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黎世联邦理工，严校出高徒

    提到世界一流大学，大部分人立刻能想起的无非就是哈佛、耶鲁、牛津、剑桥。几乎所有的世界大学排名，前十有九所都被美国和英国包揽。至于剩下的那一所，既没有气势恢弘的校园，也没有传奇的历史故事，大多数中国人甚至没听说过它的名字——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作为瑞士最高学府，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有着这个国家独有的气质：它就像一台无声的精密仪器，昼夜不息地创造科技解决方案。它还培养了伦琴、爱因斯坦、周培源等影响世界的科学巨人，留下了不朽的科技篇章。

    魔鬼淘汰率背后的历史使命

    2011年，我进入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5年时间里，这所学校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有两个：一是严，二是不差钱。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学习生活是极其严苛的。有多严呢？考进来的学生都已经是人中龙凤，但他们在这里常常会失去自信。学校考试内容颇为刁钻，经常是面对面口试。老师从教科书中随便抽出一个知识点，让学生阐述要点并回答各种千奇百怪的尖锐问题。这种考试方法极其考验学生对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死记硬背根本行不通。笔试更是又难又怪，计算量还极大，在这里读书、考试，每天都像在参加世界级的学科竞赛。因此在本科阶段，大部分科目的全校平均分仅仅为及格分，而一个学生挂科两次就不得继续念本专业，必须放弃学位或者换个专业从头学起。这使得学生在大一大二淘汰率高达50%，即便是熬到最后一年毕业率也不到2/3。

    同时，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在欧洲也算得上是土豪级别的有钱学校。瑞士政府在这所学校可谓花下血本，每年教育经费高达15.6亿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106亿元）。让学校各个部门都有条件购买最好的仪器，聘用最牛的教授。

    从又严又有钱的特点看，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确带着浓浓的瑞士基因。这个特点还与这所学校的历史有关——从创立之初，它就背负着科技兴国的使命。

    19世纪初，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后的欧洲各国进入全面工业时代。那些率先工业化的国家沿着新开辟的航道，满世界建立殖民地，史无前例地扩大势力范围。工业革命也使资产阶级频频向君主制发出挑战，19世纪40年代末期，欧洲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多个国家相继推翻君主制走向现代统一的宪政国家。

    受此思潮的影响，1848年，位于阿尔卑斯山区的瑞士制订了新宪法，令零散的城邦走到一起，建立了多民族多语言的瑞士联邦。由于山路崎岖，缺乏耕地和自然资源，自古以来瑞士人民都饱受贫困之苦，19世纪之前他们最常做的就是雇佣兵——拿钱卖命的卑贱职业。

    摆在松散的新生联邦政府面前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脱贫致富。领导者打开地图，北方是德意志，东边是奥地利，南边是意大利，西边是法兰西，没有一个不是富甲一方。瑞士人看着地图突然灵光一现，为什么不用工业化的铁路系统贯穿高海拔的雪山地区，让瑞士成为联通东西南北的中间站呢？有了这样的地理优势，同时建立具有高附加值的精加工业，瑞士就能成为欧洲大陆的工业以及商贸中心。

    新成立的联邦政府深知这样的计划需要强大的科学技术支持，所以几乎是在建国的同时，一所联邦理工学校便在孕育之中。当时的联邦政府希望，这所学校能成为国家致富的坚实后备力量。

    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博弈

    然而，丰满的梦想终究要回归骨感的现实。由于刚刚成立的联邦政府权力非常松散，各个州的财政也是紧巴巴的，所以并没有太多的资源来供养一所像样的大学。同时，地方保护主义使得许多州都不愿意新建的联邦学校来瓜分本来就不多的本州教育资源。这样的国情使得建立联邦理工的计划被迫一再被搁置。

    联邦自由派与地方保守派谈判了五六年，1854年苏黎世州政府终于同意在苏黎世大学旁边建立一所联邦理工学校，但条件是砍掉所有人文、法律、医学专业，只保留与苏黎世大学不冲突的理工专业。当时的建校宗旨明确说明，联邦理工学校仅仅是为了培养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人员，帮助瑞士实现工业化。

    一开始，联邦理工学校寄人篱下，一面在苏黎世大学校区上课，一面在政策上受地方政府打压，经费、设施都不尽如人意。1905年，时任联邦理工学校校长、瑞士著名数学家杰罗姆·法兰纳开始向地方保护主义反击。他频频向联邦政府提议“独立”要求，终于花了3年谈判时间，为联邦理工学校取得了博士学位设立许可，使联邦理工学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1911年，瑞士联邦科技部正式将联邦理工学校定名为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尽管正名之路异常曲折，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确为国家源源不断提供了科学能量。1882年一条雪山铁路打通阿尔卑斯山脉南北，欧洲的商贸不用再绕瑞士雪山而行；1895年，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毕业生伦琴发现X射线，并在1901年被授予首届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发现不仅对医学诊断有重大影响，还直接影响了20世纪许多重大科学发现；20世纪时瑞士还在雪山地区建成了3倍于欧洲密度的铁路网、雄踞世界之首的高速公路网……而这些成就无不依赖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技术、人才支持。这样一所当初被迫走实用主义路线的学校最终带领瑞士走向了辉煌。

    培养出震惊世界的专利局雇员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如此一间专心致志科技兴国的大学，在潜心学问之余，自然也会产出世界级的科学巨人，让山国之外的人刮目相看。伦琴之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最著名的校友就非爱因斯坦莫属。

    1895年，16岁的爱因斯坦到苏黎世求学。与其他报考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聪明人不同，爱因斯坦从小就是老师眼中的“笨小孩”。他10岁进入德国慕尼黑路提波德中学求学，对死记硬背的功课毫无兴趣，成绩非常不好。学校的训导主任对爱因斯坦父亲说：“你的儿子注定将一事无成。”

    爱因斯坦在苏黎世联邦理工的第一次考试并不理想，除了数学和物理，其他都考砸了。但校长赫尔岑觉得他天分不错，就推荐他去苏黎世旁的阿劳中学复读。阿劳中学算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高中版，许多学生毕业后都进入联邦理工。爱因斯坦曾如此评价在阿劳中学的日子：“这所学校的思考是建立在‘直观’之上的，它的自由精神和那些毫不依赖外界权威的思想，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阿劳中学刻苦学习近一年后，爱因斯坦终于考入梦寐以求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师范系学习物理。在学校的5年时间里，他接受了非常系统而严苛的科学训练。当时他的老师是物理学家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韦伯，他不仅指导爱因斯坦学术知识，还灌输给他许多做人的道理，他曾对爱因斯坦说：“你很聪明，但缺点是听不进别人的话。”他要求爱因斯坦学会倾听，不论未来做什么都要坚持研究。

    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毕业后，爱因斯坦进入瑞士专利局工作。他始终记得老师的训导，闲暇时间就进行科学研究。1905年，他接连发表了关于布朗运动、光电效应、狭义相对论、质能方程的科学论文，并以惊人的创造性与严谨的逻辑震撼了整个科学界。百年后，人们回首当年的这些科学发现，无不惊叹于其前瞻性的构想以及对人类科学进步的推动作用，遂以“世界物理年”纪念1905这个伟大的年份。

    被瑞士科学精神影响的中国人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科学精神也影响过许多中国学者，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周培源。周培源的偶像是爱因斯坦，上世纪30年代曾远赴美国参加爱因斯坦主持的研修班，因此，对于偶像的母校，他也格外向往。

    1929年，27岁的周培源留洋的最后一站便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并在此开展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的研究，他的老师是仅比他大两岁的天才科学家泡利。当时，泡利已在学界赫赫有名，并成为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物理学教授。在学术上，周培源和泡利相互切磋；在性格上，泡利永远质疑的态度让周培源印象深刻。

    泡利是个只要有问题就绝不藏着掖着的人，有时认真到没有一点“人情味”。一次，爱因斯坦在大会上做报告，泡利坐在最后一排，对着爱因斯坦的演讲发出一连串质疑，让物理界头号人物也招架不住。据说以后爱因斯坦演讲，都会下意识地看看最后一排坐了谁。

    对于同事兼学生的周培源，泡利也没有好脸色。但也因此，周培源在苏黎世的学习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收获。从苏黎世回国后，他先后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和北京大学校长，将先进的近代力学知识带回国内，成为中国近代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

    今天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学生依然能感受到这所学校浓郁的科学氛围。瑞士人的严谨与坚持，让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得以在历史的长河中突出重围，在英美大学的垄断之下散发独有的科学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