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帝路上的缠斗

    按照袁世凯的想法，1916年为“洪宪元年”，“中华帝国”走上历史舞台，“中华民国”不复存在。可这一年的1月1日，不但原定的登基大典没办成，上海的《申报》等报纸还大大方方用着民国纪年，在报头印写“中华民国五年”。袁世凯得知此事，大为恼火：“如再沿用，不奉中央政令，即按报纸条例严行取缔，停止邮递……”《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见招拆招，1月12日的报头不再印“中华民国五年”，但也没印“洪宪元年”。上海警察厅又来函说：如不用洪宪纪元，即停止邮递，如3日内犹不遵改，一律禁止发卖，并将报纸没收。史量才只好照办，但加印的“洪宪元年”四字，在报纸名称下的第四行，字很小，不醒目，甚至连笔画都分辨不清，而原来的民国纪年在报纸名称下第一行，字体很大，读者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1912年2月15日

    一个众望所归的政治明星

    和1916年元旦这个尴尬的登基日比起来，1912年的2月15日，袁世凯真正是春风得意。当时距隆裕太后偕6岁的溥仪退位仅3天，袁世凯即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随后，他的将领和各国使节，纷纷簇拥在这位五短身材的国家元首周围，与其合影留念。

    “自清末新政以来，袁世凯作为朝廷重臣，参与创办中国近代新式陆军，倡导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推行实业建设，几乎参与了每一项改革，民望也急剧提升，继任临时大总统可以说是众望所归。”骆宝善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众望所归到什么地步呢？清末新政开始的1901年，梁启超有感于李鸿章的去世，写了本《李鸿章传》，书中称袁世凯“有气魄敢为破格之举”，百官中资历和才能可继承李鸿章者，除袁世凯难以找到别人了。要知道，仅仅三年前，正是袁世凯的告密毁掉了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导致谭嗣同等人惨死，梁启超自己也逃亡海外。血海深仇在前，袁世凯还能令梁启超说出“舍袁无人”的话来，可见其能耐。不过，梁启超还在书中留下一句话：“至其（袁世凯）心术如何，其毅力如何，则非今日所能言也。”

    清末新政无非几件大事：立宪法、办新军、办大学、办商业。有无实效，历来争议。但十年新政彻底捧红了政治明星袁世凯，这一点倒是公认的。当时要办的新军，就是效仿他的军队——自从甲午战争之后，他就在天津东南部的一座火车站附近督练“新建陆军”，用的是新式武器，学的是德国陆军制度。冯国璋、段祺瑞、曹锟等一大批高级将领都在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中成长起来。这支北洋新军成为当时中国战斗力最强的武装力量。

    有军队在手，袁世凯何愁政治地位。如梁启超预料，他接任李鸿章空出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成为汉人第一大臣，很快建立了巡警制度。1902年，为改变当时只备军队“御外侮”而无警兵“清内匪”的状况，袁世凯在直隶省会保定设立了中国第一个警务局。同年，他把巡警调入天津，后来推广到全省各府县和铁路。1905年，清廷采纳他的建议设立巡警部，首任尚书为他的亲信徐世昌，袁世凯博得“中国警察制度之父”美名。

    “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直隶各方面搞得都很好，在全国有示范作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期间，于1901年创办山东大学，当年11月调到直隶后继续兴办新式学堂，使直隶的新式教育走在全国前列。1907年，全国有33605所小学堂，其中直隶有7868所。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天津大学、短暂存在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等的建立，都与袁世凯有直接关系。

    大名鼎鼎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也是在1905年受到袁世凯的保举和支持，主持修建了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此外，新易铁路、中国和比利时合资建成的芦汉铁路，都有袁世凯的功劳。

    张鸣说，在兴办实业的大潮中，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北洋系核心人物，往往持有多家企业的股份，一方面充实自己的家底，另一方面引导经济建设。当时，袁世凯就是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等多家企业的大股东。其亲信也效仿，段祺瑞持有9家企业的股份，曹锟9家，徐世昌7家。

    十年新政使袁世凯成为革命党青睐的总统人选。1911年，孙中山承诺，只要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就让他当大总统。袁世凯做到了，孙中山兑现诺言，辞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正式继任临时大总统，当天就颁布了“大赦令”和“豁免钱粮令”，宣布凡1912年3月10日以前“除真正人命及强盗外”，一切罪犯“无论轻罪重罪、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者，皆除免之”；“所有中华民国元年以前应完地丁、正杂钱粮、漕粮实欠在民者，皆予除免”。这两条政令让百姓振奋，民意欢腾。

    就职5个多月后，袁世凯与孙中山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面。两人相谈甚欢，有几次聊到半夜。孙中山说：“袁公任大总统十年，练兵百万；我则经营铁路，延伸20万里。到那时，我们民国难道还能不富强吗？”袁世凯对孙中山连连点头，两人还互呼“万岁”。

    后来的共产党人李大钊，此时也是袁世凯的粉丝之一。他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赞扬袁世凯统一全国之功，认为他有“拿破仑之雄才大略”“克伦威尔之热心魄力”“华盛顿之德量信念”。当有人指责袁世凯是“奸佞小人”，在戊戌变法中“出卖维新志士”，辛亥革命后“夺天下于孤儿寡母之手”时，李大钊和他的同学起而为之辩护：“袁世凯知机善变，识时务人也。北方无袁氏，北方之秩序荡然矣。”

    甚至公认因袁世凯而死的宋教仁，临终之际也把国家的未来寄托在袁世凯身上。1913年3月，国民党在中华民国国会议员选举中获得近半数席位，成为第一大党，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将出任新一届内阁总理。3月20日夜，正准备赴京拜谒袁世凯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生命最后一刻，他委托黄兴给袁世凯发电报，殷殷期盼：“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1913年3月20日

    一声枪响让形象倒掉

    然而，刺杀宋教仁的枪声，击碎的恰是袁大总统如日中天的声望。

    宋教仁案3天告破，是一个叫武士英的无业流氓开的枪。经过审查发现，武士英的指使人是江苏巡查总长应桂馨，应桂馨的指使人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洪述祖则受命于内阁总理赵秉钧。而洪、赵都是袁世凯的亲信，应桂馨又曾向袁世凯索要“毁宋酬勋”。

    面对如此清晰的关系链，一直“挺袁”的孙中山和国民党愤怒了，坚决认为是袁世凯指使刺宋。“其历史逻辑在于，宋教仁生前忙于组织其他小党派与同盟会合并成国民党，参加不久后的国会选举。袁世凯没搞过近代政党，他支持的共和党以及后来的进步党无法在国会中与国民党抗衡，那么宋教仁就能借机实行孙中山的构想，搞内阁制而不是总统制，从而限制袁世凯的权力。所以袁世凯一系有杀害宋教仁的动机。”马勇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同盟会早期骨干谭人凤就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动机归动机，证据归证据。“民国时期后来有个司法结论：宋教仁案和袁世凯没有太多直接关系，本质上属于刑事犯罪。当然，这和赵秉钧的暗示有关，和洪述祖的明示有关，他们觉得这么干合乎主子的利益，但实际上给主子添了乱。据此追究到主子袁世凯身上，就有点证据不足了。”马勇说。

    在证据尚未完全明晰的情况下，孙中山决心武力讨伐袁世凯，发起“二次革命”，孙袁由此决裂。袁世凯自此失去了革命党人的支持。而民主革命，恰恰是那时的前进方向。跟前进的伙伴兵戎相见，袁世凯的政治转向成了定局。他人生的革新色彩戛然而止，从前在清政府历练至臻境的那套权谋喷发而出——兵权，抓住兵权。“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虽然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但他麾下的武装力量并没有实际控制全国，镇压‘二次革命’正好给了他机会。”张鸣说。

    袁世凯轻松得手，控制全国，于是决定1913年10月国会选举正式大总统。在国民党声势浩大的指认下，袁世凯刺宋的形象已经尽人皆知。所以这场国会选举，他也不在乎什么形象了。当天到会议员共759名，根据总统选举法，得到3/4的票数才能当选。第一次投票，袁世凯得到471票，第二次获得497票，都没有当选。有的议员要求回家吃午饭，被一些穿军裤、皮靴，手持短枪的人拦住：“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就休想出院！”第三次投票，袁世凯终于以507票勉强当选。把门的那些人“始高呼大总统万岁，振旅而返”，这时已是晚上9时。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以武装叛乱为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追缴他们的议员证书与徽章。唐德刚认为，这是袁世凯“奔向极权的第一步”，“两日之内，被追缴者达438人之多，议会失去能够开议的法定人数，就瘫痪了。”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公布了《中华民国约法》，即“袁记约法”，取代临时约法，极大地增加了总统权力。

    今天再来看“刺宋”这个袁世凯形象倒掉的转折点，马勇认为，孙中山和袁世凯都处理得不妥。“作为刑事案件，宋教仁案应该按照司法程序解决，国民党不应扩大化，试图通过武力解决，何况国民党当时在国会中还有优势。袁世凯也应该走司法程序，谁与‘二次革命’有牵连就处理谁，不应该把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全部踢出。这就不免让人怀疑他有独裁的野心。”

    1915年5月9日

    一张悲情牌打成了卖国贼

    “袁记约法”通过的第二个月，一战爆发，日本趁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将占领青岛的德军驱逐，把青岛据为己有。1915年1月，日本公使向袁世凯提交了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其中第五部分的7条太可怕，意思是说，中国政府各个部门都要聘日本顾问。日本顾问是有职有权的，就相当于日本想把1910年占领朝鲜的‘经验’搬到中国来。”张鸣说。

    袁世凯看后说：“日本竟以亡国奴视中国，中国绝不做高丽第二。”时任陆军总长段祺瑞主张跟日本人打，但袁世凯考虑到无力与日本长期对抗，还是选择了谈判。他派外交总长陆徵祥跟日本人磨，谈判时故意拖延时间。日本人要求袁世凯不许透露消息，他就悄悄地派顾维钧等人把“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给英、美等有在华利益的国家的大使馆和记者，希望他们向日本施压。但他们起到的作用有限，美国后来还把“最惠国待遇”搬出来，说日本享受的利益，美国也要“一体均沾”。所以谈判还得靠袁世凯自己。他一边泄露消息，一面打探消息，最后得知第五部分原来是建议条款，可以不签。

    谈判拖了3个多月，日本人不耐烦了，发出最后通牒，限袁世凯在5月9日前做出明确答复。袁世凯最终签署了“二十一条”中的12条，删除了最可怕的第五部分7条，有损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条款也被删除。

    袁世凯决定打一张悲情牌。他把5月9日宣布为国耻日，用这种悲情去调动国内情绪，大家看看，我们一个堂堂大国被日本逼得走投无路。“这就好比蒋介石后来一直讲‘九一八’事变是耻辱。但蒋介石的牌打成了，因为他后来真的抗日了；袁世凯这张牌没打成，因为他虽然没有全盘接受‘二十一条’，却还是向日本妥协了，始终没敢采取强硬态度。”马勇说，“袁世凯受‘二十一条’的刺激，觉得中国太弱太散，建立一个强大中央政府的想法强烈起来，但又不清楚路该怎么走，大家也不清楚。辛亥革命后那几年，很多人都在摸索中国要走什么路，建设什么政治制度，袁世凯也开始想这个问题。他觉得新制度不好用，干脆回老路得了。”

    1915年5月31日

    一个“旷代逸才”操纵了舆论

    这时，袁世凯大儿子袁克定的拜把兄弟杨度跳了出来。他写文章给袁世凯，名为《君宪救国论》，把辛亥革命以来的民族危机说成是实行民主共和的结果，只有回到君主制才能救中国。袁世凯对此文大加赞赏，还在1915年5月31日题写“旷代逸才”4个字，赏给杨度。杨度早就把袁克定比作当代李世民，把自己比作房玄龄、杜如晦，此番得到大总统的夸赞，更是志得意满，来到同为参政院参政的严复家里侃侃而谈。

    “他也不说袁世凯赏赐他的事，也不说他的文章，就讲当时中国的乱局是辛亥革命造成的。”马勇说，“严复一直主张不能搞共和。1911年的11月17日，严复给《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写信讲道，当时中国的政治架构中有3个主要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蒙古问题。这3个地区是臣服于满洲的，和我们汉人主体无关。如果我们走向共和，废除了帝制，这些地方一定会乱。当时严复已经翻译了《天演论》，相信进化论学说，一直强调中国的进步不能跨越必要的阶梯，应循序渐进，中国当下应在君主的体制下慢慢培养人民的权利义务意识，然后再逐步向民主或共和的体制过渡。杨度就投其所好地说：‘老爷子，你当年说得太有远见了。’严复一听也很高兴，两人就说到一起了。临走时，杨度给严复下了绊：‘我们是不是搞一个小组讨论讨论？’严复也就答应了。”

    就这样，杨度又联系了其他4名“志同道合”的人，于1915年8月联合成立筹安会，杨度任理事长。袁世凯一听德高望重的严复也成了发起人，“极为欢悦”。筹安会打着“学术团体”的招牌，宣称其宗旨是“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实则伪造民意，为袁世凯复辟制造舆论。筹安会电请各省机关及各团体代表投票表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在京各省官员便组织“公民请愿团”。一时间，北京街头挤满了商会请愿团、孔社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纷纷向参政院请求让袁世凯登上帝位。

    连车夫、乞丐和妓女都请愿了，中央大员还能坐着？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一书中写道：“中央大员中除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张謇等少数略表消极之外，其他如杨士琦、梁士诒、陆徵祥、章宗祥、周自齐等，都争先恐后，排班劝进。”参政院里里外外真是热闹极了。

    同时，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古德诺发表题为《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认为中国数千年以来，“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古德诺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政治学会创建人，这位著名政治学者为自己带来了一生的污点。袁世凯的另一名顾问、日本学者有贺长雄也写了篇文章，题为《新式国家三要件论》，认为中国还是恢复“旧式”帝制为好。

    美日两大学术泰斗“帮腔”，声势夺人。民国时期著名战地记者、后担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的陶菊隐分析了袁世凯的想法：“美国为共和先进之国，‘精通政治学’的美国博士尚且看出共和不适合中国，这就足够说明中国确有改行帝制的必要；日本为君主立宪的强国，日本‘法学家’出面来鼓吹中国改行帝制，这又足够说明中国改行帝制就能够向日本看齐而成为亚洲强国之一。”

    在家里，还有一心想当“太子”的袁克定狂热奔走。据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袁世凯爱看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袁克定就伪造《顺天时报》，凡是“反对称帝”就改成“拥戴称帝”，重新制版印刷，专送袁世凯，让他误认为日本人也支持实行帝制。其他心腹纷纷效仿，改上海、天津的报纸，袁世凯只觉舆论大好，舍我其谁。

    1915年8月31日

    一个重要的“挺袁派”倒戈相向

    反击开始了。1915年8月31日，梁启超在上海发表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怒斥袁世凯“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梁启超本对袁世凯抱有厚望，曾担任司法总长，1913年还推动民主党、共和党和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以帮助袁世凯对抗国民党。但梁启超逐渐感到“改革太骤”“乃生反动”，继而辞职。

    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说他原本属于君主立宪派，并没有理由要为共和制度辩护，只是认为国体一经确定，便不可随意变动。辛亥革命前他反对革命的原因，就是认为国体不可轻变。如今，共和的国体已经确定，就不要再变。“梁启超是当时的言论大家，他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他的话影响着全国乃至全世界。”张鸣说。

    当时，有一名姓崔的警官，信手在纸条上写了两句打油诗：“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结果，别人看见了他的纸条，随即向官府告密，军政执法处收到消息后立即派人将这名警官抓捕、处决。鲁迅后来回顾这段日子时写道：“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满布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出来……不久就证明了袁世凯杀人的确没有杀错，他要做皇帝了。”

    袁世凯比后来复辟的张勋那些武夫高明多了，他称帝还是要寻求“程序正义”的：下令召集国民会议，议决国体。10月28日起，各省陆续举行国体投票，票面只有“君主立宪”4个字，投票人只能写上“赞成”或“反对”。

    12月11日，参政院汇查票数。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人，全部赞成君主立宪，没有反对票和废票。各省的推戴书上一字不差地写着45个字：“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原来各省早就收到北京发来的密电，要求国民推戴书必须照这句话叙写，“此四十五字万勿丝毫更改为要”，后又被要求将密电“一律查明烧毁”。

    面对“合法”的投票结果，袁世凯又上演了古老的“三让帝位不受”，最后“不情愿”地应各省代表强烈要求而登上大位。梁启超说：“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举凡国内国外明眼人，其谁不知者。”

    1916年1月1日

    一场皇帝梦做得虎头蛇尾

    有了“民意”的“支持”和程序上的“合法性”，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即投票后第二天就宣布改行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并准备于1916年1月1日正式登基。

    宣布复辟的第二天，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文武百官朝贺。特制的龙案上摆着“叠羽冲天冠”，他身着元帅服，面南而立。上午9时许的朝贺，直到当天8时才通知各官员。由于时间仓促，来参加的只是在京官员，有的穿马褂，有的穿西装，有的穿戎装，还有的穿便服。由于无人指挥，举止乱七八糟，有的鞠躬，有的下拜，也有的喊“万岁”。人们还没回过神来，朝贺仪式就结束了。

    袁世凯仿照封建社会的办法，先后两次给128名亲信册封公、侯、伯、子、男爵位，如封张勋、冯国璋等人为一等公，封唐继尧、阎锡山为一等侯。政事堂礼制馆将皇帝登基、臣下朝贺、祭天祀孔、临朝仪仗等礼制拟好。为表示自己是一个开明君主，袁世凯制定《新皇室规范》，规定免除大臣谒见时的跪拜礼，后宫禁用太监。他还指示，筹备工作“务以简略撙节为主”，但登基大典的预算竟达590余万元，仅购制龙袍、龙袜、宝座、玉玺等御用品就花费了200多万元。龙袍由北京最大的服装店瑞蚨祥承制，共花掉80万元，全身镶嵌着明珠、钻石。玉玺四寸见方，镌有“诞膺天命，历祚无疆”8个字，造价12万元。国旗打算在五色旗上加上一轮红日，取“五族共戴一君”之意。

    当登基预算的各种费用不断摊派给各省时，各省长官虽然口头上答应认捐，实则“虚与委蛇，待时而动矣”。此时，在被操纵的“民意”下，真实的反对者浮出了水面。教育总长汤化龙、总检察长罗文干、参政熊希龄等人或辞职，或请假。另一位参政蔡锷，则悄然离京，出现在他的根据地云南，率领护国军誓师，历数袁世凯“叛国称帝”等19条罪状，而后出兵四川。

    云南的“反叛”，是蔡锷与他的老师梁启超谋划已久的。袁世凯只好暂缓登基。他以为会像镇压“二次革命”一样，迅速摆平云南，可是这次他失算了，他再也没能举行登基仪式。蔡锷领导的护国军第一军只有3000人，却与曹锟的3万余人形成激战、对峙之势。几年来，北洋军训练废弛，战斗力已大不如前，溃退、观望甚至倒戈加入反袁阵营，是整个护国战争期间北洋军的“看家本领”，连跟随袁世凯最久、最为听话的张勋都勒兵不动。

    “‘洪宪元年’，除了收到各地发来的告急文书、劝袁取消帝制的请示书，袁世凯没来得及再像他在清末新政那样做出一些成绩。”骆宝善说。就连袁世凯创建的那些制度，后来也一一走样。中华民国成立后，建立了总揽警务的内务部，袁世凯安插亲信，排斥异己，将之变成为自己所用的工具。赵秉钧就是袁世凯治下的首任内务总长，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实际是袁世凯直接指挥的特务头目”，他曾用筹办长江水上警察的名义，往来于京沪之间，专门负责监视和对付革命党人。参与刺杀宋教仁的应桂馨则是洪述祖收买的特务，当过上海青帮的头目。用警察镇压民众，警察与帮会联合施暴，这两大流氓习气后来又被国民党政权的警察制度“继承”了过去。

    袁世凯的近代新式军队则直接变身军阀。他非但没能如愿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反而在他称帝期间，一些将领有了“离心力”。他死后，北洋军分裂为皖、直、奉三大派系。此后的军阀混战持续了数十年，整个民国时期，中国都只有名义上的、短暂的统一。

    至于修铁路、兴教育、强商业，这种种实务，袁世凯更是无暇顾及了。“他想在当皇帝期间把正式的宪法制定好，再让整个国家平稳运转起来，但没能如愿。他的复辟，犯了根本性错误，再想在这个架构下做任何事都难以成功。”骆宝善说。

    1916年3月22日，自顾不暇的袁世凯召秘书张一麟起草撤销帝制的文告，第二天废止洪宪年号。从1月1日到3月23日，洪宪王朝只存在了83天。如果从12月12日称帝算起，袁世凯当了103天皇帝。当初对袁世凯的寄望有多高，失望就有多大，护国运动的烈火越烧越猛，犹如5年前的辛亥革命一样，再一次把旧制化为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