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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燕，作家，都市文化代言人，著名背包客。1958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代表作有《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我的旅行哲学》等。
提及陈丹燕，人们会想起她的上海书写——从1992年到2012年，她以一个探寻者的姿态徜徉于上海的百年历史中，寻访散落在街巷中的历史遗迹；也或许会想起她的一系列旅行笔记——作为中国最早一批出国的背包客，她的脚步遍及世界各地，第一本护照上留有苏联和西德的签证，家中保留着一大堆欧元流通前各国发行的硬币。
在上海作协的一楼大厅，《环球人物》记者见到了陈丹燕。这里曾是著名的“爱神花园”。1926年，爱国实业家刘鸿生的胞弟刘吉生，请著名的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为自己设计了这幢花园洋房。这样的老建筑，一度成为陈丹燕的寻访对象，在她的“上海故事”中频频出场。眼前的陈丹燕，穿着一条卡其布的束腰裙，声音轻柔地讲起她在爱尔兰的旅行见闻，尾音带着一丝上海话的绵软。在本土与他乡、中国与世界之间观察游走，或许正是陈丹燕写作的生命之流。
走到读过的小说世界中
做了26年的背包客，陈丹燕的旅行往往与阅读相伴。近期，她的“旅行文学书系”又添两本新作：《驰想日：〈尤利西斯〉地理阅读》和《捕梦之乡：〈哈扎尔辞典〉地理阅读》。通过对两本小说的阅读与对两个国家的走访，陈丹燕为读者呈现了一场融合文化与历史、文学与地理的别样体验。
《尤利西斯》被称为英语文学中最好也是最难读的小说，对陈丹燕来说，它“像天书和制高点一样”，一直以来都无法读完。于是从2004年到2013年，她4次背着厚厚的三卷本《尤利西斯》前往作者乔伊斯的故乡爱尔兰，回到故事开始的地方。
她在“布鲁姆日”走主人公布鲁姆游荡一天的路线，进入书里写到的大卫·伯恩酒馆，吃布鲁姆同款三明治……种种亲历使得书上的暗喻都变得容易理解了。于是阅读不再被注释打断，变得顺畅自如。
同样，因为对《哈扎尔辞典》的喜爱，2014年，陈丹燕来到了小说作者帕维奇的故乡塞尔维亚。在被称为“巴尔干火药桶上的开关”的贝尔格莱德，陈丹燕走进了帕维奇家中。得知小说的构思是在床上完成的，陈丹燕还提出了在作家床上睡一觉的“过分”要求。于是，在帕维奇太太朗读《哈扎尔辞典》的声音中，“中国粉丝”陈丹燕在这张曾诞生奇思妙想的床上睡了个无梦的好觉。
这场“地理阅读”进行了3年。其间陈丹燕3次来到塞尔维亚，还去了土耳其、奥地利和匈牙利，脚步遍及巴尔干和小亚细亚的大片地区。“要看懂《哈扎尔辞典》，必须要了解它的历史地理背景。”陈丹燕说，“大部分文学教授在解释《哈扎尔辞典》的‘迷宫式结构’时，都把它当作一个形式技巧，但其实它是对巴尔干政治的表达。塞尔维亚的历史与现状非常混杂，没有办法用清晰的线性结构来讲述，这正是帕维奇采用‘迷宫式结构’的原因所在。”
“走到读过的小说世界中”，也是在完成自己少年时代的夙愿。“我7岁左右开始读欧洲长篇小说，尤其是苏俄文学。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可以看到一些‘内部发行’的外国文学作品。这些书没有封面装帧，被称为‘白皮书’。”正是通过这些作品，陈丹燕经历了文学与思想的启蒙，并以此为窗口眺望当时充满禁忌的西方世界。她笑着回忆，“后来我到厦门大学演讲，有同学问我有什么‘人生口号’。我在30岁的时候，拿到了人生中第一本私人护照，当时我就在心里说：‘人生在世，一定要去看看世界。’这就是我的‘人生口号’。”
上世纪70年代的上海怀旧
“看世界”的梦想在1990年终于实现。当时的陈丹燕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在第一部中篇小说《女中学生之死》被翻译成日文后，她受邀前往日本。那是她第一次离开祖国。在日本，陈丹燕得到去德国慕尼黑3个月访学的机会，之后又去了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然而这段欧洲之旅，却粉碎了她少年时代的想象。“本是同根生”的精神认同，被巨大的文化落差所颠覆。“小时候所读的大部分是19世纪小说，我想象中的欧洲还是奥斯汀小说里的样子，但现实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的现代性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纪元。我原来一直以为自己的根在欧洲，后来发现我的根在卡夫卡的时候就已经断了。”
一面是“失根”的精神危机，一面也是“寻根”的写作契机。法国斯特拉斯堡的街道，让她想到上海那些富有法式风情的长街；旧金山东正教堂里的圣母像，与上海襄阳路教堂的那幅出自同一神父之手……回到上海的陈丹燕，在走访旧建筑、老街道的过程中不断发现，上海就像一块“身处东方的西方飞地”，其中散落着欧洲文明的碎片。于是，她开始在作品中重新拼合自己的精神地图。
1998—2000年，陈丹燕推出《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从1931'S咖啡馆到上海法国城，从张爱玲的公寓到江青的房间，还有在“反右”中仍用毛笔小楷在朵云轩的稿签上抄写论文的张可女士（王元化夫人）……“上海三部曲”始终萦绕着一种“怀旧”情绪。
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崛起，怀旧之风也弥漫开来，30年代的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和咖啡馆，与90年代的东方明珠、新天地和淮海中路共同构造出“东方巴黎”的都市景观。陈丹燕的写作也被贴上了“小资情调”“老上海”等标签。对此，她很少公开辩解。“在当时，整个社会的上海想象是怀念30—40年代的摩登与繁华。我一个人的声音强不过整个时代，但我写的‘上海故事’是对70年代的追忆。70年代是沧桑颓废的时代，蔓延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我想解答的问题是，70年代的欧洲小说、西方文化与上海的整体氛围，如何塑造了一个人在90年代的精神危机。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记忆。”她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东方的巴黎”变成了平民的城市
陈丹燕的生命轨迹并不始于上海，她们一家是这座城市的“新移民”。她的父亲是广西平乐人，是延安抗大出身的干部，母亲则是从伪满洲国富裕家庭里出来革命的女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陈丹燕一家从北京迁到上海，却始终无法融入这里的生活氛围。在父亲的回忆录里，陈丹燕得知了他的纠结和苦恼：出生入死的理想主义者转变成每天坐办公室的官员，革命的纯洁与共产主义理想是他念念不忘的问题。相对于上海的市井生活，这个红色的革命家庭始终有一种“束之高阁的清高”。
少年时代的陈丹燕，对于上海的认知也带着“隔膜”，用她的话形容，“总有种浮在水面上的油的感受”。对于父辈的信仰，陈丹燕始终怀有真诚的崇敬和尊重，但也坦言自己不会再保有这份精神传承。她的思想底色既不是传统文化，也不是革命信仰，而是浸润在文学、音乐、绘画、建筑中的西方文明。
通过旅行和写作，陈丹燕开始梳理上海与自己、与世界的文化关联。从“上海三部曲”到“外滩三部曲”（《公家花园的迷宫》《外滩：影像与传奇》《成为和平饭店》），她用20年时间、近200万字的篇幅，勾勒出上海城市变迁的轨迹。
20年里，上海也经历了沧桑巨变：曾经的街区旧楼被翻新成乏味的租界一景， “上海怀旧”成为新的消费时尚，小资情调被蒸腾为热气喧哗的市井与世故……当《上海的风花雪月》中的种种上海元素已成为当下的时髦与潮流，陈丹燕心里却是一片茫然。在这本书2015年的最新修订本中，她不无伤感地回忆起另一种沉没的城市传统——50—70年代作为工业城市的上海记忆：人民广场成为城市的新地标，娱乐场所成为工人文化宫，尤其是工人新村，比例和谐又带有包豪斯建筑的影子，有一种别样的“洋气”……如此种种，使上海这座“东方的巴黎”变成了平民的城市。在陈丹燕看来，这是她所亲历的历史，“什么样的历史都是历史，我们凭什么都要回到租界时代？”
她在书中问道：“上海是个文化多元并善于包容并蓄的丰饶都会吗？上海在精神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强烈个性与内在冲突吗？”她的回答透着悲观：“我对上海有些失望，它越来越物质化，再也没有精神的追求了。”
记者面前的陈丹燕，刚刚结束了她的“格兰度”之旅，在这条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旅行线路中，她走访了伽利略、达·芬奇、拉斐尔和利玛窦的出生地，还有但丁的故乡以及薄伽丘的墓地。旅行中，她带着一个装满26本文学作品的旅行箱，既是重温这些少年时代的文学经典，也是重寻那在上海遗失的精神故乡。
多年前，陈丹燕为自己的旅行丛书起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喜欢别人东西的滋味。这是一种矛盾的情感，一种在上海看欧洲、在世界看中国的游移和变换。在这里，对精神故乡的归宿感，仍然不能确定；对身份认同的危机，仍然没有消失。他乡，却是故乡；而故乡，已成异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