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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1916年4月中旬
政治挣扎
北京的东单有一条外交部街，名曰街，其实不过一条胡同的体量，它原来的名字——石大人胡同也证明了这一点。胡同靠中段的位置，立着一座孤零零的西式大门，灰砖砌成，两侧各有一对石柱。这里原是清政府的迎宾馆，建筑很是华丽，现在只有大门残存，在一堆热闹的小吃店、小旅馆中，独自落寞。整整100年前，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按照他的设想，自己不做皇帝，自然还是大总统，他想回到石大人胡同这里。1912年3月10日，他就是在这里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并在这里办公一段时间。
他给蔡锷、梁启超、陆荣廷、唐继尧等人去电：“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他没有想到，往前一步容易，想回头却是不行了。陆荣廷、唐继尧等人在4月中旬提出议和条件，第一条就是“袁退位后，免其一死，驱逐国外”。明确要求袁世凯连大总统位置也要让出来。
“当时南北双方已经拉开架势，袁世凯要是一走了之，没人有力量约束北方的军队，中国会迅速进入内战状态。他如果这时通电下野，直接离开北京或离开中国，也是一种不负责任。”马勇说。
袁世凯倒不怕这种言辞上的“驱逐令”，最大的问题仍是军事。蔡锷坚持要他走人，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周边省份也在观望。袁世凯这个名义上的大总统，唯一的依靠是北洋派，只要北洋保持团结，并联合起来拥护他，他就还有希望。可是北洋派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冯国璋开始唱反调。当袁世凯请冯国璋给那些未独立的省份发一份拥护自己继续做大总统的通电时，冯国璋反而通电要求袁世凯退位。冯国璋原是袁世凯最亲近的人之一，他的妻子是袁世凯的家庭老师，还是袁世凯保的媒，现在他成了第一个公开反对袁世凯的北洋人物。不仅如此，他还想建立自己的势力，提出召开南京会议，讨论总统的去留问题，借此树立自己的威信。
段祺瑞也打着小算盘。为争取人心，4月中旬，袁世凯同意改行内阁制，任命段祺瑞为政事堂国务卿，兼任陆军总长。段祺瑞想借此机会收拢权力，要求袁世凯将政事堂改为国务院，袁世凯同意了，任命他为国务总理。他还想扩大陆军的权力，袁世凯不予理睬——想当年，宋教仁和国民党所做的，无非就是限制总统权力，改行内阁制，袁世凯拒不接受。现在世易时移，他得跟自己人仔细算计分权给内阁的分寸。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1916年6月6日
忧惧而死
从外交部街向西不过4公里，便是中南海。中南海原来是清朝的皇家园林，后来袁世凯把总统府设在这里。他最后的日子也是在这里度过的。
1916年4月以后，袁世凯政治上的退让并未起作用，情势仍急转直下。致命一击是5月间，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四川都督陈宦和湖南都督汤芗铭相继宣布独立。“这些都是袁世凯很信任的人。陈宦很会拍马屁，是袁世凯很喜欢的部将，被派到前线督军，结果不但打败了，还反戈一击，甚至通电要和袁世凯断绝个人关系。”张鸣说。
伴随政治生命的终结，袁世凯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曾回忆：“我从每天见到袁世凯的中国人那里得知，袁氏感到烦恼和失望，非常痛苦。早在3月间，梁敦彦先生恳求我去访问大总统并给他鼓励，因为忧虑和绝望正在摧垮他的身体。”4月下旬，天气渐暖，袁世凯却还穿着棉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接见来宾，只能斜靠在沙发上。到了5月底，袁世凯的病已经非常严重了，脸和手都已青肿。他原来得的不过是膀胱结石，不难医治。但他不相信西医，不肯开刀，结果就拖成了尿毒症，最后无法下楼，只能在卧室办公。
还有件事加剧了时年57岁的袁世凯的恐惧。“他有种死亡期待。他一直说，他们家之前好几代都没人活过60岁，内心不断的暗示或许也加速了他的死亡。” 马勇说。
直到此时，袁世凯才对幕僚张一麟追悔：“我现在方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的人，才是真国士，有你和严修这样的国士苦口阻止帝制，我却没有听。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5月29日，袁世凯发布了《取消帝制本末令》。他辩称更改国体的每一步都是由国民代表投票决定的，当时“惟见情词敦挚，众口同词”，但今天反对帝制的人，当时却多在赞成之列，“尤非本大总统所能料及，此则不明不智无可讳饰者也”。不过他也承认“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并感叹“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马勇认为，袁世凯当时可能确实觉得自己很冤，这番话并不完全是推卸责任。
6月5日，弥留之际的袁世凯邀徐世昌、段祺瑞等人入内，最后嘱托道：“予病已重，不能躬阅公文书类，愿君等协力执政，维持地面治安。”说完昏睡过去，继而短暂苏醒，垂泪说：“余自受国民付托之重，总揽大权，本无帝制之思想，乃一时昏聩，竟为佥壬迷惑，遂演成今日之恶剧。事已至此，夫复何言。此诚余毕生之遗恨也。”
说完，袁世凯取出大总统印玺，让段祺瑞转呈给黎元洪，由黎元洪遵照“袁记约法”代理大总统职务，并叮嘱以后民国政务依照宪法处理。“按照‘袁记约法’规定，袁世凯可以指定继承人。在他死后，人们打开他写有继承人名字的金匮石室，发现他写的接班人就是黎元洪。”张鸣说，“也有人说袁世凯原来是想传位给他儿子，后来不得已改成了黎元洪。不过这都是无可考证的了。”
曾长期作为英国报纸驻京记者、后被黎元洪聘为总统府顾问的辛普森记录道：“6月6日一早，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了北京城：袁世凯死了。最初，没人相信这个消息，但到了11点钟的时候，整个使馆区都已经明确知道，袁世凯在上午10点过几分的时候死于尿毒症，法国使馆的外科医生始终在场，几乎直到最后。这位先生稍后签发的死亡证明，很快就平息了关于袁世凯是自杀的谣言。”
1916年6月28日
身后乱局
河南安阳有一座“袁林”，那是袁世凯的陵墓，建筑风格与明清的帝陵很相似，有照壁、牌楼、神道，神道两旁还有文武翁仲。“同时袁世凯的墓又很新式，用上了钢筋水泥，这在当时中国权贵的陵墓里是相当少见的。”马勇说。
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即签发公告，对袁世凯给予了极大肯定，称他“赞成共和，奠定大局”。袁世凯的后事都是由他原来的部下操办的——他们在一番争权夺利后，在这件事上又显得一心一意，都同意治丧的规格应该是国葬，而且要“务极优隆”。
半个月后，北洋政府举行公祭，芮恩施记录道：“袁总统的灵柩停在（中南海居仁）堂内的高台上，他生前曾在此受贺，接见使节。礼堂进门处，横置一列长案，陈设一般冥器，及死者生前使用的物品，如军械、服饰之类。”6月28日，袁世凯出殡，80人扶棺，鸣礼炮108响。队伍浩浩荡荡地从中南海新华门行进至前门的车站，将袁世凯的灵柩送上回安阳的火车。在芮恩施眼里，“路旁鹄立于军警后之观众，除静默致敬之外，殊无戚容。袁氏并未深得民心。”
而南方各省何止“殊无戚容”，更为此欢庆。从报纸上就能看出南北两种态度——由日本人办的北京《顺天时报》刊载了《袁总统逝世哀词》，对袁世凯的一生做了感情真挚的回顾；而在“讨袁”中创办的上海《民国日报》，则毫不客气，直接在刊登的遗像旁标注“恶贯满盈的袁世凯”。
他的挽联更是“民意分裂”的集中体现。“挺袁”的核心杨度写的是“共和误民国，民国亦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君宪负明公，明公犹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还在为君主制辩解；“倒袁”的黄兴写的是“好算得四十余年天下英雄，陡起野心，假筹安两字美名，一意进行，居然想学袁公路；仅做了八旬三日屋里皇帝，伤哉短命，援快活一时谚语，两相比较，毕竟差胜郭彦威”；有针砭他本人的，袁世凯亲戚张镇芳写的是“不文不武不君臣，不汉不胡又不新。不到九泉心不死，不能不算过来人”；有惋惜时势不利的，袁世凯老友、实业家张謇写道：“三十年更世之才，三千年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于群小之手。”
比葬礼更加乱糟糟的是政局。去世前，袁世凯曾对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三人说：“今后国家之事委诸公等三人。务须和衷共济，互相扶持，万勿陷国家于孤注。”葬礼结束后，他们就各怀心思忙碌起来。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写道，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糟乱的一段时期，应该就是民国初年的军阀时期了，而军阀时期实在是从袁世凯死亡之后才正式开始的。“袁世凯建立的实际上是一个军人政权，他没有完成向文治的过渡。”张鸣说，“袁世凯在世时，军人已经不大听话，但表面上还能维持统一，袁世凯死后，地方就公开分裂了。”
黎元洪虽是总统，可是他性格软弱，根本控制不了北洋军队，于是和国务总理段祺瑞出现了“府院之争”。段祺瑞又早与冯国璋不对付，分别形成了皖系军阀和直系军阀。奉系军阀张作霖则明确了自己在东北的势力范围，成了“东北王”。后来，直系中又分出了阎锡山的晋系等。
在南方的广州，孙中山于1917年建立了军政府，扛起了“护法”大旗，将矛头对准一盘散沙的北洋政府。张鸣说：“皖系的段祺瑞镇压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和桂系的陆荣廷打；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和皖系打，又和奉系的张作霖打。一省之内不同派别的军阀为了争地盘，也相互打。同时，地方政府不再给中央政府钱，中央政府立刻穷了下来。”在军阀们天昏地暗斗了十几年后，日本人趁虚而入，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场浩劫就此开始。
追溯历史的因果，袁世凯一念之差复辟称帝，有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切乱象奔腾而出，而留在潘多拉盒子里的希望，还要经历更长时间的摸索，才为中国人所拥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