说出人物的“精气神”更不容易。如今在台上,不管是人物的“开脸”(评书的一种说功,主要人物第一次出现时,说书人对其面貌穿着、身材体形和所携器物的介绍),还是那些拗口难背的文言原文,连丽如仍能行云流水地一遍说过,台下的听众对记者感慨,“连先生的记性这么好,都是从小下的苦功夫啊!”

    但连丽如对记者说,其实在幼年的时候,她从没想过自己会继承父业:“爸爸特别不愿意我干这行,希望我上大学,出国留学,当学者。我自己喜欢几何、代数,一心想考北大数学系。尽管那时每天中午放学路上,广播里播的都是爸爸的‘姚期马武岑彭杜茂’(《东汉》里的人物),但说书是怎么回事,我一点也不懂。”

    转变发生于1958年,连阔如被划为右派,下放到书馆说书。不久,连丽如从师大附中退学,看到父亲身边没有徒弟,她体恤老父,萌生了学评书的念头。早先,连阔如认为女孩子不能说书,但在上海看到了评话名家王少堂的女儿王丽堂,16岁就上台说“武松打虎”,很受启发,开始给连丽如口授《三国》。

    1960年,连丽如进入宣武说唱团当学员,一年半后在天桥正式登台。“第一次上台,爸爸花了50块钱,给我做了一件和王丽堂一样的青缎子夹袄,绸子里儿,琵琶盘扣儿。这件衣服是全家人吃多少窝头才攒下的。”

    以才子气大话金戈铁马

    “谁要跟我说书,就先听书,先得知道这个环境,融入这个氛围。”连丽如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不听书,不接触社会,就学不出来。”

    连丽如自己学说书,就是从听书开始的。1960年冬天,她第一次进书馆,是听父亲在天桥董记茶馆说《三国》,从刘、关、张说到伯乐、姜子牙、郦食其。后来,在东安市场凤凰厅,连丽如又听父亲说了一个月的《列国》,“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窃符救赵’,讲虎符,讲那上面的花纹是怎么回事,整整讲了一场。”散场后,连阔如还带着她逛东安市场,一边逛一边讲东安市场的形成,凤凰厅的由来,讲风俗人情、衣食住行的很多知识。

    连丽如颇为自豪地说:“听完我就想,他怎么懂得这么多!”其实,不只自己的女儿,著名戏曲作家翁偶虹对连阔如也有过类似的评价:也是读书种子,也是江湖伶伦。

    在连丽如看来,连派评书,重在一个“评”字,评人、评事,也评情、评理。父亲连阔如说书,不只是说事件,而且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官制礼节、民间风俗、地理山川以及武术拳脚、战争场面,都讲得头头是道。他向生活中各个阶层的人求教,也请教学有所成、术有专攻的文人学者,更亲自批阅古代典籍,手不释卷。“爸爸所挣的钱除去养家,全都买了书。为了收集《三国》藏书,他跑遍了琉璃厂的老书局。为了考证汉献帝的‘衣带诏’,他翻阅了七八种版本的《汉书》;为了把‘借东风’‘草船借箭’说得入情入理,他研究天文、气象知识;讲‘邓艾偷渡阴平’,还专门去看过川陕一代的三国遗址。”

    她对记者说,这正是连派“坐谈三国”的与众不同。与另一位说《三国》的大家袁阔成相比,后者是“横跳黄河竖跳海,万丈高楼用脚踩”,用语言辅之以身段大开大合地表演;而连派是“武戏文说”,正襟危坐,以才子气和书卷气大话金戈铁马。

    记者听的这场“诸葛孔明舌战群儒”,连丽如保留了原著中精彩的文言部分,再用大白话讲解意思,接着评讲其中的典故、历史和人物性情;同时也加入了风趣幽默的演绎,比如说大胖子薛敬文,“浑身的肉都塞到椅子上,站起来都非常费劲”,他瓮声瓮气地把曹操夸赞了一通,却被诸葛亮骂是“无父无君之人”,当下急得半边身子发麻,赶紧从怀里掏出“速效救心丸”塞进嘴里。

    引经据典、博览群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为人处世的道理融入书中。连丽如回忆自己刚说书时,因为被老艺人排挤,和团里闹得不愉快,父亲劝她收起学生做派,多学习学习江湖规矩和人情世故,“他说,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你再聪明,再能干,再能说,可是有一样要记住:说透人情方是书,懂多大人情说多大书。心眼儿窄的人绝说不了肚量宽的书,你将来懂得人情世态了,必能成家。”

    年轻时说书,连丽如笑称自己一个包袱都不会抖,只能照本宣科。如今在台上,听她说“舌战群儒”,说集贤堂里各路东吴谋士们的性格和心思,都能在现实的众生百态里对上号。她经常将自己曲折的说书经历穿插进故事里,作为一种“书外之书”。

    从“闯关东”到“下南洋”

    1964年,当连丽如要说第二部长篇大书《东汉》时,曲艺界开始“说新唱新”,禁止说传统书目,《东汉》刚说了7天,停演了。3年后,宣武说唱团解散,连丽如被分配到人民食品厂收汽水瓶子,此后12年,再没上台说书。

    1979年9月12日,宣武说唱团恢复,连丽如第一个上台。老观众们见了她都说:姑娘,你怎么一点儿也不见老?还像30多岁的。其实当年说书时,连丽如才十八九岁,怕自己在台上讲今说古没人信服,所以烫了头,往老里打扮。然而真到了38岁了,却“已然不会说书了。”

    更严峻的是,也没有说书的地方了。“我爸爸说书的时候,北京有七八十个书馆;我学书的时候,有40多个;到‘文革’开始前,还有26个;等1979年宣武说唱团复团时,没有书馆了。”

    没有现成的书馆,连丽如和丈夫贾建国只能四处“打地”(评书行话,指联系演出场地)。那段时间,连丽如在虎坊桥的木板房和鼓楼的大门洞里说《东汉》,也在宣武公园的图书室里说《隋唐》,每天连轴转,不到凌晨3点不睡觉,点灯熬油地准备第二天的书。

    就在同一时期,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岳飞传》在鞍山台播出,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轰动效果,沉寂多时的传统评书再次风靡全国。由此,东北成了评书复兴的重镇,田连元、袁阔成、单田芳等评书艺人,通过广播、电视等载体,迅速成为火遍大江南北的评书大家。

    相比之下,北京作为评书的发源地,此时显得有些落寞寒酸。“北京的评书太弱了!”连丽如心里很难受。没有现成的平台,连丽如夫妇继续四处“打地”,终于得到了一个在哈尔滨电台播讲《东汉》的机会。初闯关东,连丽如一直带病录书,每天录音之前就打一针止痛的阿托品。之后,《东汉》在全国56家电台连播,人们这才知道北京还有一个会说评书的连丽如。

    为了推广北京评书,连丽如不仅闯过关东,也下过南洋。1993年,连丽如去新加坡参加第三届华族文化节,这是她第一次走出国门。新加坡没有评书,只有“讲古”,就是讲历史故事。“讲古”有一个规矩,一次一定要把一个故事讲完,但评书最大的特点是“留扣儿”,就是留下悬念。在新加坡世界贸易中心,连丽如演出三场《康熙私访》,上台前,主办方还一直嘱咐她千万别留悬念。“我把搜集到的当地语言都用上了,包袱儿特别响,观众都在底下乐,后来连楼上做买卖的都扒着头往下看。等到最后,我还是留了书扣儿。散场后一帮观众跟着问我,”连丽如学着新加坡人的语气和腔调,“连女士,连女士,那个小孩这么样了,你明天还来说吗?”

    此后,她又多次赴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新加坡国际广播电台还播出了连丽如讲的《红楼梦》,受到听众热烈欢迎。

    “时刻把观众放在心上”

    “第一天说书,爸爸只嘱咐了一件事。”连丽如说,“每天开书前半小时,要坐在书台上,和听众聊天儿。用行话说,这叫‘贴身靠儿’。”连阔如十分看重向听众学习,在电台播讲评书时,总会说上一句:“哪位听众听我说的有误,请打电话告诉我,因为中国文化太深,我的学问太浅。”于是,家里常年安排人专门接听“投诉热线”,每到年底,对打电话挑错的热心观众,连阔如经常提着蒲包,到人家里去登门道谢。

    一直到现在,连丽如始终不忘“贴身靠儿”的道理。下午两点开书,她总会提前两三个小时就来到书馆,坐在门口卖票的方桌后,和相熟的听众寒暄闲聊。

    老伴儿贾建国曾送给连丽如一首诗:“铺炕叠被儿,扫天刮地儿,测字猜闷儿,玩牌打混儿”。寄望晚年悠闲的生活。然而,这样的日子始终可望不可及。从朝阳小梨园到什刹海畔月明楼,再到宣南书馆,为了复兴书馆评书,一天也没歇过。

    评书最讲传承,连丽如至今记得父亲说书时的“五忘”:“忘己事,忘己貌,忘座有贵宾,忘身在今日,忘己之姓名。”如今75岁的连丽如在台上仍是神完气足,凭一口丹田气说下来,一个小时没有喘息的工夫。

    但现在的连丽如,也有意识更多地把舞台让位给年轻人。

    在宣南书馆里,开场的梁彦是连丽如的四徒弟,在评书演员之外,还是中华书局的编辑。他从小喜欢听评书,博闻强识又喜欢读书,偏门杂类无所不及,大学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评书的情节叙述与电影蒙太奇的关系”。一开始表演还有些背书的痕迹,如今也能驾轻就熟地抖包袱说典故,解释什么是“碗口”粗细时,还会拿王玥波砸个挂——“要是王玥波吃面条的海碗,这还了得!”

    王玥波是连丽如的义子,从小在书馆舞台上打磨锻炼,从老先生身上得到真传,相声、评书、单弦样样精通。说李逵从三层酒楼跳下,一拐弯就开始讲老北京的布鞋和棉鞋;说阮氏三雄下水夺船,船夫们唱的是“凉调版”的“让我们荡起双桨”,亦庄亦谐,挥洒自如。后来喜欢王玥波的观众越来越多,连丽如索性把“攒底”(即压轴)的位置让给他。一般在曲艺行,很少有老先生“让底”。连丽如很开通——“我特别腻歪老人不给年轻人腾地儿,年轻时我受过这个。”

    “书场说书是一个有遗憾的艺术,不可能十全十美,指不定在哪儿就有小纰漏小失误,不像电台和电视,说错的地方可以重录,词背不下来可以照着书本念。但这也是现场说书的好处,演员面对的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台上台下,直接和观众交流,容不得一点儿马虎。每周说这一小时的书,要好好准备一个礼拜。不光我们,连先生也一样,‘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可不行。”梁彦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师父对我们没有特别的叮嘱,只要求我们上台多磨炼,时刻把观众放在心上,演员自古都是这样,我们都印在脑海里。”

    如今的书馆里,大多数都是年轻听众,他们爱这里闲适安逸的气氛——喝茶聊天,随意走动,嗑瓜子、打呼噜、叫好,无拘无束,爱听那些历史故事和英雄传奇,爱书座儿与书座儿之间、演员和听众之间自然融洽的关系,也爱那个寄寓在书茶馆里的、充满人情味的“老北京”世界。

    方才在台上气定神闲、挥斥方遒的连丽如,一旦下台,便立时颓败下来,满是疲惫与沧桑,仿佛一下老了很多。正如她对《环球人物》记者所说:“我已经这个年纪了,所有的精气神,都凝聚在了那每周一小时的舞台上面。”

    此刻,舞台上灯已灭,空旷的场子显得落寞。然而,等下一次开场,醒木一拍,这里又会聚敛起一片江湖。

连丽如:说透人情方是书
马伯庸,一本正经“恶搞”历史
王家禧,不合时宜的“老夫子”
梁羽生,诗剑年年总忆卿
岁朝图,中国画里过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