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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刚送走中秋，又迎来国庆。出行高峰，又带来关于休假的热议。
人们常用“谁不会休息，谁就不会工作”，来说明休假的必要性，但又受困于不敢休、不能休、不便休的现实。“长假与年假，你休了吗”的问题，核心是“带薪”，已成为现代人尤其是工薪阶层有关 “权利”与“落实”的必答题。
中秋前夕，这道题以案例的形式有了一个说法。北京发布了2015年劳动争议十大典型案例，其中一职工未休带薪年假，申请仲裁后，用人单位被裁决额外支付两倍工资。这虽未就如何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提供直接借鉴，但要求提供相应经济补偿，让不少人感到欣慰。
休假是权利，不休假也是一种选择。问题在于，不管是假期加班还是带薪休假，如何按法律执行、让权利落地，一直备受关注。“休假比LV更奢侈”的感慨，“正常节假日都休不了，还休什么年假”的无奈，让长假、年假成为“奢侈品”。何时回归常态并成为“日用品”，既考验着制度执行的刚性，又考验着地方政府、相关单位的落实力度。
带薪休假从1994年最早出现在劳动法里，到制定《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再到写入《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这个过程本身就在时间轴上刻下了鲜明的印记。随着旅游业的慢慢成熟，休假还成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市场因素”。换言之，提倡并落实带薪休假既是法律意义上的劳动权利，又是经济意义上的“红利”。《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也提出落实带薪休假制度，也正因为此。
“离带薪休假，我们还要等N年！”每到长假，人满为患的糟糕体验都让人大呼“等不及”，却也只能“继续等”。不管是提出周休假的“2.5天模式”还是有地方倡导“孝老假”，都是日拱一卒的进步，也会引来难执行的吐槽。现实情况的复杂程度也要面对：劳资关系不对等、劳动者休假和维权的底气不足；一些职工有“先生产，后生活”的旧有观念、一些用人单位有“休假影响效益”的落后认识；劳动监察部门、工会等职能部门，“执法”力度弱、“督察”功能差，休假权也沦为“落实老大难”。休假条例已执行近8年、休闲纲要规划跨度7年，能否如纲要提出到2020年落实带薪休假制度，不仅要扫清现实障碍，更需多方合力。
休假权作为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题中之义，有了时间表，更要有路线图。不可否认的是，一项劳动制度在落地过程中，受经济状况、劳资关系、政府职能、社会心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真正发挥效力需要时间，多点耐心很有必要。与此同时，带薪休假制度离不开两个方面：其一，依法执行，从“鼓励”变“法定”，从提倡实施到依法保障，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有条件、分步骤地执行，在适当时也可纳入政府考核；其二，细化规定，如明确欠假赔付的量化标准、明确休假人群的上限比例等，既防止单位内部的模糊解释，也防止用货币替代休假，让权利归权利、让补偿归补偿。
带薪休假，这项“千呼万唤未出来”的制度设计，也是深化改革进程中的重要方面，旨在增进劳动者的获得感和满足感。“会游泳不识水性，在水里头也未必能够游得好，甚至出事。”推进改革要识得水性，小到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大到保障劳动者基本权利，再大到经济社会体制改革，“识水性”就是在提醒既直面现实困难，又不失前行航向，诸如“休假别假休”不应再成为槽点。
科学家爱因斯坦曾提出一个著名公式，“A＝x＋y＋z，A代表成功，x代表艰苦的工作，y代表休息，z代表少说废话。”若想事业成功，除了必须完成的工作和必不可少的休闲，还要有“少废话，快落实”的行动。不管世界是大是小，想去看一看，不必辞职。以这个长假为契机，背起行囊去丈量土地，放下行囊后实际作为，带薪休假制度才能从“看上去很美”变成“本来就很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