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江河：用诗歌的胃消化钢铁

    人物简介：欧阳江河，生于1956年，四川泸州人。“朦胧派”代表诗人、学者及文化批评家，代表作《悬棺》《玻璃工厂》《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等，曾被国际诗歌界誉为“最好的中国诗人”。

    对欧阳江河的采访，稍不留神，就会演变为他的演讲。采访之前，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中午还有安排，咱们可得长话短说。”但一坐下来，他自己却忘记了时间，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洋洋洒洒。他完全不似一位伤春悲秋、多愁善感的诗人，更像是带着雄辩之风的学者。出口，便是玄奥的道理。

    “诗歌，就是让毫不相关的甲与乙相遇，从而变为丙。”他这样说道。读他的诗并不轻松，经常感觉到词语之间在打架，陌生的意象互相碰撞，弥漫着浓浓的不和谐音，却也迸发出奇特的诗意。有人觉得不明所以，有人觉得力透纸背。

    最近，他凭借诗集《大是大非》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杰出作家”大奖。评审委员会在颁奖辞里评价这部作品“形象更奇崛，运思更开阔，诗意也更为自由而悖谬重重”“他的写作，为中国当代诗歌写作建立起了全新的方法论”。与此同时，普通读者却评价“这是一次艰难的阅读体验”“只读小半，就已不能继续”。

    80年代的诗歌创作犹如节日狂欢

    欧阳江河在1984年的成名作《悬棺》中，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诗歌气象。诗中的语言，如果用今天的热词来形容，就是“炸裂”：“它以暴君般的荣耀入主众物的血肉之躯，朝五个方向狂奔成五匹烈马。五内俱裂；散为五行——金，木，水，火，土……款款的千古狂发披散于断颈之悬头，拖曳成冗长绝笔，于横亘之前四溅，如手相，如鱼卵，如战乱杀伐之消息。一段缠满死蛇之结的岁月被拾起，腰斩之后，凌空甩成响鞭……”

    这首充满了巴蜀地区巫蛊文化的奇幻色彩，又涉及神话传说、宫廷政治等命题的长诗，放到如今来看，仍是当代诗歌中独树一帜的孤本。当时，翟永明将它拿给诗人韩东、于坚看，习惯以口语入诗的韩东强烈地否定：“诗歌不能这样写。”但是支持者也有不少，诗人张枣、柏桦、海子都喜欢这首诗。当时还在浙江某个小镇给人拔牙的余华也对这首《悬棺》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余华成了作家，又陆陆续续读了欧阳江河的作品，并和他熟络起来。

    “那是我创作中很怪的一个阶段，说不出来受到谁的影响。也许是骨子里受到《诗经》《楚辞》的影响，还有韩愈。我接触诗歌，正是从《诗经》开始的，八九岁的时候就写古体诗。”欧阳江河对记者说。

    《悬棺》正式开启了他的创作生涯。当时的欧阳江河在成都某军队工作，回忆起那个年代，他的语气中充满怀念与唏嘘，“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会感觉现在的生活与那个时候相比完全是脱节的。这几十年的变化之大，恐怕赶上了过去几千年。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活了两辈子，想起来真的有隔世之感。”

    他住在封闭的军区大院里，和诗人翟永明的单位就隔着一条街。有时中午在食堂打了饭，端着饭碗就跑到翟永明那儿和她聊天。诗人们你来我往，奔走在互相见面的路上。张枣、柏桦住在重庆，经常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跑到欧阳江河的住处。有一次，柏桦写了首好诗想给他看，带着四五个朋友，跳上火车就来到成都。欧阳江河把钥匙给他们，诗人们往往一住就是几个月。

    欧阳江河以记性好著称，博闻强识，口才了得，从一条小小的注解，旁征博引，往往就能发展出对一个重要问题的看法。朋友们也喜欢聚集在他周围，称他为“活字典”：“每周和欧阳江河聊一次天，就不用读书了。”

    “那个时候真是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知识，我的阅读量非常大，古今中外，文学的、历史的、思想的，我都爱读。那时候的写作也完全是手写体，要在脑袋里想成熟想透了，才舍得提笔落字。我们都喜欢抢那种大开本的稿纸，稿纸好不好，往往决定那首诗写得好不好。现在在电脑上敲，修改的痕迹和思考的痕迹都没有了。”每份诗歌的手稿背后都有故事，在2015年的一次拍卖会中，欧阳江河的一篇诗稿还曾拍出了诗人手稿中的最高价。

    写作、交友、生活，对于那个时代的诗人们来说是一体化的，欧阳江河称之为“带着肉身的、民间状态的写作”。诗人们过着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既单纯，又逍遥，“有点像古人一样的交往，物质生活很简单，也没有手机、网络，反而感觉朋友们都很亲近。不同写法、不同流派的诗人都混在一起写作、交流，诗歌创作的氛围里有着一种节日狂欢的味道。”

    “诗人”在当时是一个神圣的名词，也是众多年轻姑娘的偶像。“很多年轻人通过诗歌完成精神上的成人礼。不像现在，资讯高度发达，消费主义的大潮裹挟一切，知识不再被囚禁、被隔离，男女之间的接触也太容易了。那时候诗歌就像一个信使，传递着触不可及的风景，带来那些被推迟、被阻隔的幸福。”

    欧阳江河就是在这种幸福之中走过来的。1986年，他从军队转业到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进入到更为自由的工作生活状态。他创作了《手枪》《汉英之间》《玻璃工厂》《美人》等代表作。

    中断写诗，是为了更好地写诗

    上世纪90年代初，欧阳江河去了美国，一住就是五六年，后来又到欧洲住了一年。他从一种众声喧哗、互相唱酬的热闹创作氛围，转入一个人孤寂的写作。“月亮：一个公开流血的事实/变成隐私上升到异乡人的天空。”他的诗歌中开始浮现这样冷峻的诗句。

    1997年，回国之后，他有10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写诗。“中国的变化之大，我已经很难再用出国前的眼光来审视周围的世界了。我内心的写作无法再与外在的世界达到统一。”80年代诗歌繁荣的盛况不再，“多数诗人思想的力度和视野，语言所能达到的疆域，词语所能触摸到的重量，都在萎缩。我不希望我的写作沦为惯性，所以干脆不写。”

    这期间，他策划画展、音乐会、歌舞剧、中外诗歌交流会等，这是一个诗人的自我放逐，也是对已然陌生化世界的再度深耕。但他没有疏远文字，写了包括音乐、舞蹈、绘画、建筑、摄影、电影等领域的评论文章，还创作了大量的书法作品，在书法上自成一家，草书尤为人称道，不少人花高价购买。“生计不愁”的他从2009年开始，在纽约曼哈顿上东区租了一套公寓，往返于中国和美国，体会着两个世界的碰撞。

    2009年3月，欧阳江河去印度参加一个中印作家交流活动，同行的还有北岛、西川、格非、李陀等人。参观泰姬陵时，面对一座“如同神迹般”的建筑，他内心受到了强大的震动。当天晚上，在和西川等人一块儿吃饭的时候，他突然就落泪了，立马投入了长诗《泰姬陵之泪》的创作。整个过程如同他在诗里描述的，“泪水飞翔起来，惊动了鹰的头脑和孤独”。

    “古波斯诗人鲁米说，神的手指轻轻碰触盘子里头烤熟的那条鱼，鱼立即返回水里，游了起来。泰姬陵于我就是那个神的碰触，产生了一个前世今生的化学反应。”

    在这首诗歌里，欧阳江河将“泪水”幻化为五种形态：作为鹰这样的鸟类，寓意诗歌的想象力；作为黄河、恒河的河水，象征着时间与文明；作为镶嵌着宝石的泰姬陵，代表了永恒的爱情；作为菩提树，对应的是印度佛教；作为天使的身体，对应着基督教的形象。

    李陀评价这首诗既古老又先锋，彰显着诗人欧阳江河处理复杂历史与文明素材的能力。那个洋洋洒洒、滔滔不绝的欧阳江河，在多年的沉寂之后，又回来了。“虽然多年不写，但我对词的敏感，我对世界的看法，一直是诗人式的。写诗，不是上班打卡，我不需要用每天写诗来证明自己是诗人。中断写作，是为了更好地写作。”

    如果说《泰姬陵之泪》几乎没有触及中国的当下现实，2012年欧阳江河的另一首长诗《凤凰》则对置身其中的时代做了复杂的观照。《凤凰》源自于欧阳江河的朋友、著名当代艺术家徐冰的一个装置艺术作品：一个5吨重的鸟，用北京财富大厦的建筑废料，如安全帽、工具刀、搅拌器等塑造而成。欧阳江河全程参与了这个过程，很受触动。他在诗中写到了资本、革命、劳动、艺术等元素，试图将异质的材料整合在一起，重塑当代图景，反思21世纪人类的生存境遇。

    他的诗中，大量出现脚手架、升降梯、易拉罐、钢筋混凝土等，这是些具有鲜明时代感、却不承载传统意义上“诗意”的词汇。“在我们通常的想象中，诗意就是那些优美的东西。但传统诗歌中很多词语已经和现实对应不上。作为当代诗人，要拓宽‘诗意’的领域，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活力和原创力。我把那些矛盾、刺眼、让人反感的东西写进诗歌，我要用诗歌的胃来消化钢铁、砖块和石头。”

    当代诗歌需要豹一样的利爪

    欧阳江河将自己的诗歌创作划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人对所有人说话，是一种宣告性、雄辩性的腔调”；第二个阶段是国外时期，“自我分裂成两个人，一个是说者，一个是听者”；回国后重拾创作到如今是第三个阶段，“自我同无我说话，这个无我可能是许多亡灵的汇集”；他理想中的第四个阶段，不再分裂，写出那种抽空了的、基于一种“文明共同体”之上的升华的美。

    作为诗歌创作者和艺术评论者的他，总是在两种身份间自由地转换。写诗，并时不常地跳出来，对自己的作品以及一个时代的创作特点做着高屋建瓴的总结和评价。

    在他看来，诗歌绝对不止传递优雅、传递感动。在他的作品序列中，抒情诗极少见，《最后的幻想（组诗）》中的《草莓》算是一首，“那些优美的诗对我来说太容易了，我严格地控制自己不写那样的诗，这是一种自律。诗人处理一滴水，一定是把一栋楼盖进去，把一个城市建在这个水滴里，给它一个世界观，给它一个宇宙，就像佛家所说的大千世界。”

    他不留情面地批判民国以降现当代新诗的传统，“民国范式太简单了，基本是一个温柔的、软性的、像按摩一样的调调，无助于人们去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当今中国诗歌缺的正是豹子一样的利爪，大多只是猫的舌头。”

    1956年出生的他，今年正好60岁了，耳顺之年，仍像一名少年一样充满棱角，满身携带着矛盾、困惑、批判的姿态。他说自己从来不讨好读者，也无所谓读者喜不喜欢他。在采访中，欧阳江河言辞大胆，不拐弯抹角：“如果因为汪国真曾经拥有很多读者，以此来断定我们这个时代对诗歌品位的话，那是对诗歌的一种亵渎。”

    这种犀利的态度，也曾让他在网络上遭遇来自各方的口诛笔伐。但他依然保持故我。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谦谦君子，而他本人就是要承担少数派的责任。

    私下里，欧阳江河的人缘却是极好。如同上世纪80年代一样，如今，他的身边也汇聚着一大帮的朋友，只不过朋友的范围， 早已不再局限于小圈子的诗人。因为他对文艺广泛而驳杂的涉猎，评论界、文学界、艺术界都有着他“最铁的哥们”。著名学者程光炜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就曾说过，他和一大帮文艺圈的朋友，喜欢聚集在欧阳江河家里过年。欧阳江河是一个骨灰级的音乐发烧友，他家里，有着超大的音箱和上万张CD，满足了文人们的雅好。

    欧阳江河说：“人与人之间经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误解和隔阂，但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缺乏沟通。假如我和谁产生矛盾隔阂，一定先疏通自己。”

    朋友相处，他懂得通融。唯有诗歌创作，他始终在和自己较劲。他不被灵感牵着鼻子走，认为写作之前应该将灵感像脓一样挤掉；他对抗着创作的惯性，作品也经常是对读者的冒犯和挑战。“我曾问过自己，能否不写诗就过此一生？活到如今发现，写作已变成我的亡灵，注定要一生陪伴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