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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杨绛去后，《环球人物》记者来到苏州庙堂巷16号忠仁祠，看到门窗紧闭，早已荒废。沿着狭长的青石砖弄堂往里走，有几户人家，却大都不知道这里是杨绛的故居。媒体同行们嗅觉灵敏，在有些杂乱的弄堂里架起长枪短炮，低声抱怨祠堂常年失修，寻不着好光线，影响了取景。当年竖在大杏树下的荡木架早已无迹可寻，曾躺在荡木上仰看“天澹云闲”的杨家女孩儿“阿季”现在也走了。百年芳华成烟云，不知还有多少后人会想起这里曾有过的四季芳菲。
“他们好像老朋友，无话不谈”
1911年7月17日，杨季康出生于北京，有3个姐姐。许是因为刚出生就透着灵性，父亲对这个女儿特别钟爱。
父亲杨荫杭是无锡人，笔名老圃，曾两度留洋，是位进步青年。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法律系时，和留日学生组建了励志会，创办了第一份留学生杂志《译书汇编》，专门译载欧美政法方面的名著。
杨荫杭回国后在官场屡受排挤。辛亥革命后，他先后被任命为江苏和浙江高等审判厅长，但任职不久，就因在一桩恶霸杀人案中坚持司法独立，得罪了浙江督军和省长，被调回北京。1919年末，时任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的杨荫杭又因得罪官僚，愤然辞职回乡——这个时间恰好让小女儿杨季康在北京亲历了“五四运动”。所以杨绛一去，身在“五四”现场的人大概也就没有了。
杨荫杭希望阿季也做一个耿直的人。他专门给阿季讲了自己闹的“笑话”：他还是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时，一个军阀到了上海，当地士绅联名登报欢迎，他在欢迎名单里看见自己的名字，查问得知是一名部下擅自做主，以为名字既已见报，他不愿意也没办法。哪知他立即登报声明自己没有参加欢迎。朋友劝他：“声明也可以不必了。”但他硬要坚持。说罢，他问阿季：“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敢于说不）！你敢吗？”
阿季的母亲唐须嫈（音同英）也是知识女性，曾在上海著名的务本女中读书。杨荫杭特立独行，但唐须嫈始终给予丈夫包容和支持。不论他南下北上，她总是携儿带女随行，把家务操持得井井有条。
在阿季记忆里，父亲不爱去鞋店，母亲便拿一只旧鞋到鞋店做样式，让伙计把各式的鞋送到家里任父亲挑；父亲不爱上理发店，母亲便请理发师上门；母亲爱读书，父亲时常与她说起办理的案件，不时议论伦理道德问题，“他们好像老朋友，无话不谈。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反思，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事态》。”
父亲的刚正耿直，母亲的温柔敦厚，对阿季性格的形成和日后的为人处世都有很大影响。她后来曾说：“我们姐妹中，三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
一星期不看书，“一星期都白活了”
民国时期，江南大部分有些名望的家族还在固守崇儒传统，杨荫杭却不同，为子女选择了上海启明女校——由法国天主教会创办于1867年的一所女子学塾，专门招收非教徒。杨荫杭认为该校教学好、管理严、校风正，能为学生打好中文外文基础，就把家族女眷相继送去读书。阿季8岁时，也踏进启明的校门。
阿季的语言天赋在此时显现，她最喜欢“英文课堂”，学英文、法文的学生，都在这里自修。每个人的课桌是固定的，几年不变。学生的课本、文具和手工课的针线活儿，都放在课桌肚子里。课桌特别大，她写字时，伸笔蘸墨水都够不着。每学年结束时，学校都要演戏招待家长和来宾，有法文戏、英文戏，阿季总是演得很投入。
1923年，杨荫杭率家迁居苏州，阿季转学到了振华女校，陶行知曾赞它是“数一数二的学校”。阿季就读时，校长是明朝大学士王鏊的后代、留美博士王季玉。每天晨会，这位一生嫁给教育的校长总用软软的苏州话坚定地说：“昵振华要实事求是！”80年后杨绛还牢记这句话。
阿季偏科严重。英文课，她的程度高出同班生一大截。老师提问，总让她“先别讲”，等别人都答不上来再让她答。物理习题，同学中除一二人外都抄她的。让人意外的是，各科中她最糟的是国文，第一学期只考了60分，那时振华是65分才算及格。为此，她下狠心读古书，老师讲老子《道德经》选段，她隔几日便把整本《道德经》背熟；父亲教她一段《左传》，她便通读全文。
假期在家，也是读书。阿季尤其“喜欢词章之学”，一次读到李后主的词，很是喜欢，便四处找他的词。每晚临睡，父亲总要朗声读诗，阿季常伴左右。父亲有一次问她：“三天不让你看书，会怎么样？”她答：“不好过。”又问：“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1928年6月，阿季用5年时间修完6年中学课程，从振华提前毕业，免试进入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杨家第一个大学生。东吴大学图书馆里书多，阿季常和同学讨论新书、新理论，如弗洛伊德心理学，爱因斯坦相对论等等。她在文学上也崭露头角，作品常发表在学校年刊上。
1932年，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眼看开学无期，阿季便选择北上，在清华初遇钱锺书。翌年，她考上清华研究院，得与钱锺书谱写一曲珠联璧合的“清华之恋”。
两个文人家族的联姻
苏州大学学者杨虎认为，家族联姻是民国时期江南各大家族实现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家族中有才学的女子受到父兄和夫家文化的双重影响，又将传统妇德与知识女性的智慧融合，对于家族文化的累积与演进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子女启蒙时期的教育更是影响巨大。钱杨的婚事，恰好遵循了江南文人家族互通婚姻的规律。
进了钱家门，杨绛发现比起她的父亲，钱家的教育传统得多。公公钱基博是一个保守的儒家学者，对20世纪排山倒海的“西学东渐”视若无睹，盯着钱锺书从小念古文，又不许女儿用“舶来品”化妆，不许儿子穿西装。
杨绛曾回忆，有一年钱基博到清华任教，寒假没有回家。钱锺书没有了严父管束，很是自由，借了《小说世界》 《红玫瑰》 《紫罗兰》等很多刊物恣意阅读。等到暑假，父亲归来第一件事就是命钱锺书写一篇文章，结果文章不文不白，用字庸俗，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了一顿。
1935年8月，钱杨两人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终于扎进西方文学的海洋。钱锺书在埃克塞特学院读文学。杨绛本打算进女子学院读文学，但名额已满，便自修西方文学。牛津大学的大课有很多旁听生，杨绛总是穿着旗袍和两个修女坐在课堂侧面的旁听座上。旁听生没有作业，不做论文，不考试，杨绛正好把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
牛津大学总图书馆叫Bodleian Library，藏书500万册，手稿6万卷。钱锺书将其译为“饱蠹楼”——这时钱家儒学功底就见真章了，能把两个英文单词译得如此信达雅。夫妻俩在这里埋头用功，可不就像饱吃一通的书虫。
“饱蠹楼”的书向来不外借。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杨绛就占据一张桌子，读不完的书留在桌上，下次来接着读。她给自己定了一个课程表，英国文学从乔叟开始，一个一个经典作家按文学史往下读，主要作品都从头到尾细读。除代表作外，也读有关评论。18世纪到20世纪的文学经典，但凡能借到的都读。法国文学也是如此。
杨绛爱诗，中外文诗都爱，也爱和钱锺书一同背诗。他们发现，如果两人同时把诗句中的某一个字忘了，怎么凑也不合适，那个字准是全诗中最欠贴切的。她总说：“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钱锺书还有个体会：一本书，第二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能发现。
除了杨绛读不懂的哲学和文艺理论书，夫妻俩总交流看书心得。“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友谊的基础。彼此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钱锺书不是大诗人，但评论诗与文都专长。他知道我死心眼，爱先读原著，有了自己的看法，再读别人的评论或介绍。他读到好书，知道我会喜欢的，就让我也读。”
“吾家读书种子，惟健汝一人耳”
在牛津，杨绛还有了和钱锺书唯一的爱情结晶——女儿钱瑗。他们叫孩子“圆圆”，爷爷则给她取名“健汝”。钱锺书总说女儿“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钱杨两家迥异的教育传统和品格，在钱瑗身上合流了。
钱瑗两岁时，看到父母看书，就过来抢书。父母为求看书清静，给她专门买了丁尼生的全集。钱瑗坐在高凳里，前面摊一本大书，手里拿一支铅笔，学父母的样，边看书边在书上乱画。钱瑗有过目不忘的本事，识字很快，读书也很快，小人书不经读，杨绛就特意为她挑选长的故事书。有一次杨绛买了一套《苦儿流浪记》。钱瑗才看了开头，就伤心痛哭，一大滴热泪掉在凳上足有5分钱的镍币那么大。杨绛只好把书藏起来，为她另买新书。
1948年夏，钱瑗的太爷爷百岁冥寿，分散各地的钱家人都回无锡老家相聚。一日，钱基博在厢房小睡，醒来见一女孩子独坐于他房里看书，看过的书铺了一地。院子里一群孩子都在吵吵闹闹地玩，这女孩子却丝毫不受影响。钱基博就问她是谁，这才知道是“女孙健汝”。
那时钱瑗11岁，已读过《西游记》《水浒》等小说，正在父母的引导下读文言小说。她在爷爷房里找到一小柜子《少年》，又嫌读起来不够味儿，一本本翻遍了，弄得满地是书。钱基博装着漫不经心考问她，结果大为惊奇，认定钱瑗是读书种子。从此“健汝”跃居爷爷心上第一位。他对钱锺书二弟、三弟说：你们的这个那个儿子，资质属某等某等，“吾家读书种子，惟健汝一人耳”。
1997年，不满60岁的钱瑗因肺癌转脊椎癌去世。杨绛痛惜女儿“这‘可造之材’未能成材，‘读书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因钱媛无子女，钱杨两家共同培育的“读书种子”再无延续。次年，杨绛一生的灵魂伴侣钱锺书也与世长辞。至亲离去，她只剩看书，写书。从2001年起，杨绛将个人稿费和版税捐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到2012年底，奖学金捐赠累计逾千万。
杨绛百岁时发表百岁问答《坐在人生的边上》。在奉献了一个世纪的智慧与思索后，她离开人世，带走了江南钱杨两家滋养出的一段传奇，“他们仨”终再团聚。
（本组文章参考了《杨绛全集》及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