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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超总是轻声细语、不疾不徐，就像他执导的纪录片《本草中国》里描绘的江南红曲一样，性味温甘，如谦谦公子。《环球人物》记者数次联系他，都在开会，只能匆匆挂断电话。事后，他为此不断道歉，向记者解释自己的“无可奈何”。
忙，是干超的“2016年度词”。5月，《本草中国》在江苏卫视播出，收视超越了多档金牌综艺节目，干超和团队一下子成了纪录片行业的大红人。11月底，这部话题性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重播，他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第二季的拍摄工作。“第二季将揭示中药如何为中医所用，呈现多位中医药高手的故事，”他对记者说，“但我们依然延续了第一季里对人和文化的关注。”
“本草有情，药人无言”
7个多月前，当干超得知《本草中国》被安排到江苏卫视周五黄金档时，有点不敢相信，他说：“中国纪录片有个‘传统’，从来没上过一线卫视黄金档。”通常这个时段，各大卫视都会拿出王牌综艺节目进行“血拼”，如浙江卫视的《奔跑吧兄弟》，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等。纪录片缺少娱乐性，没有卫视敢冒险用它去跟娱乐节目竞争。所以，这样的安排让干超倍感压力，担心收视率走低，试水失败，“人家会觉得纪录片以后没有上卫视的必要了”。
《本草中国》第一集叫《时间》，讲述红曲入药的过程，跟拍了18岁就进药厂做了学徒的王良春。对于红曲的制作技术，王良春烂熟于心：淘洗籼米、浸泡、上蒸笼、冷却……但令干超动容的并非王良春数十年的坚持，而是在最后一刻的放弃，“王师傅没有收徒，因为他觉得现代科技太发达，手艺确实用不上了”。摄制组拍下了王良春“金盆洗手”的画面：他把制作红曲的工具全部捐给了中药博物馆，轻柔而略带伤感地说了一声“盖吧”，工作人员小心地盖上了展橱玻璃。
干超心中五味杂陈，一方面是遗憾手工古方渐行渐远，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这是中药发展不得不经历的过程，“现在是个工业时代，可以机械化地高效率酿红曲，手工制作满足不了大批量的市场需求”。这也是干超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初衷，既要记录下即将消逝的传统技艺，又要展现中药正在经历的迭代与新生。
旁征博引的解说词，雾气氤氲的江南美景，还有时间打磨出的匠人精神，这些与充斥在黄金档的嬉笑怒骂形成鲜明反差，瞬间吸引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本草中国》首播收视高达0.83%，挤进了全国同时段所有节目的前三名。干超有些受宠若惊，“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看纪录片，证明社会对传统文化其实是有需求的。”
另一位在纪录片播出后引发讨论的人是刘香保——中药炮制流派“建昌帮”的第十三代传人。与王良春的“无为”相反，刘香保致力于保留传统中药制法，第三集《双面》讲的就是他把毒药附子变成良药的故事。“附子有剧毒，但祛除毒性后就成了良药，”干超介绍，“其中一道工序要在露天完成，整天都要寸步不离地调整火候。”零下3摄氏度的冬天，74岁的刘香保硬生生在室外守了一整夜。“第二天制作完成后，他身体非常不舒服，我们就带他回家休息。到了他家，发现是个出租屋，特别简陋。他老伴已经准备好了饭菜，全是蔬菜，很清淡寡味，但他们吃得很开心，脸上的笑容非常打动人。”两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为了传承手艺，4年前不顾子女的劝阻跑到江西中医药大学任教，只是为了让更多学生了解传统祛毒术的炮制方法。这样的坚守让干超心绪难平，他在解说词里写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
转身也好，坚守也罢，干超觉得，这些人就是对工匠精神最好的注解——不只是精益求精，还有坚持真我的人格。“他们按照中国的时令来生活，过自己的春夏秋冬。老人不善言辞，但在后期剪辑时，我无比强烈地感受到沉默的力量，那就是本草，不是喧哗。”干超说，“本草有情，药人无言，在今天高速发展、略显浮躁的时代，这种不动声色的修行实在是太宝贵了。”
“不像个纪录片人”
为了还原中药原始状貌，干超只拍摄道地药材。道地药材是优质纯真药材的代名词，但珍贵物品往往来之不易，大多长在极限环境里，给拍摄带来了极大挑战。“野生石斛，长在绝壁上，90度角毫不夸张。很多人甚至为此牺牲。”干超说，“再如长在原始丛林深处的龙血树、野山参和海拔几千米的何首乌，为拍这些我们不知道摔掉了多少架无人机。”
“拍纪录片是个体力活，每拍一部都能瘦个十来斤。”干超苦笑。他身材瘦削，长相文弱，一点也不像个风里来雨里去的纪录片导演，“开始也没打算做纪录片，不爱运动，体育从小不及格”。在英国念戏剧电影专业时，看着上世纪30年代的黑白纪录片，他只觉得枯燥，无法理解其中妙处。
新世纪之初，上海电视台进行改革，把综合频道分成娱乐、新闻等专业频道，但刚回国的干超对两者都不感兴趣。时任台长胡劲军端详他片刻后说：“我看你这个气质适合做纪录片。”就这样，干超懵懂地踏上了纪录片之路。起初，频道制片人王小龙嫌他“整天白白净净，不像个纪录片人的样子”。干超问什么是“纪录片人的样子”，王小龙回答：“刚从深山老林里出来，15天没洗澡，胡子拉碴地趿拉一双鞋。”这句话让干超突然对纪录片有了好感，“像原始冲动，敢于直白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很自由”。
2004年，干超初试牛刀，导演纪录片《房东蒋先生》。故事中，蒋先生是上海解放后的“留守儿童”，家人因“资产阶级”的身份逃离上海。经历“文革”、改革开放的他独守老房60年，最终仍面临被拆迁的结局。凭借这部反映宏大历史背景下普通人命运的作品，干超荣获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年度评选纪录片金奖。4年后，他又以一部讲述体操学生背负家庭和社会希望的《红跑道》，斩获巴塞罗那国际纪录片节最佳纪录片奖等14项国际大奖。
在地下600米拍矿工生活
现在的干超不仅是纪录片导演，还是上海纪实频道总监和云集将来传媒公司董事长。身份的转变引发了工作性质的改变，近两年他还尝试了真人秀的拍摄，东方卫视的《跟着贝尔去冒险》就是由他导演的。
如果排除一切世俗因素，他更愿意记录那些没有恢弘场景、没有激烈冲突，纯粹到有些无趣的人的故事，就像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的作品《满山红柿》一样：在日本山形县，每到秋天家家户户都会制作大量柿饼，但农户们只会把树上一半的柿子摘下来，另一半则留给过冬的鸟儿吃。“这就是对生命的关照。当今社会，我们更多的是关注速度、金钱、规模、扩张，生命和文化的内涵变少了。”干超说。
小人物身上往往有着更强大的生命力和延展性。2010年，干超无意间看到一位北京画家创作的矿工面部特写的画，黑乎乎的脸和双眼，让他久久不能回神，他迫切地想要了解矿工的生活。不久，他便去了山西进行拍摄，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参与拍摄的5个人都没给家里说明情况。“前两天其中一个同事带着家属和我吃饭，他妻子才知道真相。”
那次拍摄异常艰辛，摄制组带着机器深入地下600米，每个人都是匍匐前进。“途中没有灯，我们自己带的灯开关时会出现火星，如果遇到瓦斯就爆炸了。”干超心有余悸。但真正让他记忆犹新的，是矿工的真实生活，“尽管暗无天日，每天工作12小时，一旦完工，他们总会到广场上，在照明灯的照射下跳舞”。夜色中的干超看着这一切，心绪万千，“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竟然有这样蓬勃的生命力。他们为这短暂的愉悦而努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我们难道不应该更积极地面对生活吗？”
拍摄结束后，干超坐在飞往上海的飞机上，俯瞰灯火辉煌的市区，想的都是矿工们的家，“他们为生产电而工作，可自己家里却经常没电。很多东西不是理所当然就能拥有的，是有人在用汗水为你埋单”。干超始终认为：“普通人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并且，他坚持用镜头阐述着这个理念。
干超希望有一天能重回独立纪录片导演的身份，“这是我个人的价值追求，完成团队使命后，我想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久前，他和云集将来的总经理龚卫开玩笑说：“我写了个纪录片剧本，3年改了25稿，老外看了都会哭。等云集的事业稳定下来后，我就把它拍出来。”
也许，这是一个会成真的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