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高师，法国自由主义大本营

    法国人常说：如果有人跟你唱反调，你会觉得他愚蠢，但如果他来自巴黎高师，你就会马上觉得是自己太过平庸。巴黎高师全称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是法国人公认的最高学府。它以高冷任性著称：校区朴素到有些简陋，却拥有全法最高的入学门槛，申请淘汰率达99.5%；不给学生颁发任何文凭，但一份校友证就足以媲美牛津、剑桥的学位；在校学生从未超过800人，却培养出13位诺贝尔奖得主和11位菲尔兹奖得主……

    它的校友名单无比豪华，傅里叶、饶勒斯、萨特、罗曼·罗兰、福柯、波伏娃、路易·巴斯德等等，影响了近代法国文化的人物几乎都和它紧密相连。可以说，巴黎高师不仅是整个法国精英教育体系的缩影，也是法兰西共和国思想史的缩影。

    拿破仑建立“大学校”制度

    巴黎高师初建于1794年，正值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整个法国还处于大革命后的时局动荡、物资匮乏状态。校址位于巴黎圣索玛镇的一座博物馆内，是政府专门为了国家复兴培养教师开设的。建立伊始，这里就集结了当时最优秀的学者：拉普拉斯教授数学，蒙日主讲几何学，贝尔纳丹专管伦理……每日，博物馆的大厅内都会发出阵阵掌声，教授们精彩的演讲常常让年轻的学子热泪盈眶，其中就包括了26岁的傅里叶。然而，过于自由主义的教学方式让学校陷入资金困境，一年不到这所学校便无疾而终。

    此后，法国相继经历“葡月暴动”“雾月政变”“拿破仑称帝”，最终于1804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是位“高知”皇帝，曾担任法兰西科学院数学部院士，别的皇帝闲来无事就是开舞会，他则是和亲信傅里叶一起解数学题玩——这一点和我们的康熙皇帝很像。他非常重视科学教育，与对待政敌的心狠手辣不同，拿破仑对待知识分子极其温柔，甚至可以说呵护备至。最出名的故事就是1814年，反法联军兵临城下，有人提议调巴黎理工学校的学生参加战斗，他坚定地拒绝说：“我不愿为取金蛋杀掉老母鸡。”

    但由于理念的不同，拿破仑称帝后，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和大学机构却不愿为他卖命。于是，拿破仑就“主动示好”，对教育体系进行创新改革。1806年，他发布帝国大学法令，并在两年后恢复了巴黎高师，还亲自给学校制订了教育大纲。他在大纲中写道：“希望法国青年读健康的、强有力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是博大精深的，是有规则的、平和有序的。”

    拿破仑重建的巴黎高师事实上已经隶属于一个全新的教育体系——“大学校”体系。为了给法国培养急需的各类专项人才，拿破仑在法国旧的高等教育体制之外，建立了与之平行的“大学校”体系。这些新型高等院校大多规模小，教育目标明确，最著名的两所就是巴黎高师和巴黎高工（即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巴黎高师以培养教育理论型人才为主，目标为培养老师，强项是数学。这一方面是出自拿破仑自身的喜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帝国复兴最需要的技能之一便是计算。

    就这样，在拿破仑手上，法国近代教育有了雏形。“大学校”体系与传统大学体系成为法国高等教育制度中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大学校”体系后来发展出各大高等商学院、工学院，渐渐成为法国精英教育的代名词。

    戏弄有钱人，成了巴黎高师的传统

    如果要给巴黎高师贴上标签，“自由”将会成为许多人的首选。巴黎高师始终保持着共和革命的气质，即便在拿破仑下台，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它依然是全法国自由主义的发源地，也因此数度被取缔。之后，不论是七月王朝还是法兰西第二帝国，巴黎高师仍常常与当局发生冲突。

    到了19世纪末，共和体制在法国逐渐确立，巴黎高师搬至如今拉丁区校址，其“自由”校风也获得普遍认可，一大批优秀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就此出现。巴黎高师进入到群星闪耀的年代。

    1878年，同时入校的有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先驱饶勒斯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亨利·伯格森；次年，新生中有社会学创始人埃米勒·迪尔克姆；1886年，未来的大作家罗曼·罗兰进入巴黎高师；之后还有夏尔·贝玑、于勒·罗曼等等。这一批高师人深受伏尔泰自由民主思想影响，同时倾向社会主义，致力于为民众争取利益。

    巴黎高师最耀眼的时刻出现在1924年。这一年，让—保罗·萨特通过考试进入高师。在校友集体照上，萨特坐在第一排中间，他周围的同学个个都不容小觑：未来的哲学家尼赞、雷蒙·阿隆，未来的科学哲学家乔治·冈纪兰姆，未来的临床心理治疗创始人丹尼尔·拉加什等等。因此，这一届又被称为“出类拔萃的一代”。

    萨特不太喜欢谈自己的早年经历，母亲改嫁，常年流浪让他对生活颇有抱怨，但每当提到在巴黎高师的4年，他总说：“那些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进入高师后，他发现这里拥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大家经常在食堂进行辩论，政见不同的学生分成两桌，社会主义支持者高唱《国际歌》，基督徒则对垒齐吼《以圣心名义拯救罗马与法国》。萨特常在两者中间扮演独立的小丑角色，甚至开些下流的玩笑。

    这种没有纪律约束的环境让萨特灵感不断，他开始在《无题杂志》上发表文章，《耶稣—猫头鹰，外省的教师》就是在那时发表的，文中对资产阶级的抨击与他后来的名作《恶心》惊人相似。他还开发出自己的戏剧才能，在话剧团参与编剧、表演，他的幽默感吸引了每个人。

    读书时，萨特经常约上尼赞躲在楼梯上用水弹砸那些身穿燕尾服出席上流社会宴会而迟归的同学。这两位未来的哲学家，都对资产阶级陈规陋习深恶痛绝，就以戏弄有钱人为乐，这种针对资产阶级的恶作剧，后来发展成了巴黎高师的一项传统。

    自由地写作、辩论、思考，甚至恶作剧，都成为萨特在巴黎高师的收获。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尼采、叔本华、马克思、弗洛伊德的著作，逐渐形成自己的哲学理念。大四那年，他给《新文学》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信，阐述了他对当代大学生和上代人思维差异的看法，引起杂志社的重视并刊登，萨特的名声从巴黎高师传向全法国。

    后来他功成名就的故事，以及与巴黎高师的师妹波伏娃的爱情人们耳熟能详，但最津津乐道的还是他拒领所有奖项，包括诺贝尔奖的桥段。1964年，当萨特得知自己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他说：“我拒绝荣誉称号，因为这会使人受到约束，而我一心只想做个自由人，一个作家应该真诚地做人。”他又一次诠释了心中的自由。

    对于拒绝“好处”这个事情，巴黎高师的学生是有传统的。毕业后，巴黎高师许多学生会前往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继续深造，当这些学校开出优厚的条件和薪资请他们留在当地时，大部分高师出去的留学生最终都选择回到法国——也许，外在条件难以左右这些高师人，自由选择始终是他们灵魂所在。

    如今，巴黎高师依然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大学之一。学校排课很少，学生的生活几乎全是话剧、晚会、辩论和图书馆。高师的学生可以享用全巴黎所有的教育资源，穿梭于任何一所知名大学的图书馆，因此人们又称他们是“围绕着图书馆的青年”。

    外表温文尔雅，但内心有一团火焰

    要进入巴黎高师竞争非常激烈，200多年来，巴黎最好的两所高中路易大帝高中和亨利四世高中，每年都会聚集全法最优秀的学生，冲刺高师考试。这些尖子生个个铆劲读书，从早上6点学到晚上9点是家常便饭。经过常年苦读，大部分进入巴黎高师的学生都身形消瘦，军事学校预科班的学生甚至给他们起了个外号——嘎涅，意思就是罗圈腿，用来讽刺那一根根看上去马上就要折断的小细腿。

    但是真正遇到事，巴黎高师的学生却比谁都勇猛。高师校园内有一块纪念碑，上面记录了一战和二战中为国捐躯的学生名字，其中1910届有20名学生牺牲在一战战场，而当届学生总人数还不到50名，这个比例远远超过巴黎其他学校。

    巴黎高师的学生就是如此，外表看起来温文尔雅，但内心都有着一团火焰，充满激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米歇尔·福柯了。1946年，20岁的福柯进入巴黎高师哲学系，他热衷读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的书，并逐渐形成以海德格尔的反人本主义为基础的个人哲学。

    福柯在巴黎高师学习期间，因为压力太大，连长相都发生了变化，眼睛深陷、头发脱落，看起来就像一只狐狸——这也是同学给他取的外号。他得了严重的抑郁症，甚至两度企图自杀。他整日焦躁不安，而他治疗这种焦躁的办法竟然是办“party”，他常常在自己的房间举办晚会，邀请同学参加，所有人不谈政治不谈哲学，就是胡乱聊天——群体狂欢成了福柯内心的阿司匹林。

    个人病历让他开始对心理学、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学产生浓厚兴趣，还参加了心理学的临床实践，研究方向也开始向心理、性意识、观念史伸展。很快，他的才华就让整个欧洲为之惊叹。之后，他开始漫长的自我放逐，从瑞典到波兰、北非，直到60年代末才回到法国。他担任了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同时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在维护移民和难民权益的请愿书上签名；与萨特一起出席声援暴动犯人的抗议游行；冒着危险前往西班牙抗议独裁者佛朗哥对政治犯的死刑判决……这就是福柯的魅力所在：他是一名社会活动的激进斗士, 同时又是著作等身的学者。1984年，福柯在巴黎病逝，终年58岁。临死前，他仍在修改自己的最后一部著作《性史》。

    时至今日，巴黎高师作为法国最高学府，依然保持着萨特、福柯时代的面貌，朴实无华。高师人说这是因为师范学校不同于商学院、工学院等精英学校，其初衷是要培养“不赚钱”的教师，而只有这样的校园才能时刻自我提醒：做物质上的平民，精神上的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