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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早上6点刚过，睡梦中的杨建华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那头传来一名瑞金医院医生急切的声音：“赶紧来医院，严老病危。”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事情发生的那一刻，杨建华依然无法接受，放下电话直奔医院，可惜仍晚了一步，没能见到老师最后一面。早上5点56分，世界著名材料科学家、我国无机材料科学技术奠基人、两院院士严东生在上海瑞金医院病逝，享年98岁。
如今已是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副所长的杨建华，1994年便跟着严东生学习，是他的“关门弟子”，同时也兼起了秘书一职。今年9月10日严东生入院后，杨建华每天都会去看望他，除去嘘寒问暖，所里的科研进展才是严东生念念不忘的事情。杨建华对《环球人物》记者感叹：“不到最后一刻，他不会放下热爱一生的科学事业。”
在9月24日严东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吊唁厅中悬挂着一副黑色挽联，上书“学贯中西报家国，振学术科研交流树大家风范；荣辱不惊历乱世，守亲情良缘美誉享四世同堂”，在杨建华看来，这几行字正是严东生的一生。
归国一刻也不愿意多等
严东生去世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官网首页用1/4板块推出醒目的“沉痛悼念严东生先生”专栏，足见严老生前在该所分量之重。
上世纪60年代，严东生参与创建了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多年。在这里，他带领我国的无机化学走出传统框架，变成与国际接轨的先进无机材料学科；他前瞻性地率先开始了纳米材料的研究，使得“纳米材料科学研究”成为国家“攀登计划”第一批项目之一；由他领导研发的锗酸铋（BGO）闪烁晶体，则成为中国在国际无机闪烁晶体材料领域具有垄断性的创新成果。由他主持研制的耐高温烧蚀材料，荣获1981年国家发明奖一等奖。这一材料至今仍在航天器上发挥作用，如前不久升空的“天宫二号”，以及更早的神舟系列飞船。
严东生去世后，三任总书记四任总理共同送别，作为一个科学家，这样的规格实属少见。除去科学家的身份，严东生还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虽有各种头衔名誉加身，但他的女儿、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严燕来对《环球人物》记者说：“父亲这辈子从未在意过这些‘光环’，他是一名单纯、客观的学者，做科研就只为做科研，没想过通过做科研来得到什么。如果要选，他只会选‘科学家’的称号。”
的确，如果严东生想过富裕优渥的生活，当年就不会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严东生欣喜若狂，迫不及待想要回到祖国，以了“矢志科学，许身报国”的心愿。杨建华回忆：“当时严先生的导师有一个项目，想让他协助完成，项目结束后会有一笔丰厚的酬金。但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严先生只想了三件事情：没有理由继续待在美国，要提前终止博士后合约；如何尽快办好离美手续；解决回国的交通。”
1950年，严东生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美国先进优越的科研条件和令人艳羡的待遇启程回国。在这一点上，女儿严燕来最能理解父亲：“对父亲来说，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如果不是为了有朝一日学成回国，当初他就不会出国留学。”
可严东生的回国之路并不顺利。作为不可多得的材料学人才，美国不愿意放行，还因为中美政治原因，美国移民局对严东生回国多有阻挠。等到严东生来回跑了多趟，好不容易办好回国手续，却被告知原定班次的轮船已经驶离了。但他一刻也不愿意多等，于是绕道而行，乘坐去当时英属香港的轮船，再北上天津塘沽码头。然而，由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香港方面也不愿意让严东生回国，必须有人替他作担保。匆忙回国的严东生身上并没有多少财物，也不认识香港的朋友，因此在香港滞留很久。“直到爱国人士、时任香港大学心理学教师曹日昌替他作担保，严先生才得以回国。”杨建华说。当时曹日昌在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香港分会从事联络争取海外科技人员回国的工作，曾写信劝钱学森回国，还帮助过著名空军飞行员吴其轺回到大陆。就这样，历经40多天的周折，严东生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领导“包”了秘书工作
甫一回国，严东生就马不停蹄赶往开滦化工研究所着手耐火材料的研究，因为他知道，新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亟须重工业的崛起。杨建华向《环球人物》记者介绍：“严先生在国外一直非常关注国内时事，《华侨日报》，毛主席的《论民主》、《论持久战》等，他都看过。因此他很了解国情，知道国家需要什么。”
1954年，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彼时，包头钢铁厂的建设是国家“一五”重点项目之一。然而包钢原料——包头铁矿石含氟量之高为世所罕见，对各类耐火材料具有严重侵蚀破坏作用，给高炉炼铁带来严重困难，这在国外的铁矿冶炼史上也是没有碰到过。严东生被委以重任，寻找解决方案。此后，大到宏观组织调控队伍，小到研究数据的精确统计，从车间到实验室、办公室，严东生都亲力亲为，巨细无遗，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学术作风，是他给人们留下的最深印象。
葛能全是中国科学院前秘书长，曾是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的秘书，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兼任严东生的秘书。他向《环球人物》记者描述了自己对严东生的印象：“只有两个词，严谨、负责。那时候严先生已经是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和副院长，但他从不把自己的事情委托给别人去做，甚至秘书的工作他都做了。 尤其是重大事件，往往需要当机立断，严先生来不及通知别人，立刻自己做起来，所以他的一些传记中，很多大事件都没有记载，因为那些都是严先生独自一人完成的，旁边没有秘书做记录。”
有一次，严东生在电话里和著名高能物理学家丁肇中进行学术研讨，葛能全就在旁边，但严东生并未让他做笔录，而是自己拿出纸笔写草稿。放下电话后，严东生随手把草稿纸放在了一个文件夹里。严东生离开办公室后，葛能全例行整理文件，他觉得这通电话很重要，笔记应该放在更保险、更安全的地方，于是按照以往的经验，把草稿转移到了另一个书柜里。“没想到过了几天，严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草稿纸去哪儿了。我说收起来了，他说那个文件夹里都是相关资料，自己早就分了类。后来我就知道，他做什么都事先有自己的规划，非常严谨，你以为他随手一放，其实他早就想好了。”葛能全笑道，“我这个秘书当得真轻松，没做什么事。”同样担任过严东生秘书的杨建华颇有同感：“意料之外的轻松，原以为至少要写很多东西，但后来发现严先生总要自己经手，至少也要自己拟好大纲。”
用毕生积蓄助学帮困
生活中的严东生低调节俭是出了名的，对学生和后辈的照顾也传为佳话。“不管在哪儿，你都能看到严先生西装革履，穿戴整洁，但你绝对看不到他穿名牌，都是非常普通的衣物。”杨建华感叹。有一件事让他感触很深：“以前我们研究所的食堂门口有很多推销衣服的，好一点的四五十块，差一点的十来块，严先生就买十来块钱的。他不是没钱，他是真不在意这些。”
严东生一生简朴，对青年学子和科研教育的出手却“阔绰大方”。上世纪90年代初，科技人员收入普遍不高，严东生把自己获得的科技奖金都拿来设立助学基金，补贴学生上学。严东生的第一个博士生高濂在悼念恩师时说：“1996年，严先生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大概十来万元奖金，他领完奖回所后到我办公室，拿出奖金支票和一沓银行的定期存单，有到期的，也有未到期的，有严先生名下的，也有师母名下的，看得出来是拼凑的。他对我说，这里一共20万元，你到银行帮我取出来，交给所里，作为创立‘严东生奖学金’的款项，帮助贫困生。”高濂现在回忆起来仍然对恩师敬佩不已：“那时候20万能在上海买一套好房子，他却拿来做助学基金，自己仍住在单位分配的小房子里。”杨建华说：“前几天一个同事还跟我说起，他当年拿到严先生3000元的奖学金，家里人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他家在农村，3000元是家里一年的生活费啊！”
杨建华刚进研究所时，最担心的是自己英文不好：“严先生英文很好，就耐心教我，把自己要寄出去的英文信件先给我看，然后再念一遍，让我加深印象。”当学生需要发表英语论文时，严东生同样细心修改。杨建华说：“作为领导，严先生每天要处理很多事情，就算再忙，他连标点符号和大小写都会帮你改过来，特别细心。”而科研成果出来后，严东生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后甚至不写，大家都知道他不在乎这些，很多由他牵头成立的科研项目，他都不署名，或者署在不起眼的地方。
严东生乐于把学生送去国外深造，但这些学生全都学成归国，将所学用于中国科技的发展。杨建华感慨：“有时候我会想，那么多人出国后都不回来了，为什么严先生的学生都回来了呢？因为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报效祖国的好榜样，并一直在实践。”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严东生留给后人的，除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还有高尚的人格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