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人物简介：祝勇，1968年生于辽宁沈阳，作家、学者，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出版《旧宫殿》《故宫的风花雪月》等多部作品，获朱自清散文奖等多个奖项，主创历史纪录片《辛亥》《历史的拐点》等。
作家祝勇这些年笔耕不辍，出版专著40余本，最近又推出新著《故宫的隐秘角落》。因为这个书名，他难免反反复复地被人问起何谓“故宫的隐秘角落”。其实连他自己也很难解释得清楚。他不愿把“隐秘角落”解释成“未开放区”，那太物质了。何况“故宫的未开放区”近些年来陆陆续续地开放，这座位于中轴线上的帝国核心，正不断地向普罗大众敞开怀抱。“紫禁城”不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Forbidden City”。
但对于祝勇来说，这里仍充满不可一世的神秘魅力，令他无比醉心和倾倒。就如同暮色降临时，他行走在这座宫殿里，夕阳的余晖从前朝三大殿金色的戗脊上划过最后一道璀璨光芒，它们像一个纵向排列的舰队一样沉入暮色，庄重、浩大又迷离。“我知道，在这座宫殿里，永远会有一些让我们无法看透的事物。那是一些在时间中消失的事物，就像维纳斯的断臂，只存在于古代的时间里，今人永远无法修补。”
可明知如此，他仍然愿意在这里做一名兢兢业业的、卑微的时间修补匠。在故宫的各个隐秘角落，他寻找着蛛丝马迹，用史料去填补那些破损的时间，这里仿佛为他打开了一条时光的隧道，让他穿越至浩瀚无垠的历史。
融信史于文学笔调
对于祝勇来说，故宫是最好的历史现场。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像芯片一样，贮存着无数的历史信息。“三大殿、三宫六院、上书房、军机处……有多少历史事件在这里发生，数也数不过来。比如军机处，就是乾清门西侧一排不起眼的小平房。自雍正年间设立到晚清，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军机大臣，都曾在这排小房子里办公。军机处的历史，几乎就是整部清朝的历史。”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作为一名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宫里人”书写历史，自然多了一份“在场感”。在《故宫的隐秘角落》里，他有意避开了游客如织的中轴线参观路线，着力书写了6个不太为人熟知的宫殿：武英殿、慈宁花园、昭仁殿、寿安宫、文渊阁和倦勤斋。在这些华丽的建筑中，读者能看到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功败垂成，后宫宠妃的美丽与哀怨，皇太子的命运沉浮……历史的迷雾层层退去，真切而鲜活的形象如在眼前。
“我想用‘散点透视’的方法，着眼空间写一个个宫殿，但其实也有一条时间上的线索。这本书从明朝灭亡、李自成入京开始，写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最后一篇还提到了嘉庆，下一本书，我想继续这条时间线。之所以写宫殿，目的是还原一个朝代宏大的历史场景。”
著名出版人、作家俞晓群评论祝勇的写作风格，“一在学术功底扎实，言出有据；二在文字优美流畅，融信史于文学笔调之中”。祝勇写史，用了很多文学化的手法。但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浮华。他说：“写作是在学术基础上的个人化表达，但表达的艺术化，不能伤害可信性。历史本身如一盘散沙，没有固定的形状，吃喝拉撒与丰功伟业相交织，无意义与有意义相混杂。它从来不是一套完整的、线性的故事结构，后人的提炼、串联才使得它有形有状。”
对他来说，写作最大的难度正在于此，乐趣也在于此。他在《明实录》、《清实录》、皇帝御批、大量笔记中像大海捞针一样寻找历史细节，大量的细节与他的主题是无关的，需要耐心和毅力，“有点像侦探在作案现场寻找蛛丝马迹”。一旦找到有用的细节，便是欣喜若狂，“一个细节有时胜过千言万语，能够穿透人心”。
“当然，首先要有一个大的历史观，否则，所有的细节都是鸡零狗碎。”祝勇又强调，“研究历史要有问题意识。不能停留于讲故事，更不能戏说。”比如这本书中《寿安宫：天堂的拐弯》一篇中，他写太子胤礽的两度废立，意在探讨封建王朝皇位继承制度的悖论。写《昭仁殿：吴三桂的命运过山车》，表面有吴三桂和陈圆圆的悲欢离合夹杂其中，但核心还是探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这一命题。“我不会直接去论证这些问题，而是藏在后面，用充满戏剧性的历史事实，去引导读者思考这些问题。”
历史远比小说波澜壮阔
写故宫，对于祝勇来说早已不是第一次了。
上世纪9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的祝勇先是到了一家出版社工作，此间开始写作，以“青春美文作家”的身份开始进入大众视野。他曾和张锐锋、庞培、钟鸣等作家一起，被称为“新散文”的代表。这些年轻人力图恢复散文这种文体的艺术性、文学性，打破传统散文陈词滥调的形象，祝勇更是称自己为“散文的叛徒”。
“早期作品更多地靠青春经验，那时候有激情，不怕苦，埋头写作就行了。但这个阶段很快就会过去。如何超越青春经验，是写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祝勇说。
1996年他出版散文集《文明的黄昏》，开始了对历史的关注。2003年出版的《旧宫殿》是他又一次重要的尝试。这本书中，他通过解读紫禁城的建筑来揭示明代宫廷权力的暴力色彩，揭示皇权系统中不可告人的一面。祝勇在写作中把虚构、非虚构多种文体组合在同一个文本里，像多声部的碰撞，古与今、建筑与野史、宏伟优雅与残忍血腥，交织出奇妙的效果。
作家莫言评价：“《旧宫殿》是祝勇精心设置的一个历史迷宫，它华丽而苍凉，妩媚而毒辣，庄严而污秽。它诱惑我们走进去，让我们陶醉其中，浑然不觉。而作品中所有通向历史暗角的路径，都尽在作者的掌握之中。作者像一个老谋深算的巫师，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窥视着历史，也占卜着我们的将来。”这本书也开始把祝勇的目光引向故宫，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2006年祝勇到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当驻校艺术家，回国后，2008年师从刘梦溪先生攻读艺术学博士学位。之后祝勇来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对他来说，这真是一种很神奇的缘分。当他行走在这座皇家大院，看到那些古意十足的历史遗存，不禁兴奋地感叹：“这里连灰尘都是文物！”
而他关于故宫的写作，也开启了新的篇章。《故宫的风花雪月》里，风花雪月只是表象，血雨腥风才是实质。书中写了与故宫相关的那些久远的墨迹，比如王羲之《兰亭序》、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宋徽宗瘦金体书法《秾芳诗》等，将艺术与历史打通，艺术品变成了历史留下的“物证”。
不论是建筑还是那些藏品，都像是祝勇写作的灵媒，给他源源不断地输送灵感，令他像一台永动机那样孜孜不倦地写作。“故宫学问如海，是我一生的学校。我最深的感受是：来得太晚了，此前的生命，浪费太多。”
真实的历史，远比虚构的小说更加波澜壮阔、惊心动魄。故宫里曾经上演的故事，那些王侯将相的命运起落，无需“戏说”，就已经戏剧性十足。
行走在这里，他时常有时光交错之感，仿佛也融入了历史，这种体验是美妙的。寿安宫院子里枣树上的枣子熟了，掉落在地，他捡起来擦擦就吃；而300年前，那个弯腰拾枣的人，是胤礽。那些穿着宫装的嫔妃丽人，曾在宫墙边窈窕地走过；祝勇的衣襟，也同样拂过那片砖墙。“花开花落、燕去燕来，我的生命，和宫殿的寒暑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历史书写者的幸福。”
和笔下人物平等聊天
祝勇在大众眼里并非大红大紫，但在圈内，他早已是有口皆碑。
他的随笔文章里，经常出现“老男人”之类的自嘲，令人眼前浮现某种中年发福的形象。但《环球人物》记者见到他本人，发现大不相同。他身材高挑，体型保持很好，衣着、发型都很讲究，外表像他的文字一样精心修饰。今年是他的本命年，红色袜子在裤脚边若隐若现。
“尽管这些年文字也没那么吃香了，但我的兴趣点一直没变，一直坚持着。不能说坚持，就是喜欢。”在朋友们眼里，他仍是当年那个理想主义的“艺术青年”。
需要倾诉的时候，他会把紫禁城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当成交流对象，“别看他们是皇帝、皇后、太后，在太和殿上坐着，那么高高在上，其实这些人就像我的朋友。人人都怕的慈禧太后，我可以和她平等地聊天，谈感情、谈初恋。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很难，普通人甚至比他们还快乐。”
最近他在故宫看到一幅柳如是的绘画真迹，又被她的笔墨韵味触动，洋洋洒洒地写下许多字，感慨于这位明代末年青楼女子的命运和内心。20多岁的柳如是嫁给了60多岁的钱谦益，钱谦益病死之后，钱家族人围着柳如是逼着她交出财产。柳如是非常震惊，转身上楼，过了很长时间不见下来。族人上楼踹门，发现屋里的她已悬梁自尽。祝勇写到这里时，心痛不已，在写作过程中他也更理解了柳如是的人生选择，“只有内心受到触动，有激情时的写作，才能贴近自己笔下的人物。”
这些年，祝勇还在尝试着“跨媒体写作”。他主创了多部大型历史纪录片，如《辛亥》《1405，郑和下西洋》《利玛窦：岩中花树》等，担任总撰稿、学术主持人等角色。他不仅试图打通文学和历史，还尝试把文字和影像打通，“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叙述习惯于把历史条理化、模块化，太宏观，也太空洞、古板，失去了历史的生命感，失去了历史本身的肌理和温度。”他愈发欣赏作家董桥的话：“今日学术多病，病在温情不足。温情藏在两处：一在胸中，一在笔底；胸中温情涵摄于良知之教养里面，笔底温情则孕育在文章的神韵之中。短了这两道血脉，学问再博大，终究跳不出渀渀荡荡的虚境。”
有时候蓦然回首，祝勇看到那些印刷物上自己的名字，会觉得那个人不是他，他就像旁观历史那样旁观自己。就如同他在《故宫的风花雪月》首篇《永和九年那场醉》里描写的王羲之，一场酒醉之后，写下一纸《兰亭序》，让自己都大惊失色。“这样比，有些大言不惭，但这些年写作，真的像醉了一场，醒来看自己的文字，真的有些恍惚。”但熟悉他的读者都清楚，那些文字，并不是一场酒醉带来的，而是来源于这些年来，他漫长的积累和矢志不渝的艰辛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