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故事的人

    《环球人物》记者联系上刘守华教授时，正值华中师范大学放暑假，除了招生办有人值班，其他部门早已人去楼空。刘守华仍然坚守在学校。“他不给自己放假，对自己的事业真是热爱到了骨子里。”一位校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说。

    作为中国民间故事的扛旗人物，从1953年进入华中师范大学至今，刘守华已潜心研究民间故事63年。81岁高龄的他，早就过了退休年龄，但由于在该领域里独一无二的学术造诣，一直被学校返聘。

    刘守华向《环球人物》记者透露，自己最近的工作是修订此前编写的《故事学纲要》，这是他专门为研究生准备的教材。几十年间，刘守华先后发表了400多篇关于民间故事的论文。

    如今，再提起这项耗尽自己毕生心血的事业，他却谦逊地称“仍想为民间故事的研究尽绵薄之力”。

    做中国版《格林童话》

    虽然大半辈子在做同一件工作，但刘守华从没感到过厌倦和乏味。“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研究民间故事对我来说，不仅是工作，也是兴趣，还是社会责任的体现。”刘守华说。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刘守华一定会选追寻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求好运”。在整个采访中，“求好运”总共被他提及31次，平均每5分钟一次。这个凝结了刘守华毕生心血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讲的是一个男孩去外面探求自己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了一些人，却把自己的事情放到了后面，最后感动了神仙，让他娶到了喜欢的女孩，过上了美好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刘守华一追便是30多年，从一个黑发青年追成一位白发老人，他觉得每一个故事都不能只看表面，而要看到其中内涵。“主人公没有想过帮助别人耽误了自己怎么办，这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鼓励大家乐于助人、多做好事。”刘守华解释，“这是故事的意义所在，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先人后己的反映。”

    中国各地的山水习俗不尽相同，导致一个故事在不同地方演变成当地独有的版本，“求好运”也不例外，刘守华为此跑遍了大江南北、沙漠戈壁去采集样本。“在西北，是主人公帮助别人找到了水；在东南沿海，则变成帮人找到了鱼，这很好地体现了不同的民族地域特色。”刘守华说，“我想做的就是收集所有版本的‘求好运’，它与希腊神话不同，希腊神话中往往有一个主宰命运的神，人是身不由己的。但在‘求好运’中可以看到主人公不屈从命运，把命运抓在自己手中，是很积极的。”

    不仅如此，刘守华还追到了国外，他惊讶地发现，与“求好运”相似的故事多达数百个，遍布欧亚大陆20多个国家，“众所周知的格林童话中也有与‘求好运’对应的故事，叫‘三根金头发的鬼’，只是把‘求好运’里的神仙用魔鬼代替了。”

    “这个故事早在中国隋唐时期就有了，当时出现在一部佛经里，所以这是一个在我国流传千年的传统故事，不是舶来品，一定要挖掘出来。”刘守华有些激动地补充，“它可以媲美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如今，他把研究多年的心血“求好运”故事编写成了一部67万字的大部头——《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已于今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守华希望通过这本书，让世界看到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由屈从命运到逐步主宰自己命运的心路历程。

    为找故事差点丧命

    由于上了年岁，刘守华对过去的很多事不大记得起来，民间故事是唯一能让他精神抖擞的话题，他至今清晰地记得自己是如何走上这条道路的。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正值土改，在湖北洪湖师范学校读书的刘守华被分配去收集洪湖革命歌谣。“我把歌谣整理后做了对比研究，在1952年的湖北日报上发表了《洪湖渔民的歌声》这篇文章，这是我从事民间文学的开端。”说完刘守华笑了起来。

    “刚进学校那会儿，民间故事的研究氛围还是很不错的。新中国刚成立，人们的文化生活受到关注，很多学校组织专家和学生去收集民间故事。”刘守华回忆。后来“文革”批判“封资修”，把民间文学也列上了黑名单，讲故事、唱民歌的人都被打成牛鬼蛇神。直到“文革”结束，人们心头仍阴云未散。

    那段日子虽然艰苦，但也发生了不少让刘守华觉得有意思的事情。“1985年，我们搞民间故事研究的一行人去采风，村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陌生人，以至惊动了公安局。”刘守华笑道，“他们一个一个盘问我们，不论怎么解释都不放人。后来文化局来作担保，这事才作罢。”村民们知道刘守华的来意后，纷纷抢着给他讲故事。

    当时有一个湖北偃师的70多岁老婆婆，她跟儿媳妇关系不合，很少跟家里人说话，“我们去的时候她正在农田里干活，得知有人来听故事，放下锄头就跑回来，一口水都没喝，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她从父辈那里听来的逸闻。”这让刘守华感触颇深，他想起了国际知名民间文艺家、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写过的一篇文章《民间文学民间办》，就是让家庭子女把老一辈故事记下来传播出去。“在大冶县的一些家庭里，读过书的中学生就这么做，他们听完爷爷奶奶的故事后，会自己用钢板油印下来做成小册子出版。”   

    在民间故事探寻的道路上，刘守华曾一度遭遇生命危险。那是2002年秋天，他前往湘西考察瑶族文化，研究女书，不料途中发生了车祸。“车子撞到了树上，我头部撞了个窟窿，当场休克。”醒来时刘守华已躺在医院里，发现自己断了好几根肋骨，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医生说我对这次车祸完全失忆了。”从鬼门关里走了一趟的刘守华在医院休养了半年，又投入到民间故事的研究中。次年，受日本筑波大学副校长小泽俊夫之邀，刘守华前往日本，与另一名韩国教授共同编写了《中国韩国日本民间故事集》，受到了日本前首相森喜朗的肯定，并为其作序：“使孩子们通过读书了解彼此国家的文化特征和共同点，增进友谊……希望这套书在亚洲儿童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架。”

    “会为民间文学奋斗到最后一口气”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刘守华眼里，什么样的水土就养出什么样的故事。“民间故事不是架空的，它诞生于实际，政治、经济、文化背景都能影响它。同时，它又能反过来作为研究历史和风俗的资料。”可令刘守华痛心的是，在当今快餐消费时代，人们只愿意粗略阅读，通过浮于表面的情节达到愉悦的目的，而不愿意费劲去思考故事想表达的深刻内涵。“大家只把故事好笑、好玩的部分记下来，这样的话故事就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

    意大利童话编著者卡维利曾说：“民间故事是最普及的文学形式，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在刘守华看来，我国的“灵魂”并未受到足够重视，这体现在它尴尬的学科地位上。“上世纪80年代，民间故事所属的民间文学，在大学里是一门独立学科。到了90年代，我们提倡跟国际接轨，一些学科设置西化起来，民间文学被调到了社会学的民俗学里，在民俗学后面打一个括弧——民间文学，没了名分。”他叹息道，“西方民间文学放在社会学里，与他们的殖民历史有关，比如殖民者去国外殖民，修铁路会遇到当地人反对，他们就研究当地人的文化，弄清当地人信仰什么神，然后对他们说，修铁路是这个神的旨意，才能顺利开工。但这不适用于中国，我们是农耕文化，民间故事口耳相传，更偏文学，不应该划到社会学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民间文艺是传统文化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组成部分，印刻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和审美风范，值得我们礼敬和传承。”这让刘守华感到无比振奋，但同时又有自己的担心和忧虑，“被肯定了是好事，关键是能不能落实。中国从来不缺民间故事，缺的是对它的保护和传颂。”

    在这一点上，刘守华觉得日本的做法很有借鉴意义。“在日本的远野市，当地政府靠恢复民间口头故事来发展旅游观光业。”刘守华说：“讲故事的人在台上讲，听故事的人在台下听，保持了民间拉家常式讲故事的乡土风味。他们还把民间故事进行现代化处理，生产动画片、录音、连环画等。”在当地最有名的昔话村，几乎所有物品都打上了民间故事的印记，以故事中的形象为商标，或将故事图像印在包装袋上，而且每一个景点都和故事有关，这样一来，民间故事也就牢牢扎根了。“这不仅宣传了当地的民间故事，还利用民间故事带来了经济效益，一石二鸟。”

    一直在思考如何弘扬中国民间故事的刘守华，由于年事已高，如今已退居“幕后”，不再外出采风，更多的是对学生和后辈进行理论指导，培养生力军，他说论文点评、书籍修订，都是在椅子上完成的事情，能做的很有限。但他从没想过停下来，时刻以中国民间文学第一人钟敬文先生赠给他的一句话自省，“‘吾侪肩负千秋业，不愧前人庇后人。’我会为民间文学奋斗到最后一口气，这是我人生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