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朱镕基

    2016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当《环球人物》记者坐在朱镕基的同学、88岁的著名法学家郭道晖面前时，他笑着问：“现在的年轻人还想听我们那时的故事啊？”“当然！”我们郑重而肯定地回答。郭道晖微笑起来，眼睛在老花镜片后眯成了一条线：“那我就唠叨唠叨……我和朱镕基都是在抗日战火里念的中学，读大学时又赶上内战。偌大的国家难寻一张安静的书桌，这使得我们那一代青年学生在学业之外，还关注和思考时代的命运，希望能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做一点事。年轻时的这种想法，对我们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湖南：在战火中走向青年时代

    1941年，13岁的朱镕基考入了长沙最负盛名的私立广益中学（今湖南师大附中）。当时，日军的铁蹄已经踏入湖南，与中国军队在长沙周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朱镕基就在隆隆炮声中走向自己的青年时代。

    朱镕基天资聪颖，一上中学就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教公民课的老师知识丰富，讲课时常旁征博引，还给学生们列出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许多课外读物。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光是消化老师课堂所讲的内容就很费时间，难有精力细读老师列出的课外读物。不过，朱镕基是个例外——他恐怕是班里唯一一个真正读完、读懂了这些课外读物的人。因此，朱镕基的公民课成绩相当优秀，毕业考试时还得了满分。

    长沙战局逐渐不利，朱镕基失去了稳定的学习环境，跟随学校南迁到湖南衡阳，在颠沛流离中继续学业。据他的堂亲朱畅九回忆，朱镕基年纪轻轻却从不像同龄人那样爱嬉笑打闹，业余时间经常关注时局。当调皮的男生把洗脚水倒在楼下女生的头上时，在男生们的一片哄笑中，只有朱镕基一脸严肃地说：“不要开这种侮辱女同学的玩笑！”

    1943年，朱镕基从广益中学毕业。在毕业考试的11门功课里，他有7门得到满分，名列第一。对于如此优异的成绩，当时的校长非常惊讶，破例把他的成绩单存入了学校档案，其复印件至今还被湖南师大附中保留。

    从广益中学毕业后，朱镕基在私立楚怡学校开始了高中生活，不过只读了一个学期。他的中学校友刘磊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朱镕基为了减轻伯父的经济压力，后来投考了免收学费的国立八中。当时，学校迁到了偏僻的湘西花桓县，朱镕基就在大山中度过了两年时光。”虽然身在远方，朱镕基依然惦念着长沙的局势。1944年6月，日军攻陷长沙，这深深刺激了他。2006年楚怡百年校庆时，他给母校写了一封信：“我虽然只在楚怡新化校址就读一个学期，但正逢日本侵略军攻占长沙，面临无家可归之际，国破家亡之感终生难忘。”

    日本投降后，朱镕基回到长沙，就读于湖南省立一中，与郭道晖成为校友。正是在这段相对安稳的时光里，他终于有条件展示自己的多才多艺。“朱镕基是品学兼优、才华出众的好学生，在省立一中很有名气。他会唱京剧，曾在学校登上舞台，出演《贺后骂殿》中那个挨骂的皇帝，精彩的表演轰动了全校。后来考大学时，他又以全省拔尖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因此，同学们都对他印象很深。”郭道晖说。

    清华大学：是“学霸”也是“文青”

    1947年秋天，19岁的朱镕基背起行囊，离开家乡湖南，前往清华大学报到。“虽然入学时每个人的专业就已经确定，但是大一那年我们没有系和班的概念，学生都是自由选课，各自上课，宿舍也不按班级分配，即便是同班同学，相互之间也不熟悉甚至不认识。我们这些初次远离家门的年轻人难免感到有些孤单、冷清。”清华大学51级电机系（当时以毕业年份划分班级级别）、后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工作的李维统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

    不过，朱镕基没有遇到这种困扰。就在同一年，郭道晖也考入了清华大学电机系。由于是湖南同乡，又是高中校友，郭道晖的父亲还是湖南省有名的中学老师，教过朱镕基，所以两人很快成了好朋友。在他们看来，清华的一切都那么新鲜，觉得身为清华学生很是自豪。两人一起在校园里散步，欣赏秋日美景，还爬到航空馆的一架旧飞机上合影。在宿舍，朱镕基还教郭道晖唱起了那出《贺后骂殿》：“自盘古，立帝邦，天子为重……把皇嫂当做了太后侍奉……”

    大学生活虽然丰富多彩，但是朱镕基没忘了学生的本分——学习。为了分担伯父供自己读书的压力，他非常努力地争取奖学金。据郭道晖回忆，报考清华时，平均成绩80分以上就可以得到奖学金，朱镕基就是其中之一。但清华园里人才济济，想保持这种成绩上的优势可不容易。“51级电机系有100多人，每个人中学时都是出类拔萃的学生，班里的学习竞争很激烈。从上海来的同学们中学就学过微积分，英语也很好。和他们比，我们的基础就差一些。朱镕基还感慨，自己中学成绩总是第一二名，在清华可没那么容易了。”郭道晖说。感受到压力后，朱镕基学习更加刻苦。曾和他住在同一宿舍、日后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张履谦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朱镕基算是我们当中学习最用功的。除了到食堂吃饭，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经常是晚上最后一个回到宿舍，成绩相当好。”

    由于专注学业，在不太熟悉朱镕基的同学眼中，他性格内向，不爱和人交流。其实，朱镕基很热心。当时，郭道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经常不去上课，功课落下很多。考试临近时，他就去找“学霸”朱镕基对笔记，还一起探讨解题技巧。

    专业学习之外，朱镕基还是个文艺青年，内心世界丰富。一次，他和郭道晖因为小事闹了别扭，两人几天没有说话。有一天在去食堂的路上，朱镕基首先打破了沉默，提起前一天发表在《经世日报》上一篇名为《与镕基先生谈爱》的文章，作者署名“斗非”。朱镕基猜那篇文章是郭道晖写的，还说写得不错，认同其中的观点。原来，郭道晖看到前不久朱镕基在同一份报纸上发表了名为《爱与憎》的文章。“文章中，朱镕基自伤幼年失怙，带着‘淡淡的哀愁’。但他觉得身为新时代的青年，应该像托尔斯泰说的那样，为人民‘自我牺牲地爱’。”郭道晖说，“有感于他的文笔和观点，我就写了那篇文章，阐释了自己对爱的理解。想到几十年后，他就任总理时‘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的誓言，不正是他对人民‘自我牺牲地爱’吗？”

    北平城外：手持棍棒守卫校园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原以为可以安心读书、建设祖国了。然而国民党当局不顾全国反对，挑起内战，很多清华学生看清了国民党的独裁反动本质，进步思想在校园里加速传播，《论持久战》 《新民主主义论》等成了大家私下阅读的热门文章。与此同时，清华大学的地下党组织发展很快，不少学生秘密入党，宣传进步思想的大字报、小字报贴在校园各处。

    朱镕基自然也注意到了国家形势的变化。1948年春天，北平各高校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国民党则高喊“北大清华是共匪老巢”，加紧迫害进步学生，甚至冲入教师宿舍大打出手。为了对付“清共大队”的暴徒，清华学生组织了护校纠察队，日夜守护校园。朱镕基参加了护校纠察队，经常半夜手持棍棒在校门口值班。50多年后，总理任上的朱镕基对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当我冒着生命危险同国民党政权作斗争，参加争取中国民主、自由、人权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上中学。”

    当时，不少清华学生很难与家庭取得联系，生活困难。由于思想相似，也为了彼此有个照应，包括朱镕基、郭道晖、张履谦等在内的十来位湖南学生自愿搬到了一个大宿舍，也就是明斋117室，过起了“共产主义生活”。大家把收到的家庭汇款和衣物集中起来，“按需分配”。除了生活上相互照顾，明斋117室的成员还一起阅读解放区传来的进步书籍，彼此交流思想。郭道晖和张履谦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但为了安全起见，每个党员都与组织上单线联系，相互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其实，大家嘴上不说，心里都大概有数，觉得这个人可能是共产党，那个人肯定倾向于共产党。”郭道晖说。

    在这份心照不宣之下，明斋117室办起了一份名为《晓露》的油印报，寓意黎明之前滋润花草，黎明之后自行消失。《晓露》主要针对湖南的进步中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宿舍成员各有分工。朱镕基字写得很漂亮，帮着刻蜡版，还时不时给读者写回信。郭道晖在湖南的妹妹寄来读后感，不久就收到了朱镕基写的回信。

    在国民党迫害加剧的情况下，从前专心于学业的朱镕基更加积极地投身学生运动，受到了党组织的关注。1948年冬天，郭道晖代表组织找到朱镕基，希望他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朱镕基欣然同意，正式加入了革命组织。

    1948年12月，正在上课的学生们听到了校园外的枪炮声，清华园随即解放。奉党组织之命，明斋117室的成员突击3天，印出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供全校同学学习。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朱镕基又参加了进城宣传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49年10月，伴随着开国大典的礼炮声，朱镕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宣誓仪式上，朱镕基作为新党员代表发言，表示坚定地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郭道晖回忆说。

    毕业时分：学生会主席奔赴建设前线

    据51级电机系的孙骆生回忆，清华园刚解放，组织就派人前往被解放军包围的北平城郊，动员傅作义部队的家属们进城做瓦解敌人的工作。北平解放后，朱镕基又在团市委主办的“中学生暑期学园”工作，负责文化补习工作。在这些任务中，朱镕基表现出了突出的组织才能。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清华学生热情高涨，纷纷要求参军，积极地捐献飞机大炮。朱镕基是支部里第一个报名参军的，但他是班长，组织另有工作需要，没有同意他的请求。不过，他还是代表班里的同学在全校大会上发言，引用了苏联小说《恐惧与无畏》里的话，号召大家无所畏惧地保卫祖国，不怕牺牲。”郭道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1951年，清华大学学生会迎来换届。解放前进步学生通过换届选举与国民党“三青团”争夺学生会领导权，解放初期竞选的形式被保留下来。那年的换届选举中，党组织推荐朱镕基为学生会主席候选人，电机系的同学都动员起来帮他竞选。对于竞选的情形，张履谦记忆犹新：“班里组织了一个竞选团，就像竞选议员那样。朱镕基组织集会，发表竞选纲领，还通过学校里的广播发表演讲。”

    朱镕基口才很好，加上3年优异的专业成绩和在革命工作中积累下来的威望，最终顺利当选了新一届的学生会主席。当时，抗美援朝在学生中引发的革命热情仍在继续，他当选后组织全校同学参加“五一”大游行，声援在朝鲜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还到北京丰台等地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

    身为学生会主席，朱镕基还按照组织要求，召开学生大会，进行政治动员。会上，他经常发表即兴演讲，以清晰的逻辑条理和感染性很强的口才，很快就能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之际，朱镕基满怀热情地在《人民清华》周报上发表了文章，讲述了自己在清华大学的切身经历，感谢党的培养和教育，表示要为共产主义事业、为人民贡献自己全部的智慧和精力，并以此“为最大的光荣和骄傲”。

    转眼间，51级的清华学生临近毕业。朱镕基作为学生会主席，带领全校300多名毕业生奔赴东北工业基地，走向了祖国建设的前线，开始了人生的新旅途。对于写满了青春回忆的清华园，朱镕基感情很深，正如他在清华大学80周年校庆时的题词所言：“水木清华，春风化雨；教我育我，终身难忘。”

    东北工业部：短短几个月就被提拔为副主任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被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政府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据1943年统计，东北地区的铁产量为170万吨，钢产量为87万吨，分别占当时全国的94%和95%。正是由于东北的工业基础较好，全国解放后，每年都有大量大学生从祖国各地奔赴东北。1951年7月，23岁的朱镕基被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以下简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工作。

    “正值抗美援朝时期，加之东北地区的工厂遭受连年战争破坏，日本技术人员撤离后苏军又运走大量机器设备和钢铁等物资，东北工业基地的恢复建设十分需要人才。”当时在计划处秘书室工作、后担任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的孟桂之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当年东北工业部大约接纳了1000名大学毕业生，很多是名牌大学毕业，清华的、北大的、上海交大的等等。在欢迎大会上，时任东北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吕东致欢迎辞，朱镕基则作为学生代表发言。”

    “东北工业部在沈阳办公，管辖400多个重要厂矿，这些厂矿又分属鞍钢等13个局（公司）。但部机关不设司、局，只设处、室，部里的工作就集中在计划处。计划处里有生产计划室、劳动计划室、成本计划室、基建计划室、综合计划室，搞专业的有采矿室、冶金室、机电室、轻化工室、统计室，还有秘书室。朱镕基所在的生产计划室主要工作就是为东北地区的厂矿制定生产计划。”孟桂之说。

    当时计划处主任是柴树藩，副主任是袁宝华。柴树藩之子、中国教育电视台原台长柴永广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东北工业部计划处是我国从事计划工作最早的单位，工作人员最多时达150人，他们到各地做生产能力和供需方面的调查，进行繁杂的数据计算，但用的都是十分原始的算盘和手摇计算器。”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计划局局长宋劭文，在1952年的《在第一届全国财经计划会议上的报告》中也提到：“计划工作对我们是一件新工作。两年多来都是在摸索过程中。东北着手较早，中财委计划局次之，其他地区着手较晚。”

    “朱镕基担任上海市长后曾说，他是学工科的，后来做经济工作，柴树藩等同志是老师。他担任总理后，仍在百忙中看望过我父亲。”柴永广说。1951年秋，柴树藩离开东北，到北京担任中财委计划局综合处处长，开始在中财委主任陈云的领导下筹备“一五”计划的编制，袁宝华接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处长。据朱镕基在生产计划室的同事章伯垠回忆：“宝华同志十分放手地让我们大胆工作。每年年初，他都要求我们提出工作计划，这个工作计划简单扼要，只要求每个人在一年里完成与本人业务有关的两三件具有全局性的大事。例如，我们在1951年就提出深入现场调查研究，解决煤矿中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何降低采煤成本的问题。”

    “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各方面捷报频传，大家干劲儿很高，不计时间，不计报酬，不顾疲劳，夜以继日地工作。计划处里的年轻同志绝大部分都没有成家，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孟桂之说。

    “镕基年轻能干，思维敏捷，看问题较为深远，能抓住工作重点，而且党性强，能坚持原则，平易近人，和我们一道工作，真使我们学到不少东西。在政治学习中，他的发言水平比别人要高出一筹。他最大的特点是概括能力强，能抓住要领，结合实际提纲挈领找出解决办法。在日常生活中，他善于做群众工作，主持会议时能发动大家，使会场气氛十分活跃。经过短短几个月，我们处领导就提拔他担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章伯垠回忆道。

    袁宝华曾说：“对在东北工业部工作的大学生的作用，（东北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同志有句名言：东北工业之所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其主要经验是‘老干部+大学生’。”孟桂之也回忆说：“当时吕东副部长的秘书就说：‘可以展望，再过20年，他们当中将有一批人成长为部长级干部。’”

    国家计委：协助编制“一五”计划

    “1952年5月，为适应全国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东北工业部，大部分同志随王鹤寿、吕东同志调往北京，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我也随安志文（1952年担任国家计委委员）、马洪（1952年担任国家计委秘书长）同志到了新组建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朱镕基在2005年纪念吕东诞辰90周年时回忆说。

    朱镕基从沈阳回到北京，搬入新建成的国家计委大院。国家计委成立之初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会同中财委编制“一五” 计划。初到国家计委，朱镕基在燃料动力局担任组长，“一开始是管电”。“1954年到工业综合局负责综合处工作，之后我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同志的秘书。后来由于张玺同志患癌症，我同时就兼任了国家计委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负责人。”朱镕基曾回忆说。除了在周恩来、陈云以及国家计委领导的带领下协助编制“一五”计划，朱镕基还协助张玺研究编制每年的年度计划。

    张玺的一位同事回忆道：“张玺是从河南省委书记任上调来的，他觉得自己对全国经济情况生疏，为此每天工作之余坚持自学，学完了《政治经济学》和有关制定经济计划的著作及经济理论。他让秘书把全国的基本经济数字汇集成册，逐一默记，熟悉到了有问即答的程度。有关部门按规定要给张玺配一部吉姆牌轿车，他谢绝了；给他找了一处院落较大的房子，多次劝他搬家，他硬是不搬。张玺同志的工作作风，影响了很多国家计委机关的同志。”

    据马洪回忆：“在计委工作的时候，朱镕基的表现很出色，是当时工作最出色的干部之一。”他的一位同事回忆说，朱镕基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很多同事的肯定，是领导期望很高的年轻干部。

    1970年以前，国家计委主任（早期称主席）一职由李富春担任。朱镕基参加了很多由李富春主持的会议，特别是编制“一五”计划，李富春多次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说明他对国家经济的看法和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方针。“我那时参加工作不久，确实感到如饥似渴啊！确实对富春同志充满了敬仰。一直到今天，我始终不能忘怀那些日子……我始终把富春同志看作我的前辈、我的师长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镕基在2000年纪念李富春诞辰100周年时说，“我是湖南人，而且是长沙人，和富春同志一个地方，富春同志讲话有口音啊，我相信在座的，在办公室听讲的，只有我一个人百分之一百地把富春同志的话听懂，我拼命埋头苦记，希望把他每一个字都能记录下来。”

    长年在计委大院居住的仇荣亚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我们这一片大院里走出了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不是每个人留下的印象都很深，但朱镕基在我们心里绝对是这个！”他边说边伸出了大拇指，“朱镕基当时就是个副处级干部，论官职，在计委大院里根本不起眼。但论品行，有口皆碑。就说个很小的事吧，我们那会儿经常和他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有一次，食堂的大师傅多找了他几两粮票，他当时也没数。回家后发现了，冒着大雨就跑回食堂把粮票退了。”

    青年时期退粮票的作风，此后贯穿朱镕基的一生。上世纪80年代，他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时，堂兄去北京看望他，他风趣地对堂兄说：“你高兴，肚子不饿多留一会我不反对，但我不会留你们吃饭。”后来他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担任兼职教授，他带的第一个博士生、现任该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赵平也曾回忆：“我下企业调研，企业往往热情招待，我告诉他们，老师有规定，我是不可以吃的。”

    如此秉性的朱镕基，给当年的同事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年从东北先行调京任职的柴树藩，后来回到国家计委担任副主任，与朱镕基又有了工作上的交集。“父亲和朱镕基的脾气有点像，都是说话不会拐弯，很耿直，所以特别谈得来，那时候父亲很欣赏朱镕基，觉得中国有他这样的年轻人就有希望。”柴永广说。

    在仇荣亚的记忆里，生活中的朱镕基并不是一脸严肃、冷峻，而是个宽容大度的叔叔。“朱镕基比我大十多岁，和我父亲都在国家计委上班，虽然不在一个部门，没有什么往来，但我们跟父亲的同事见面都叫叔叔。”那时，仇荣亚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淘气得很”。有一天，他和几个小伙伴在大院里玩，无意间扔东西把一栋宿舍楼三层的楼道窗户砸碎了，正好碰到朱镕基经过。“他冲我们喊了几句，教育了一番就回家了，他家正好住那个楼的三层。按惯例，这样的事要被别人碰到，肯定向我们的家长告状，但朱镕基没有，让我们这些淘气包逃过一劫。”

    “朱镕基在计委大院生活了很多年，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他夹着大黑皮包，匆匆忙忙地从宿舍楼步行去办公大楼上班。一到晚上，他总是和夫人劳安说笑着在大院里散步。大院里的中古友谊小学开家长会时，他也经常和别的家长侃侃而谈，哈哈大笑。在计委机关联欢会上，他还会字正腔圆地为大家清唱上一段京剧。”仇荣亚说，留在计委大院老住户记忆里的朱镕基始终是一个生动而敬业的形象。

    郭道晖的妻子也在国家计委工作，他们和朱镕基又成了邻居。郭道晖回忆说，朱镕基从清华毕业后没多久就和劳安结婚了。劳安贤惠能干，自强自立，还很有进取心。婚后，她有机会上大学。“朱镕基担心已经怀孕的劳安能否应付得了繁重的学业，有些犹豫。有一次我去他家吃饭，聊天时表达了我支持劳安上大学的想法。最终，朱镕基打消了疑虑，劳安就怀着孩子上了清华大学。当时，我在清华大学工作，就帮忙找了个清华职工的家属，劳安把孩子托付在那儿，不上课的时候就去喂奶。朱镕基后来和我说，他的大女儿生在清华，儿子也是劳安在清华读书时怀上的，他们一家都是清华人。”郭道晖说。

    “苦其心志”的岁月从他的青年延续到中年

    “朱镕基讲话逻辑性极强，看到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就会指出来，从不马虎。有时开会，由于职务关系，他只能坐在后面，但只要看到或听到不合理之处，他会立即指出，使有的领导很不满意。”他的同事说。

    朱镕基后来曾谈到自己在这一时期的性格：“我自己的特点、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

    1956年春，毛泽东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中央鼓励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见。但后来面对四面八方的尖锐意见，又转为“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在这场运动中，郭道晖被划为右派，心情郁闷，朱镕基听说后赶来看望他，劝他放宽心：“你怎么成了右派，不应该啊！一定是搞错了，肯定能查清楚的。”当时就有人私下嘀咕：“郭道晖都成了右派，朱镕基居然还敢去看他？！”

    没过多久，朱镕基也被划为右派。“1957年，赶上了‘大鸣大放’、反右派。同志们说，你是党组领导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那谁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局里面讲了3分钟，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觉得我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到1958年1月就把我划为右派了。”朱镕基曾回忆说。

    “朱镕基主要是因为一句话受到牵连。他说，国家计委应由集体商量做决策，不能由少数人或一个人说了算。这本来是句再普通不过的话，在那个节骨眼上就变得有问题了。”孟桂之说。朱镕基的另一位同事也认为：“他是被错划的，本来不应该有他，但那时划右派有任务，定指标，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

    全国约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朱镕基的一位同学回忆说：“我们（这一代大学生）从不认为领导人讲的话就是金口玉言，我们这些人在中学都出类拔萃，大学里都是佼佼者，都有独立的见解，这是清华教给我们的，这种教育提倡张扬个性，不懂得所谓为人处事之道，更不懂得特殊年代里某些情况的复杂性。”

    朱镕基被划为右派后，劳安向郭道晖讲述过他们的遭遇。“有一次，她看朱镕基在严寒中劳动，没有帽子戴，就用红毛线给他织了一顶。没想到有人斥责劳安说：‘朱镕基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你现在给他顶红帽子，是什么意思？’”

    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朱镕基并没有怨恨之情。“对我的处理还是非常宽的，我想是因为国家计委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都十分了解吧。因此，我被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之后，还继续留在国家计委工作。在开始的一两年，我担任国家计委老干部的业余教员，教数理化，后来恢复我的工作，在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业处工作。”

    在当教员期间，朱镕基仍是那个宽容大度的青年，积极教学，学员大都很喜欢他讲的课。校里的其他教员和学员称他为“多面手”和“全能教员”。

    那段漫长的“苦其心志”的右派岁月，从朱镕基的青年时期一直延续到中年时期。1970年，他被下放到湖北的一所“五七干校”劳动了5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恢复了我的政治生命，同时也可以说是焕发了我的政治青春。”朱镕基说。那时，他已届知天命之年，恢复工作之初，仍是名处级干部，但始终相信“会得到我们党的正确对待”。

    在与共和国共同成长了近半个世纪之后，朱镕基最终走上国家领导岗位，1991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为第十四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8年出任国务院总理。担任国家领导人后，他始终没有忘记在那段青春岁月里帮助过自己的人。遇到王鹤寿、李富春、吕东、袁宝华等老领导、老同事生日、诞辰纪念日或关于他们的图书出版时，他都会打破自己立下的“不题字”的规矩，撰写纪念文章或题字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