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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朱瞻基，明朝第五位皇帝。明仁宗朱高炽长子，明成祖朱棣之孙。生于1398年，1425年即位，1435年驾崩，终年38岁。庙号宣宗。他和其父明仁宗一样，比较能倾听臣下的意见，君臣关系融洽，与其父并称“仁宣之治”。
作为皇帝而在艺术上有造诣的，两千多年的中华帝王史中不过寥寥数位。明宣宗朱瞻基，算是其中之一。难得的是，他是一位又能玩又能干的皇帝，并不像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赵佶那样迷上艺术就忘了正事，落个亡己亡国的下场。朱瞻基统治期间，政治清明，经济富庶，历史学家将他和他父亲统治时期合称为“仁宣之治”。
在艺术方面，朱瞻基擅长丹青，他的绘画被后人称为“随意所至，尤极精妙”，尤其是画出了“天下第一扇”，在文物界他的作品有着特殊的地位。《环球人物》记者采访了专门研究过朱瞻基绘画艺术的天津财经大学艺术学院教师、画家孟雷，从他的讲述中感受这位大明天子的才华。
自绘《松下读书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中秘宝众多，其中比较特别的有一把大折扇，在故宫养心殿南库藏了数百年，1949年才被发现。据专家们研究，它可能是传世折扇中形体最大的工艺美术佳作。这把折扇的主人，就是朱瞻基。
折扇是一种外来品，中国人古代习惯于用纨扇，也称“团扇”。元代初期时，人们在街头看到外国使者拿着折扇，都觉得滑稽可笑。但到明朝永乐年间，折扇就成为一种时尚了。文人墨客不仅喜欢用折扇，并且乐于在扇面上作画赏玩，风雅至极。唐伯虎、文征明、郑板桥等都有传世的扇面作品，而朱瞻基的这把折扇是目前流传下来最早的扇面作品。
扇面上是朱瞻基自绘的《松下读书图》：画面当中有一棵古松，松叶苍翠、松干遒劲，一位文士衣着随意，盘腿倚于树下，面前是一本摊开的书卷，在他身旁，溪水潺潺流过，幽静中营造出一份惬意。他的另一侧是一红衣书童，又给作品增添了一抹生动。
据《文物》上一篇文章的记载：“这把扇子共有15骨，即两边各有一大骨，中间13小骨。扇骨长82厘米，两边的大骨上宽0.8厘米、下宽1.4厘米，即上头略小，方顶，下头稍大，圆底……扇面纵59.5厘米、横152厘米。”如此“巨型”，若是皇帝本人用，估计龙体得累坏，作者推测，应该是用作装饰或由宦官侍从随侍皇帝时用的。
这幅《松下读书图》有题款，上面显示朱瞻基创作它的时间是宣德二年，即1427年，当时他已30岁。“在朱瞻基有限的传世绘画作品中，动物题材居多，像《松下读书图》这样的人物画很少，对于研究他的绘画风格，非常重要。”孟雷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爱画老鼠爱画猫
朱瞻基是明代第一位在书画方面有造诣的天子。“他的才华一方面是天生的，一方面也与皇室的精心培养密不可分。”朱瞻基出生时，祖父朱棣还是燕王。史书记载朱棣做过一个梦，梦见明太祖朱元璋将一个大圭赐给了他，并对他说：“传世之孙，永世其昌。”圭在古代是一种礼器，象征着皇位。等朱棣醒来，就把梦告诉了他的妻子，后来的仁孝皇后，皇后说是“子孙之祥”。没多久，长孙朱瞻基就出生了。祖父、祖母对这个孩子异常疼爱，自小带在身边教导。朱棣夺权登基后，更是把朱瞻基当做继承人来培养，专门给他指派了老师姚广孝。
这个姚广孝，不但是鼓励朱棣起兵夺权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极富艺术才华，30多岁时曾游历四方，到处交游，他的朋友里，文人雅士很多。他还曾与解缙等人纂修《永乐大典》，著有《逃虚子诗集》。这样一位能诗善画的老师，对朱瞻基潜移默化的影响自然不小。
“从现存的朱瞻基绘画作品来看，他是一位全能的画家，题材很广泛，山水、花鸟、人物、草虫翎毛，无所不能，随意点染，精妙绝伦。”孟雷说道。
朱瞻基是为数不多的擅画鼠的画家。“《诗经》中有名篇《硕鼠》，老鼠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并不好，因此古代很难看到这一题材的作品。”此前曾有学者把朱瞻基称为“画鼠第一人”，但据孟雷研究，唐宋时期，便已经有画家画鼠，“宋徽宗就曾临摹过前人的鼠图。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里，记载他曾去问画工：画牛和虎都画毛，为什么画马时不画？画工回答：马的毛太细，画不出来。沈括故意难为他：那老鼠毛更细，为什么又能画出来？画工也回答不上来。可见当时就有画鼠能手。”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朱瞻基鼠图有《三鼠图》《苦瓜鼠图》。“鼠、瓜在民间都是多子的象征，鼠是子神。朱瞻基1417年就大婚了，多年来一直没有子嗣，到他画《苦瓜鼠图》时，已经是1427年了，画这些鼠图，也表明了他的求子之心。”就在1427年，朱瞻基终于有了长子朱祁镇，就是后来的明英宗。
“鼠图之外，朱瞻基也喜欢画猫、猿、犬，还画过人物。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他的《花下狸奴图》《壶中富贵图》，都是画猫的。从题款上可知，猫在朱瞻基那里，是捕贪捉奸的功臣，成为忠贞廉洁、政治清明的象征。作为皇帝，他的绘画很强调‘画以载道’，而从艺术上来说，他的构图比前代多有创新，不像之前那么讲究繁密，讲究以少胜多，重视写生，师法自然，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对画家极其宽容
虽然政绩和艺术功底都不错，朱瞻基留给后世的一大印象却是玩乐。他有个流传很广的外号：“促织天子”。
促织就是蟋蟀，朱瞻基很喜欢斗蟋蟀。清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经写过一篇《促织》，记述宣德年间华阴县催征促织，闹得一只蟋蟀就能令几户百姓倾家荡产。
朱瞻基还擅射猎，对猎鹰也非常喜爱。“当时朝鲜每次都会进献数十乃至百只猎鹰，由专门的使者护送。途中猎鹰死去，朱瞻基并不怪罪，反而安慰：只管多捕一些佳鹰献来。”孟雷说道。
事实上，斗蟋蟀、猎鹰只是朱瞻基的小爱好，他毕竟是一个兴趣高雅的皇帝，除了喜欢绘画，还参与设计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黄铜铸成的铜器——“宣德炉”。而且，他的雅好，在对当世风气的影响上，也更为正面、更为久远。
明初画家们在宫中一般只是被视为画工，地位并不高。而且屡屡有画家因为没迎合皇帝旨意，被杀被惩的情况。“朱瞻基不一样，他与画家的交往很深厚，对他们也很器重。”孟雷对记者说。
比如谢环，又能写诗又能画画，深受朱瞻基宠爱，屡次赐给他金币、衣服，后来干脆给了他锦衣卫千户的职务，不久又升成锦衣卫指挥。此外郑时敏、刘俊等都有锦衣卫的职衔。在明代，锦衣卫算是皇帝的亲兵。当然对于这些舞文弄墨的画家，不可能真让他们换上刀枪保卫皇帝，这种职务更多代表的是地位与恩宠。
当画家们犯错时，朱瞻基并不像他的先祖们那样动辄就对画家刀斧加身，而是颇多宽容。花鸟画家边文进，当过翰林待诏，常陪朱瞻基作画。宣德元年（1426年），70岁的边文进收受贿赂，在向皇帝举荐文艺人士时昧着良心举荐了两个人，被揭发出来。朱瞻基挺生气，训斥他说：你因为一点小技艺而有了现在的官职地位，竟然敢恃宠而骄。但即便这样，也没有对他用刑，而是贬为庶民。
再比如画家戴进，在画坛上有“浙派之祖”的称号。他为朱瞻基画过一幅《秋江独钓图》，上面有个穿着大红朝官品服的人在钓鱼。于是有人进言，说他失大体，“在那个礼治社会，服饰等级非常森严的状况下，这种错误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戴进也只是被放归，并没有被杀头，可见朱瞻基是非常宽容的。”
明初绘画更大的影响是在海外。“日本画僧雪舟曾随遣明船来华，与宫廷画家李在切磋过画艺。因为雪舟，明初水墨苍劲一派的画风，包括浙派也影响到了日本，出现了‘云谷’‘狩野’等画派。”
绘画之外，朱瞻基在书法、诗歌上造诣也很深。当时，大学士“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书法家二沈（沈度、沈粲）分别是当时“台阁体”诗文和书法的代表人物。朱瞻基的诗文、书法受他们影响颇深。明人论及他的书法时也如此评价：“翰墨图书，随意所在，尽极精妙。”
台北故宫博物院里所藏的《宣宗行乐图》中，宣宗骑着骏马，背着弓箭，一副丰神俊逸的样子。文治与武功，国家大业与个人情趣，他算是平衡较好的皇帝了。“宣宗万机之暇，游艺于翰墨，点染写生遂与宣和（宋徽宗）争胜。”他虽然没有像宋徽宗那样把艺术做到极致，但他的艺术能和他的政绩并列。于他个人而言，是人生的两个成就；于中国历史而言，也算是留下了一段比较圆满的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