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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女人,流不动的现实

□ 余驰疆 《 环球人物 》(

    “小姐”是个暧昧的词汇。在古代,人们把官宦商贾家中深闺未嫁的女子称为小姐;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它被视为带有封建意味的词汇而停用;改革开放后,它又披着西方语境的外衣再度出现,特指那些生活在城市中的年轻女性,相当于英语中的“Miss”。而最近十几年,“小姐”突然变成了一个敏感词,成为从事特殊行业的女性的称谓。

    “小姐”最为聚集的地方,是中国大地上最耀眼的珠三角——广州、深圳、东莞、香港,200公里的高速铁路贯穿了4座人口超过700万的大城市。这里是内陆人的逐梦之地,许多贫困地区女性甚至整村结伴而来。进入城市后,她们大部分都会面临一个选择——在月收入1000元的女工岗位和“有钱没社会地位的小姐”之间,如何选?许多人选择了后者。这样的选择纯粹出于金钱至上的观念吗?中山大学副教授丁瑜的研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她在历经6年调查后撰写的《她身之欲》中提出,这种选择背后一个重要驱动力,是女性对自身欲望实现的渴求,这个欲望,包括爱情、自我认知、成就感以及成为都市主体的渴望。

    从2005年开始,丁瑜在珠三角进行田野调查,她在“城中村”与“小姐”们彻夜长谈,遇过一路升到“酒店部长”的高龄“小姐”,站街赚钱帮男友戒毒的小姑娘,还有写剧本记录自身故事的从业女孩……钱于她们而言,必要却不重要。

    41岁的珍姐是调查中年纪最大的一位“小姐”,她在湖南农村老家日子过得紧巴巴,老公欠债她来还。15年前她跟着同乡人来到广州,凭借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城里有了一定“声望”,从一个顺从勤劳的农村媳妇摇身一变成为游走在城市各色人群之中的性感“荡妇”。她觉得这个城市给了她一个新的自我。

    阿雅则是因为无法忍受平淡的婚姻和逼仄的世界成为“小姐”。她的丈夫是个县里的公务员,对外面的世界从来不感兴趣,但阿雅却很想看看县城之外的世界。她说自己想“出去”,于是在30多岁的年纪来到深圳,站街、交比她小十几岁的男友,她说:“起码尝试了一下不同的生活。”

    小霞是深圳一家夜总会的“妈咪”,在地区上有着绝对的权威。然而,她最后却选择嫁给了一个香港做电影的“正经人”,同时还在和一个年轻港仔谈恋爱。她爱香港,对她来说,跟这个国际化都市有密切联系是一种值得炫耀的东西。

    诸如此类,调查中许多女性从贫困地区出来,从事性交易的起因也许是金钱,但真正让她们接受身份认同的,是“性资本”带来的扭曲成就感——她们以这种方式融入了珠三角,找到了在父权主义强烈的农村环境中无法得到的自我,并自以为用这种方式逾越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社会差异。

    这些年,许多专家、学者呼吁为特殊职业女性“去污名化”,称她们为“性工作者”,然而这个词汇却先在当事人那儿被毙——丁瑜的调查中,珠三角的特殊行业女性并不认为自己是“性工作者”,她们更习惯于把自己称为“小姐”。她们认为,“小姐”意味着性感、未婚、现代、再次年轻。

    作为一名社会学及人类学研究者,丁瑜试图描摹出这些经历、身份、未来都一言难尽的女性的真实世界。但不管丁瑜如何从人性的角度解析这个古今中外皆有的社会现象,在越来越步入法治社会的中国,任何职业都必须遵纪守法,丁瑜的解析显然忽略了这个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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