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朱生豪（1912年2月—1944年12月），浙江嘉兴人，曾就读于杭州之江大学中国文学系和英文系，是我国系统翻译莎翁戏剧第一人，32岁时因肺结核早逝，生前共译莎士比亚著作三十一部半，在我国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
嘉兴海宁的徐（志摩）家大院修得恢宏大气，而距离仅30公里之远，南湖边的朱家宅子却只是栋两层小楼。如今，一层大堂用作朱生豪图片展厅，二层是几间旧屋子，窗台前的榉木桌晒掉了漆，几把旧靠椅摇摇欲坠，角落里的铜床幔帐破旧不堪。
朱尚刚说，80多年前，父亲朱生豪在最后岁月蛰居的寓所也是如此，一桌一椅一床，再加上油灯一盏、旧铜笔一支、莎翁全集一套、中英词典两本，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经历了漫长的孤寂、坎坷的生活、动乱的战火，然而，再惶恐的日子，只要能翻译，他就永远抱着一丝希望。
朱尚刚接待《环球人物》记者的地方，在这栋小楼一层的会客厅。6月梅雨季，泡一杯清茶，朱尚刚的思绪迅速飘到了一个世纪之前……
生性寡言，笔下生花
1999年，我为父母所写的传记《诗侣莎魂》印发。两个月前，新的修订本出版了。实际上，书中上百万字，几乎全部出自史实资料和他人之口。
父亲病逝时我才一岁零一个月大。我只知道父亲是搞翻译的。小时候，母亲常搬两把凳子，坐在弄堂口给我讲《哈姆雷特》，我知道了莎士比亚，知道他是英国最伟大的剧作家。而父亲就是把他介绍给中国人的翻译者。
第一次对父亲有大致了解，是我在阁楼翻到1947年世界书局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前言《译者介绍》是母亲写的，在她温柔的笔触下，我能感觉到父亲是个隐忍又孤寂的人。
后来“文革”来了，大家闭口不谈文学，我也不问父亲的事。1977年，文化回暖，开始有记者来采访，广播里声情并茂地朗诵父亲的生平事迹，整个嘉兴都知道，父亲是个大翻译家。几个大学同学劝我写一本父亲的传记，我便着手收集资料。
零零碎碎的评价多半来自父亲的同窗旧友。1998年夏天，我坐火车去北京，见到父母在之江大学的老友黄源汉，她印象中的父亲害羞少言。唯独有一次，父亲主动叫住了她。事情是这样的：父亲母亲在一次社团活动中相识，聚会后不久，一天上完课，父亲想让黄源汉转交给母亲一个蓝色封皮的小笔记本，才主动找她说了话。彭重熙也是父亲的同学，解放后在四川工作。他回忆父亲“在生活方面，落落寡欢，好月夜独步江上，高歌放啸。”
不过，父亲却有一支生花的妙笔。在好景致的杭州，山上的红叶歌鸟，江边的晨暾晚照，都被他一一记下。他喜欢在钱塘江岸散步，与江潮塔影作诗对话。
除了与纸笔为伴，诗社是唯一能让父亲活跃起来的地方。在一些重要的社团活动中，他居然还成了骨干，常常以诗会友。母亲回忆，父亲读诗有自己的态度，古代诗人中，最受他推崇的是屈原和陶潜；也倾心于西方雪莱、济慈、拜伦等浪漫主义诗人；最爱的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深为其中人物命运感慨。
在之江大学读书时期，父亲写了大量诗文。这些古体诗，为父亲后来的翻译风格奠定了基础。比如，父亲翻译的莎剧中，流传最广的译词就有《哈姆雷特》中复仇王子的内心思虑，“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表白读来让人缠绵悱恻：“今夜没有你的时光，我只有一千次的心伤。”后世读者最推崇《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最后一句话，直译是，世界上的恋情没有比得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父亲翻的是：古往今来多少离合悲欢，谁曾见这样的哀怨辛酸！后来，翻译家许渊冲对此大加赞赏：“多有才啊，好得不得了！”
“早知一病不起，拼着命也要译完”
父亲的翻译事业是从一部《暴风雨》开始的。那时他刚从之江大学毕业，因为才学出众，被推荐去了世界书局从事英文翻译。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先生建议父亲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准备了一年后，他决定以最喜欢的莎剧《暴风雨》开篇。
为何父亲如此钟情这部剧作？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专门写了篇《译者题记》：“（《暴风雨》）其中有的是对于人间的观照。”初入职场的父亲发现，“有的人浅薄得可以，却能靠着玩弄权术踩着别人飞黄腾达，而那些老老实实勤奋工作的人却总是吃亏”。他不得不重新审视周围的世界，对各种不良风气，深感厌恶却无可奈何，便把希望寄托在飘渺的想象中，“我真想在海滨筑一间小屋，永远住在里面”。《暴风雨》中普洛斯彼罗领着女儿米兰达生活的那个远离邪恶的海岛正是如此。
父亲在开始翻译前，斟酌再三，最终没有采用莎剧原文的诗歌体，而是决定译成散文。后来，研究翻译理论的罗新璋称其文体为“散文诗体”。《李尔王》中有这样一段：Fathers that wear rags，Do make their children blind。梁实秋翻译：父亲穿着破衣裳，可使儿女瞎着眼；朱译：老父衣百结，儿女不相识。父亲讲求音律，更传意趣。
“中国学派”有一套传统的翻译理论。严复提出“信雅达”，傅雷重“神似”，父亲的翻译原则是，保持原作之神韵。罗新璋后来评价说：“神韵之说最令人瞩目的范例，就是以全部生命，倾毕生精力翻译莎士比亚的朱生豪。”
这种“神韵”在一些双关语中最难处理。父亲译《威尼斯商人》时就碰到了这样的情况：小丑兰斯洛特奉他主人之命请夏洛克吃饭，说：My young master doth expect your reproach。兰斯洛特说话常用错字，把approach（前往）说成reproach（谴责）。梁实秋这样译：我的年轻的主人正盼着你去呢——我也怕迟到使他久候呢。父亲的译法是：我家少爷正盼着你赏光哪——我也在盼他“赏”我个耳“光”呢。他对这个以“双关”译“双关”的微妙处理很满意，还得意地向母亲作了报告。“比起梁实秋来，我的译文是要漂亮得多的。”
那些年，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步步深入。而翻译对父亲来说，已不仅仅是让自己愉悦的灵药，更是一腔让中国文化和世界接轨的家国抱负。正在中央大学读书的老友文振叔，听说日本人因为中国没有完整的莎剧译本而讥笑中国文化落后，给父亲写信大力支持他。父亲也憋着口气。1937年抗战爆发后，最先完成的七八本译稿在炮火中流失，他咬着牙又从头开始译。翻译成了他在颠沛流离中依然奋发的最大动力。
因时势所迫，父母从上海回到嘉兴，搬进了南湖边的那栋二层小楼。1943年冬天，我出生于此；也是在这里，父亲患上了肺结核。母亲记得，有几次父亲躺在床上，口中念念有词，背诵着莎剧原文段落，十分投入。父亲将总共三十七部莎剧分成喜、悲、史、杂，直至去世，共译三十一部半，留下五部半没来得及动笔。他最大的遗憾是，“早知一病不起，拼着命也要译完。”
“他译莎，我烧饭”
如今，和译稿相比，父亲的情书似乎更火。因为战乱，父母不得已分离十载，父亲写了300多封信。母亲原本是不愿将这些隐私公之于众的，只挑了几封随身携带。1953年，母亲去浙江临安工作了半年，留我一人在嘉兴，她离家时必定要带上这些信。后来在“文革”中，部分信件不幸遗失，剩下的母亲就更视为珍宝了。他们在信中议论诗文，交流读书心得。而那些谈情说爱的文字，颠覆了父亲在朋友同学眼中一贯内向寡言的形象。
在给心爱人的情书中，父亲变得活泼、丰富、青春又幽默。他写道：“醒来觉得甚是爱你。”还有“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很可爱”，“我愿意舍弃一切，以想念你终此一生”。
但我总觉得，说是情书，其实这些信里并没有那种惯常的温柔缱绻。父亲自己也戏谑：“情书我本来不懂，后来知道凡是男人写给女人或女人写给男人的信，统称情书，这条是《辞源》上应当补入的。”父亲对自己始终认识得很清醒，“我们都是想浪漫想飞的人，但在现实面前却飞不起来”。
1942年，父母在苦恋10年后匆匆完婚。之江大学老师、一代词宗夏承焘题下8个字：才子佳人，柴米夫妻。多年后，有人准备写一本《宋清如传奇》，母亲听了说：“写什么？值得吗？”说完又加上一句，“他译莎，我烧饭。”
好不容易终成眷属，却在不过两年的光景里又阴阳相隔，留给母亲半个多世纪的守望和相思。很长一段时间，在我面前，母亲对父亲几乎只字不提。她后半生都在赶着做这几件事：出版丈夫生前的译稿；教书育人；抚养我长大。
“世人知有宋清如，皆是因为朱生豪。”但母亲其实是完全独立的。她是那个时代新女性的典型代表，是“不要嫁妆要读书”的校花，甚至被施蛰存先生评价为“清如先生都比生豪先生要略胜一筹”。
1997年6月母亲离世。我在一个纸箱子里发现她写给父亲的《招魂》，一纸我从未见到的《生豪周年祭文》草稿。在那娟秀的小字中，母亲终于道出了思念：“谁说时间的老人，会医治沉重的创伤？我不信这深刻的印象，会有一天在我记忆里淡忘。”
“更希望他（朱生豪）永生于读者的记忆里，如同永生于我的记忆里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