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从不拉山头搞圈子”

    《环球人物》记者见到朱和平将军时，他刚从四川仪陇县参加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纪念活动归来。虽然舟车劳顿，但谈起在祖父故乡的所见所闻，他毫无疲态。

    “这次去，除了感动更多是震撼。仪陇地处川北山区，一直是贫困地区。新中国成立后，爷爷奶奶对家乡建设非常关心。近年来，国家实行了精准扶贫政策，家乡变化非常大。我1986年去仪陇时，从成都出发要走8个多小时，路况非常差，2006年从南充到仪陇的公路就修好了。这次去，两条高速公路直通爷爷的家乡。”

    位于仪陇的朱德纪念园区，今年升为5A级景区，“整个景区修旧如旧，保持了历史风貌。景区里包括5个自然村，住着5000多群众，我们朱家的地也至今有群众在种粮食。我觉得这种安排非常好，象征着总司令一直生活在群众中。”说到这里，朱和平很高兴。对祖父的追忆，也就从朱老总的乡情开始聊起。

    尽忠尽孝堪称楷模

    我们朱家是个大家族，到爷爷那一辈是最穷的时候，因为灾荒，家里的地和房子都抵押出去了，一家人到处租房住，所以爷爷的“故居”有3处。为改变贫穷面貌，朱家的亲戚一起凑钱供爷爷上学。他从老家步行70多天走到云南报考讲武堂，路费也是借的。这些债直到他在滇军当旅长后才还清。

    爷爷在忠孝两个字上，都可说是楷模。他大孝为国，为救国而离开家庭、离开父母。但他内心深处很惦念自己的家乡、亲人。抗战时期，爷爷听到老母亲（朱钟氏）家里受灾，难以度日，非常着急。当时，他作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八路军总司令，蒋介石给的军饷不少。但他严格要求自己，和普通士兵拿一样的军饷。为解决家里的困难，他写信给和自己有交情、家境比较富裕的滇军旧部戴与龄借钱。戴与龄看了信很感动，筹了200块钱寄到爷爷家里，爷爷的老母亲家才算度过了灾年。

    爷爷的两个弟弟都在护国战争中牺牲了，爷爷的父母非常悲痛，爷爷也觉得愧对父母。新中国成立后，爷爷从老家兄弟姐妹家庭中选了10个孩子接到自己身边培养，其中有两个后来考上哈军工，一个考上中科大。爷爷照顾亲人不是以权谋私，而是为祖国培养人才。这些孩子后来去往各地，从事各行各业，对爷爷都很感激。

    爷爷去世后，每逢清明节和爷爷诞辰日，我们家就去八宝山为他献上一个花篮。奶奶生前坚持这样做，她去世后，我们继续保持了这个传统。奶奶的诞辰日我们也去献花。他们俩的骨灰是放在一起的。花篮一般就是在街上买的，通常选白色的或者黄色的花。

    其实，爷爷生前最爱兰花，也教过我养兰花。他比较喜欢的兰花“送春归”，是上世纪60年代他在青城山发现的，并亲自取了这个名字。爷爷喜欢爬山，也喜欢和群众接触，除了西藏和宁夏，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他都去过，下基层时有条件他就会去山区看看。

    中南海生活简朴而热闹

    爷爷奶奶革命了一辈子，很长时间享受不到家庭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在北京有了安定的家。他把我哥哥（朱援朝）和我接到身边。我妹妹出生时，爷爷奶奶又想把她也接到北京。我父母不干了，我们家第三代只有一个女孩，父亲和爷爷奶奶都特别喜欢女孩。爷爷说不行就把和平换回去，争来争去，最后达成协议，放寒暑假时丫头来北京，换我们两个小子。

    1953年，我出生8个月就被送进了中南海。1955年以前实行供给制，有津贴，没工资，所以我小时候基本上过的是半军事化的生活。50年代时，工作人员、秘书、警卫等的子女都在中南海里生活，孩子很多，非常热闹。

    中南海曾是皇城，50年代后才陆续盖些现代的房子，并对老房子进行改造，增加厨房、卫生间等。我们刚进去时各家各户没有厨房，所有人都在食堂吃饭。中南海有3个食堂，中央首长吃饭在特灶，秘书、中办领导等在小灶，其他人在大灶。我们刚进城时跟爷爷奶奶在特灶吃，地方叫西楼餐厅。中南海实际上分三个区域，一部分国务院，一部分党中央，毛主席有单独的地方。我们住在党中央这个区，这个特灶就是我们家、刘少奇家、杨尚昆家、彭德怀家。但彭总一直在朝鲜战场，吃得少。

    那个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人民群众生活上并没有多大差别，在中南海也是这样。当时物质比较困难，我们家人口多，即使在特灶也是大锅饭、大锅菜。实行工资制后，爷爷工资649.6元，后来还主动减少到404.8元。我家人口多，经常超支。实行票证制后，买粮食不能超过定量。到困难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减了定量，爷爷的定量才26斤，每月半斤油。在我印象中，那时候饭菜油水很少，全家一天一两油，基本上以炖菜为主。爷爷奶奶空闲时带我们在住房附近开垦出一片菜地，教我们培土、施肥等。当时我们用的是粪肥，难免有点味道，中办领导婉转地提了点意见。爷爷知道后，教我们施肥后盖上一层土，解决了问题。

    困难时期，爷爷就不允许我们在特灶吃饭了，每个月给我们买饭票，大概十几块钱。除了重大节假日，我们几个孩子平时就在大灶吃饭。如果爷爷外出视察，奶奶也在大灶吃饭。那时，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也带着孩子们在大灶吃。

    那时中南海也不像后期管理那么严格，就是简单分了几个区域。大家经常在一起散步、聊天，我们也常有机会见到中央首长。毛主席总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只有中午或下午散步时能看到他。周总理也很忙，常年在办公室，很少出来。见首长最多的是在中南海的集体活动，比如周末看电影或者开舞会，此外就是在食堂和游泳池。中南海的游泳池过去也对外开放，但毛主席来游泳时，大家很自觉地离场，让他踏踏实实地游。其他中央首长像爷爷和刘少奇同志有时会跟毛主席一起游。当我们看见毛主席游泳时，都很激动。

    在我印象中，中央首长们都很平易近人，在正式活动时他们要代表国家，穿得好一些，但平时穿的都是旧衣服、旧鞋子，就像普通的老爷爷老奶奶一样，很朴素。爷爷奶奶也是这样，只要没有外事活动，没有正式活动，都穿得很随意，穿个衬衣，戴个草帽，穿个凉鞋，喜欢宽大舒适的旧衣服。 

    要求我们又红又专德才兼备

    对孩子们，爷爷要求我们“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红”就是要有坚定的信仰，用当年的话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专”就是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爷爷鼓励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一门技术，成为行家里手。

    我初中毕业后在首钢当工人，但我想当兵。爷爷知道后批评我“见异思迁”，希望我在钢铁行业为国家做贡献。后来我入伍了，爷爷找我谈话说：“你原来在工厂，那里有技术，接触社会多，学习条件也好，你偏偏要当兵。”“不要只想着当官，要做一个干实事、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到部队后，爷爷让秘书给连队送来一批图书，包括当年北京市高中课本，要我抓紧学习。我按爷爷的要求补习完高中课程，为以后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爷爷对我们教育最多的是信仰问题。他要求我们坚持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并学好哲学。他说，你们不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干什么工作都干不好。1964年，爷爷知道我还没有《毛泽东选集》时，立刻送了我一套。1973年以前，他已经通读毛选8遍，1974年第九次通读。那时他眼睛花了，我每次回家的一个任务就是读书给他听。他还经常给我讲述毛选中的故事。

    爷爷始终记住“我是党员，应该接受大家的监督”，坚持过组织生活。他在中央办公厅第四党小组（后来改为中央办公厅朱德支部）过组织生活。重大节假日，他还会组织我们全家一起学习。他90岁高龄时，有一次我陪他读书，他忽然问：“怎么一个工作人员也没有，他们都干嘛呢？”我说他们在开会。他让我扶起来，“咱们去看他们在开什么会”。我把他扶到客厅，工作人员正在开党小组会，他就在那一坐，“你们为什么不请我来？”秘书马上自我批评，说您年纪大了，我们今天这个会就是研究首长保障，都是些琐事。爷爷说：“那我也得参加，我是个共产党员，你们没有权利不让我参加组织生活。”他的党费按标准应该交4元，但他每月都交10元。他去世后，生前所有存款两万多元作为最后一笔党费上交了。

    在我看来，爷爷是中国革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人物，特殊在于他的革命经历非常完整。他参加了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已是滇军名将，但他放弃了这些成功，投身共产主义事业，他的转型是完全彻底的。对旧民主主义的优缺点，他通过13年亲身实践认识得很深刻，所以他参加共产党坚决，理想信念坚定，他是先从思想上入党，再从组织上入党。这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中国革命那么多重大历史场合，革命斗争那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保持了坚定的理想信念。

    对党员领导干部和军事指挥员，爷爷要求德才兼备。“德”比“红”要高，包括人品、信仰，也包括生活态度和修养。“才”也比“专”要高，“专”是有本事做好本职工作，“才”是方方面面的才能。

    在爷爷眼中，信仰和纪律是不可分的。在红军建立之初的“赣南三整”，有一条就是整顿纪律。国民党没信仰吗？也有，三民主义。但国民党那么多贪官污吏，他们信三民主义吗？不信，而且纪律涣散，也不执行纪律。共产党的信仰必须真信，不仅有信仰，而且有铁的纪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最大的区别。

    爷爷抓纪律检查工作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方法。南昌起义时，他说“愿意革命的跟我走，不愿意革命的可以回家”，那时候，党的信仰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但你要革命，就要遵守革命的纪律。在战争年代，我们的腐败现象也有，但是少，因为它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变成了执政党，当年党面临的是生死考验，现在面临的是利益考验，性质完全不同，光靠自觉不行。所以爷爷作为党的第一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提出要在自觉的基础上加两条，一是制度约束机制，二是人民群众的监督。这是爷爷对我们党纪检工作的重大贡献，完成了纪检工作的转型。

    “做一个自自然然的共产党员” 

    毛主席曾经评价爷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党内确实形成了不同的山头。但爷爷一生从不拉山头搞圈子。不管是红一方面军还是红二、四方面军，都是党的队伍，在爷爷心目中都一视同仁。

    爷爷对处境不顺的同志非常包容。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受到批判，只有爷爷和杨尚昆、汪东兴同志去看望他。杨、汪是代表毛主席、代表中办去看望，有工作上的关系，爷爷去看望则不同。在那个年代，看望一个被处理的同志，党内外还是会有一些说法的，但爷爷很坦然。其实这个事毛主席也知道，但他也默许总司令去看望彭老总。

    “文革”中很多老同志被打倒。林彪事件后，爷爷利用周末组织看电影的机会，请老同志们来看电影。后来礼堂坐不下，我们就借地方。这些受了批判、受了处理的同志，多多少少心里会有些想法。爷爷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给大家做工作，要大家想开一些。这些毛主席、周总理也都非常清楚，也都认可。虽然老同志们恢复工作、恢复名誉还有个过程，但爷爷通过这种形式，已经给这些人心里托了个底。爷爷其实是用自己的力量，尽最大可能把我们党团结起来。

    历史上说过爷爷坏话的人不少。长征时期，红四方面军以张国焘为首的一些干部曾经围攻他、批判他，甚至把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调走，连奶奶都被调走，对他很不尊重。但爷爷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不计较这些。毛主席为什么评价爷爷“度量大如海”？就是因为爷爷的人品和胸怀在党内堪称楷模。正是如此，仅仅一年时间，四方面军这支张国焘一手带出来的部队，集体转向支持朱老总，张国焘很孤立。这就是人品啊。

    “文革”中，爷爷身边的工作人员，甚至我们家亲属都攻击过他，跟他脱离关系，但最后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爷爷从不追究。过去他身边一位工作人员就是第一个“造反”的人。后来，这位同志来看爷爷，做检查说：“我一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反对朱总司令，我‘造反’昏了头了。”爷爷一笑了之，继续该聊什么就聊什么，还说“以后你随时可以来看我”。这位同志非常感动。

    毛主席对爷爷的最后一个公开评价是1973年说的“你是红司令”，还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朱在先嘛”。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毛主席说这句话不是客气表态，而是发自内心的。

    “朱毛”为什么不可分？因为他们都对中国革命和人民军队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爷爷的贡献首先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贡献。朱德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军队从红军、八路军到朝鲜战争，看家本领是游击战、运动战，这些思想和战术最初是爷爷在滇军时期总结出来的。游击战思想和战术在1913年到1915年滇军剿匪时期形成，运动战思想是在护国战争中形成。爷爷把这些军事思想完整地带到了革命队伍中，并进行了适当改造。毛主席也接受了爷爷的军事思想，又提炼总结了十大军事原则等，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我看来，朱毛关系也经历了历史的考验。当年朱毛会师后有一个磨合期，磨合完成的标志就是古田会议决议，两人就党的建军思想、建军原则取得了一致，“朱毛”的关系一直很平稳，也经受住了一系列斗争考验。到延安以后，“朱毛”开始出任军队的最高领导。毛主席是党的军委主席，爷爷是总司令，实际上还是“朱毛”体制。解放战争中也是“军委主席和总司令”这样的搭档，毛主席是军委主席，爷爷是副主席、总司令。

    当然，他们确实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比如在彭德怀的问题上、对“文革”的看法等。但这种不同意见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也没有影响他们的信仰。爷爷对毛主席的政策提出过意见和建议，但对毛主席已经决定的事情，他都拥护、执行。

    爷爷说过：“我一生别无他求，只求做一个自自然然的共产党员。”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他那么执着地去找党、入党，一生不争名不争利，完全是为了党、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而奋斗。能这样做，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他理解了什么是共产党。

    所谓“自自然然”，就是由里到外，不论工作状态还是生活状态，不论是内心还是外在，都是一个共产党员。有的人表面上看是，但内心深处不是。你看那些贪官说得多好听，但他内心不是这样。自自然然的党员不一定要说得漂亮，爷爷的著作就没有那么多闪光的语言，都是很朴实、很自然的真情流露，不是为给别人看的。

    爷爷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要求我也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一直从事武器装备科研工作和军事理论研究工作，研发的雷达和电子战装备整体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少数装备领先世界水平，个人也获得多项国家和军队的奖励，为我军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现在我已退居二线，主要是参加政协的工作，同时在学校（空军指挥学院）带研究生。

    我觉得，中国现代历史的辉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造的，我们要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要靠共产党。历史责任落在共产党人的身上，爷爷就是共产党员的楷模。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如果都能像他这样，我们这个党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