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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郭德纲今年本逢喜事：德云社成立20周年。可4月18日北京展览馆剧场里明星云集的“20周年庆典开幕式”，在公众舆论中溅起的水花，哪比得上9月5日曹云金7000字长文控诉昔日恩师郭德纲激起的浪头。这可不能怪围观群众“看热闹不嫌事大”，实在是郭德纲这20年江湖摸爬滚打，一身成就得益于其强悍，一身是非也赖其强悍。
“另有曾用云字艺名者二人，欺天灭祖悖逆人伦、逢难变节卖师求荣、恶言构陷意狠心毒。似此寡廉鲜耻令人发指，为儆效尤，夺回艺名逐出师门。”换了别人，多半不会公开用这样的江湖言辞指斥曾经的徒弟何云伟、曹云金。可郭德纲就要这么做。8月31日，他在微博发表了一份《德云社家谱》，何云伟、曹云金的名字已不在列。郭德纲称这是“清理门户”。
师父强悍，徒弟也不是省油的灯。5天后，曹云金一篇长文，爆出郭德纲“骗徒弟学费”“逼弟子退赛”“长期压榨酬劳”等内幕，并对“夺回艺名”之事表态，说“云”字是德云社另一创始人张文顺先生给他的，此生不改，最后表示“人生长路漫漫，确实不必再见”。
曹云金2002年拜郭德纲为师，一直深受郭德纲器重，曾被誉为“德云四少”之一。2010年，“郭德纲徒弟李鹤彪打记者”事件发生后，德云社停业，进行内部整顿，首次要求每个演员都必须签工作合同。曹云金认为合同条款不合理，拒绝签约，步何云伟等人后尘，离开了德云社，自立门户。可见，何、曹的动因是经济问题。但郭德纲诉之于道德问题，德云社正陷入“封杀”危机，一众弟子在他内忧外患之际离开，就是背叛师门。师徒反目，各说各的理，自此而起。
此后5年间，郭德纲“开撕”的时候多。2015年12月，在电视谈话节目“金星秀”上，郭德纲仍念念不忘此事，说自己并不怕同行竞争的伤害，弟子背叛才会真正伤到自己，感慨“疾风识劲草，板荡见忠臣”。直至此次曹云金回应，才让当年许多细节浮出水面。
有人说，“相声门师徒反目如郭德纲和曹云金这般，能比的也就是郭德纲和他师父杨志刚那出。”同样的主角，相同的戏码，一切都似曾相识。
天不怕地不怕的“野草”
1989年，16岁的郭德纲拜时任天津市红桥区文化馆馆长、著名相声演员杨志刚为师学相声。
郭德纲是在这个行当的瓶颈期进入的。相声本以讽刺为主，这时原有的讽刺已不合时宜，新的讽刺又找不到对象，于是不少作品充满了标语口号，让人提不起兴趣；其他“笑”品迅速占领阵地，比如新蹿起的小品，以及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与此同时，电视相声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相声中“演员与观众互动”的精华；而坚守在茶馆、剧场里的相声演员，则因缺少观众，陷入经济窘境，纷纷转行。
天津名流茶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向《环球人物》记者介绍，上世纪90年代，茶馆相声、小剧场相声皆是一片萧条。“人们看相声基本都是单位工会发票，即便如此也很多人不去，更没人愿意掏钱看。曾经有一场演出只有6个观众，还没有一个人是自己买票的。即使是马三立、马志明等大腕来茶馆演出，也是赔本赚吆喝。”
在这样的环境中，少年郭德纲对相声仍十分执着。熟悉郭德纲早年经历的人对他有相同的评价：天分高还勤奋。每次排练完，别人都散了，郭德纲不休息，去旁听老先生们弹三弦、说评剧、唱梆子、演京剧，央求某个先生让他唱几段。与郭德纲少年相识的宋晓鹏对《环球人物》记者说：“郭德纲特别聪明，能举一反三，听别人说一段，他基本上就会了，细节上再推敲推敲，就能拿出来用，所以他会的东西多。”与郭德纲一起在杨志刚门下学习的张毅（化名）也向《环球人物》记者介绍：“他现在好多演出用语都是当时在团里学的，比方他说‘这孩子教育好了也是个流氓’，实际上这话是我们团里一个演员的二大爷说的。”
在张毅眼中，郭德纲年纪小，说话甜，会来事儿，总能把不苟言笑的杨志刚哄开心。师兄们都能感觉到，师父最偏爱这个小师弟，对其也是倾囊相授。1991年初，杨志刚借着红桥区文化局招合同工的机会把郭德纲招进了文化馆，既当办事员，又在小品队当演员。张毅说，有次杨志刚生病住院，文化馆念及郭德纲与杨志刚既是师徒，又是同事，派郭德纲去陪床看护。郭德纲便日日夜夜守在杨志刚床前，杨志刚就在病床上给他“说活”（讲解相声），至少教了他二三十段活。
郭德纲最大的特点是胆大，敢说敢做。用张毅的话来讲，这是因为郭德纲出身“草根”，没什么新事物不敢尝，这让观众觉得新鲜，但最后他又懂得保留传统。“比如他的《大保镖》《文章会》，前面充满网络语言，但到最后的‘贯儿’（相声的表现形式，意在一气呵成、一贯到底）又是传统的‘贯儿’。”
后来郭德纲有两个名扬相声圈的作品。一个是《我要上春晚》，讽刺了娱乐圈里的种种怪现象；还有一个是《论50年相声之现状》，自称“非著名相声演员”的郭德纲，把当时相声界几乎得罪了一个遍。他说：“中国相声界，95%的相声演员，在25岁之前都是从事别的工作的——没有学过相声。统计这个很简单，我们统计过，有一个单子，但是由于伤人太重，不能念。我们算了算啊，厨子居多，饮食业的多。厨子、面案的、炒菜的、清真馆的，这最多。各种工厂的多——房管站的，有瓦匠，有交警，太多了，三百六十行哪行都有。都是那行混不下去了，转到我们这行来了——你琢磨他好得了吗？”这样的相声，不是郭德纲，别人敢讲得了吗？
据现场“钢丝”（郭德纲粉丝）回忆，表演《论50年相声之现状》那天，天桥乐茶园满座，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演出结束时，许多人哭得跟泪人似的。郭德纲后来的搭档于谦当时就站在台下，也是泪如雨下。于谦日后对媒体说，自己从小说相声，说着说着发现相声不再是想象中那样，说相声的人也走的走，改行的改行。“直到和郭德纲在一起，才又说上我想象中的相声。《论50年相声之现状》里都是他思考了多年的问题和亲身经历。”
郭德纲就以这样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姿态，从当时低迷的市场环境中跳脱出来，并最终“野蛮”地、茁壮地生长。如今再看杨志刚门下弟子，只有郭德纲在专职从事相声表演了。
郭德纲师父说：“我不认识郭德纲”
那时天津相声界对郭德纲不乏寄望。“我原本觉得郭德纲能成大师，他能力确实好。但他气量太小。当大师不光靠艺术，更得靠格局，格局太窄成不了。”宋晓鹏口中的“气量小”，便是郭德纲和师父杨志刚的那段恩怨。
郭德纲初到北京的几年还请人给杨志刚带话，但自从2004年拜侯耀文为师后，就再也不提杨志刚半句。天津相声界便开始流传郭德纲在红桥文化馆犯过错误，故而心存怨怼，一时传得沸沸扬扬。2006年3月初，已经退休的杨志刚在接受采访时证实了这一说法。他披露1994年郭德纲在文化馆工作期间模仿领导签字，报销个人费用近1万元，后来自己帮忙想办法把金额压到4000元以下，才让郭德纲免了刑事责任，但接着郭德纲又偷拿单位的行头，于是，“我想保这个徒弟也保不住了，他犯了这个行里最忌讳的事”。郭德纲不得不离开文化馆，前往北京。
往事被曝光，郭德纲随即发表博客文章《我叫郭德纲》，承认了“伪造”一事，但又称杨志刚“家中装修公款报销”“整郭德纲逼其扫厕所”“与女同事同居”，顿时一片哗然。杨志刚的子女说，看完郭德纲的文章，父亲被气病了，连着输了两天液。
病愈后，杨志刚愤然以诽谤罪起诉郭德纲，师徒二人对簿公堂。法院裁定郭德纲在文章中虚构了“公款装修”“与女同事同居”等事，但因“情节不够严重”，不构成诽谤罪。杨志刚还是输了官司。
说起此事，张毅感叹道：“要说搞艺术，我很佩服郭德纲；要说做人，我觉得郭德纲有缺陷。我们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不管师父怎么说了他，他毕竟在师父那里得到过很多东西，师父对他的艺术成长及今天的成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对媒体说得到了常宝丰、白全福的指导，谁带他去拜见的白全福？还不是师父！不然白老爷子认识他是谁？”
“曹云金在声明里也这么说：‘你先骂授业恩师杨志刚，捏造人家挪用公款。’所以你说郭德纲能怨曹云金这孩子吗？他和杨志刚闹的时候，孩子们都看着呢。当初他怎么和师父闹的，现在人家也有样学样。”宋晓鹏也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我觉得如果郭德纲能把气量放宽，格局大一些，凭他的艺术造诣，肯定比现在强得多。”
如今，天津曲艺界几乎人人对郭德纲三缄其口，红桥区文化馆一位老工作人员对《环球人物》记者说：“郭德纲到这儿时才十几岁，跟的师父就是杨馆长，杨馆长把表演技巧和舞台经验都传授给了他，馆里谁都知道。他现在也不承认了，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他说的那些也不是事实。这么多年，大伙儿不愿意提他。我也不想说，真的不想说，我们团里都不想说他这个人了。”
几经辗转，《环球人物》记者也联系上了杨志刚。老先生只是平平静静地说了一句话：“我不认识郭德纲。”
“班主”做派
“伪造”事发后，郭德纲在天津难以立足，1995年破釜沉舟进京谋生，从当编剧、在小剧团唱评戏做起。1996年，他在琉璃厂附近的茶馆里遇上一群说相声的票友，一来二去混熟了，便在茶馆里说起了相声。到了2002年，郭德纲与老先生张文顺和年轻的李菁一起，在大栅栏的广德楼办起相声大会。那时有个年轻观众每次都来，渐渐大家知道他也学过相声，看过他的表演后，张文顺便建议郭德纲收他为徒。这个年轻人就是何云伟。
进入新世纪之后，相声和其他曲艺的处境都渐有起色。郭德纲在广德楼的演出坚持了一年。接下来，除了一些零碎演出，郭德纲更多是在家教徒弟。他的徒弟队伍渐渐扩大，有了曹云金、潘云侠、张云雷等人。等到2004年郭德纲在北京办相声专场时，这几个徒弟已经能跟他同台献艺了。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郭德纲名声渐响，德云社班底成型。
2006年，郭德纲大红大紫，他正式举行“摆知”仪式——过去在相声界，双方都有拜师收徒之意时，即可有“口盟”的师承关系，等到正式收徒时，再摆酒席举行仪式让大家知道，这就是“摆知”。于是，何云伟、曹云金、孔云龙、栾云平，以及于谦6个月大的儿子于云霆正式成为郭德纲的“五大门徒”。此事经一些媒体放大，轰动一时。
“相声的特点决定了它没办法靠上大课、读课本传授，必须口传心授，一个包袱口，眼睛是看观众是看捧哏，声音是大是小，全靠师父一句一句教。”著名曲艺理论家、作家孙福海对《环球人物》记者介绍，“拜师就是一种契约的公示，师父要对徒弟负责，徒弟要尊师重教。传统的做法，学徒3年，不交学费，师父管吃管住教本事；徒弟在学徒期间赚了钱，要给师父；出师了要‘谢师’，即在合同规定时间内，赚的钱归师父，一般都是一个节气，可能半年，最长也就一年，俗称‘三年零一节’。然后根据自己能耐大小去赚钱，再赚的钱与师父无关。”
在传统的相声班子里，怎么分这些赚到的钱，也是有规矩的。孙福海说：“相声演员搭班演出，负责人叫‘掌穴’，一场演出下来，所有的收入放在一起，数目公开，由‘掌穴’按照事先约定的‘厘份’分配，不同级别的艺人拿的‘厘份’不同。但即使是‘掌穴’和承担压轴任务的底角，最多也只能拿两人份，极个别的情况能拿3人份。如果所有的收入归‘掌穴’，赚多少徒弟不知道，只能看赏，那他就是班主。相声界从来没有过班主制。”
郭德纲说自己遵循的正是相声界的传统。但有报道称，2010年之前何云伟常作为底角登台，他与德云社签约，一场演出无论卖出多少票，他的收入都是固定的，大致500元，一个月到手六七千元，如果不签约，一场演出就只有300元。时至今日，有人在微信公号上调侃郭德纲这种做法：“在万恶的旧社会，郭师父也不能这么办。”
班主其实来自旧式戏班，他能对成员行使生杀大权，掌握并分配成员的收入，是一个戏班的灵魂，众人对他是人身依附，所以有时班主去世，一个戏班就散了。1949年以后，班主制度因侵害艺人权利被逐步废止。周恩来就在1961年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集体所有制的剧团，应该防止旧势力复活，不能让班主、把头拿高薪。”
郭德纲复生“班主”做派，某种程度上也是“时势造人事”。“正式的文工团和曲艺团没有好的相声作品，普通演员走了很多，一些知名演员也很长时间没有新作品。科班教育起步又晚，中国北方曲艺学校1986年才成立，培养的新一代相声人才还远远不够。于是自然生长的东西就出现了，体制外的人自己注册公司说相声，他得挣钱谋生，就逐渐占领了体制内空出来的市场。” 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说。
体制外的人要生存，全凭着一股野蛮生长的劲头。“班主”做派有利于在低迷的环境中集中资源，闯出一条生路。郭德纲是这样闯出来的。现在回头看，和德云社同一时期做大的民间曲艺团队“刘老根”也属于这一类型。与郭德纲第一次“摆知”相距不远，“刘老根”的“掌门人”赵本山在2008年举行了第一场公开收徒仪式，35人经过叩拜、敬茶等7个环节后正式拜入赵本山门下。
留在德云社的赵云侠觉得郭德纲打造的这种师徒关系没什么问题。他2005年底开始跟着郭德纲学相声，2009年正式拜师。“我来的时候，一分钱没有，就在师父家里住着，一住就是五六年。师父比较照顾我，很快就带着我去商演，我演一场得一场钱。我第一次结婚的时候，连糖和烟的钱都没花，酒席、婚纱、婚戒的钱都是师父给的。前些日子我耍脾气，离开德云社，结果父母有病，给师娘打电话，她也还是给钱。” 赵云侠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三进三出德云社，曾在微博上表态，“走出德云社我才明白社会的现实和自己能力的渺小。我深深知道了在师父的庇护之下是多么幸福。”
与赵云侠不同，何云伟认为自己是“带艺投师”，早期又做了贡献，更像是德云社的合伙人；曹云金认为自己当初交了8000元学费，是学生而非徒弟，所以“背叛”二字无从谈起。
师承制的昨天与明天
传统、规矩的师徒传承，曾对相声的发展至关重要。
相声业内公认的祖师爷是出生在清道光年间的朱绍文，艺名“穷不怕”。他幼年学唱京剧，还编写过一些京剧剧目。同治年间，他成为街头艺人，在北京的天桥和各大庙会给人讲解字意、说笑话、说小故事、唱《太平歌词》，就此发展出单口相声。他随身两块竹板，刻着“满腹文章穷不怕，五车史书落地贫”，这就是他艺名的由来。后来他收了一两个徒弟，便逐渐发展出对口相声和三人相声。从朱绍文开始，三百六十行里有了说相声这一行，相声行里也就有了师徒传承。
20世纪30年代，京津一带出现了一批“德字辈”，即业内公认的第三代相声大师，俗称“相声八德”，但不只8个人，马三立的父亲马德禄就是其中一位。随后出现了第四代马三立和第五代侯宝林，更是相声史上两座高峰。
孙福海说：“马三立的师父是‘八德’之一‘周蛤蟆’周德山，年轻时极红。周德山晚年说不动相声了，没有收入，又没有儿女，马三立就养着他。这就是那时的规矩，传承下来也是美德。这才是相声界的主流，支撑着行业的发展。而一些不好的做法，相声界在解放前就率先打破了。比如相声大师常宝堃（音同昆）收徒弟苏文茂时，取消了当时曲艺界拜师时都有的‘（师父）打死（徒弟）勿论’这一条。苏文茂出师时，常宝堃又取消‘谢师’，对他说，你出师后赚的钱师父一分不要。”
“那时的师父也都是千方百计推徒弟，不会把徒弟永远拢在自己的羽翼下。”孙福海说，“侯宝林的师父是北京‘相声五杰’之一‘大面包’朱阔泉，常年在北京西单演出，当时有一句话叫‘不看一场“大面包”，白到西单走一遭’。朱阔泉看侯宝林身世可怜，又很聪明，就收他为徒，给他取了名字。侯宝林学成后，朱阔泉就要他和另外几个徒弟去外面闯，他说你们要是老跟着我，就永远成不了角儿。侯宝林这才离开师父，1940年去天津一登台就红了，红得一塌糊涂，红过了师父。如果总是只给师父演前场，给师父赚钱，他什么时候能成角儿呢？”
吴文科说：“1949年以后，就是‘以团代班’的形式。曲艺团把老演员招进来，他们不光创作、表演，还要带学生。一个学生会跟着几位老师学习，能经常观摩他们的演出实践。这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师徒关系，徒弟对师父不再可能产生人身依附关系。”中央广播说唱团为培养人才，就为马季安排了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和郭全宝4位师父。
如今，郭德纲和曹云金的纷争又将传统曲艺界的师承关系摆在了聚光灯下。但今时早已不同旧日。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市场会出现“井喷”式的复兴。中国是在2008年突破3000美元大关，也恰是从那个时间节点开始，曲艺、戏剧、影视都“抖”了起来，红红火火形势大好。“俗”如郭德纲，雅如《牡丹亭》，都能各拥一群“铁粉”，各分一块市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到了这样的好时候，“野蛮生长”的套路就该过去了。
郭德纲引发的争议，就是他和这个新时代的碰撞：今天的徒弟们多少懂得从合同法、劳动法中寻找依据，也难免从别的行业采用的合伙人制度、经纪人制度中寻找借鉴。旧时的“班主”做派无法让相声行业继续向前。相声虽传统，其命维新。“直至今天，专门培养相声人才的正规学校，包括高等学校基本没有相应系科，国家应该给相声搭建一个教育平台。有了这种学校教育，就不会有人身依附式的行业伦理和人际关系。而学生有了现代教育基础，再尊重行业技能培养的内部规律，拜师学艺，尊师重道，代代相传，这才是正途。”吴文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