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伯翱：朝中有人才难做官

    人物简介:万伯翱，生于1943年，国务院原副总理万里长子，曾任国家体委宣传司对外宣传出版处处长，《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出版《元戎百姓共垂竿》《红墙内外》等书。

    发去邀约采访的短信不久，就接到了万伯翱的电话。话筒中传来的声音洪亮，犹似壮年，以至于《环球人物》记者在见到他本人时，有些吃惊。身形略带佝偻的老人，鸭舌帽下露出的两鬓被岁月染白，举止间有时光淬炼出的涵养，让记者恍然想起，他已年逾古稀。

    当采访开始后，老人的形象又渐渐退去，留下的是万伯翱书中的样子：邓小平口中的“小娃儿”、周恩来点名表扬的知青典范、万里的长子。不久前，他出版了自己的新书《红墙内外》。这本书不仅有其知青生活的再现，更收录了对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休闲生活的记述，及作者和“红墙”里领袖人物交往的实录。

    “万里长子”身份让万伯翱从小有机会接触到这些领袖人物及其家属。这个标签跟了他一辈子，他还是不大喜欢别人提，但也学会了与它和平共处。在《环球人物》记者略带忐忑地问起有关父亲万里的问题时，他并不避讳，还不时提点“这个我没对别人说过，你可以写”。

    大人物和小事情

    “我现在也是个品牌了，他们都信任我。”万伯翱向《环球人物》记者说起自己的“体育散文”，有些得意。他口中的“他们”指的是各级宣传部门。

    万伯翱的“体育散文”有些特别，写的不少是“红墙”内的领袖人物从事体育休闲活动的往事，因此需要有关部门审查。“起初，杂志都不敢发，先报到上级主管部门。他们拿不准又往上报，报到中办（中央办公厅）、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都有，但最后都通过了。一次通过，两次通过，第三次就更顺了。有关上级部门说，我写的虽然是大人物，但都是小事情嘛……”

    万伯翱在写作前会做足功课。为了写好《徐向前元帅东湖擒巨鲤》，他多次前往武昌东湖，“看山、看水、看地形地貌、看风土人情”。不仅如此，他还去元帅府采访徐向前的夫人黄杰和儿子徐小岩，亲眼看看徐向前自制的竹钓竿和铅坠。“没有这些特色，怎么能打动人？更重要的是，我都亲眼见过他们的风采。”

    在万伯翱眼中，这些红墙内的大人物都是普通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以前都把领袖神话了，我见到他们时就知道，他们也是人，有温暖的手和亲切的语言。我常写他们钓鱼，因为钓鱼是共钓一江水，通过钓鱼拉近领袖与人民之间的感情。”

    采访过程中，谈起与领袖人物的交往，万伯翱并不严肃，甚至有些随意。这份随意并非来无根据。在理解大人物身份的意义前，他们是待万伯翱亲切的伯伯，是玩伴们的父亲。“我们常去东交民巷8号楼和小龙（贺龙长子贺鹏飞）打乒乓球。有时贺伯伯还会来看我们打球，边看边指导:‘你们打球太慢了，像牛车！（打球）要像火车。’贺伯伯自愿请缨担任新中国第一任国家体委主任，提出了要把‘东亚病夫’的帽子甩进太平洋里，”万伯翱边说边做了个甩东西的动作，“不仅指导我们，还指导全国人民。”

    不过，万伯翱最熟悉的还是邓小平一家。1949年，万里随刘邓大军南下，负责后勤工作，得到邓小平的赏识。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主政大西南，万里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工业部的副部长和部长。而在马背上随父母颠簸行军的万伯翱，终于也安定下来，被送进重庆人民小学。“学校的首任校长是卓琳阿姨，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看京剧《长坂坡》，她坐在我妈妈旁边，对我笑得很和善。我和她的儿子邓朴方同年级，常一起捉蛐蛐、抢橘子，还打架，不过我们都是一拨的。我们捣乱被抓住后，卓琳阿姨都会板起脸来批评。后来，我们搬去北京，再在北戴河相遇，卓琳阿姨还问我：‘万伯翱，你现在不捣蛋了吧？’”

    因为两家人的亲近，万伯翱也常有机会见到邓小平。“我见过他打牌、打台球，还和他一起看过电影。他打牌就是打牌，从不谈公事。有人问他：‘有没有什么小道消息说说啊？’他答得干脆：‘小道消息莫得（没得），大道消息也莫得，打牌！’”万伯翱模仿邓小平的四川话，格外地道。但在他的记忆里，更多的是邓小平严肃的样子。“他话不多，很少说玩笑话，不过工作可以谈，我父亲那时常找他汇报工作。刚解放的重庆，百废待兴，到处是国民党炸毁的工厂的残垣碎瓦，要在这个基础上重建工业，很费劲的，他们的担子很重。”

    不仅是重庆，整个国家都亟待重建。彼时尚年幼的万伯翱站在近处旁观，并未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被推上前沿。

    “一遇动摇，立即坚持”

    1963年7月21日，周恩来在北京市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报告会上，号召广大高校毕业生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看到主持会议的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第一副市长万里，周恩来似乎想起什么，笑着说：“这次主席台上的万里同志就把他的儿子（万伯翱）送到河南农村去劳动锻炼了，这很好嘛。”

    这次讲话的录音在全国播放，当年的毕业生几乎都听到了，万伯翱的名字也在一夜之间传遍了全国。两个月后，《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以“市委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劳动”为标题，发表了一篇报道万伯翱在父亲的鼓励下下乡锻炼经历的文章。

    那时，万伯翱来到河南西华黄泛区农场刚满一年。“我下乡时18岁，当时除了我父亲，家里人都反对。我奶奶流着泪说：‘那个地方冷不冷？要冷的话，把皮大衣送给他，别把他冻着。’结果，老爷子说：‘不要，一毛钱也不要给他，要让他自力更生，不过书还是可以给的。’”万伯翱记得，父亲送的两本书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一个笔记本，上面是万里的题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

    农场的生活比想象中还要艰苦，住的是草房，睡的是大通铺。日常工作多为培育果树，他印象最深的是给果树喷农药的经历。“那时候喷药要举起一根一丈多长的特制竹竿，上面绑着一根接到药箱的橡胶管，药箱由一辆拖拉机拖运着，人追着车走，竹竿一举就是8个小时。”万伯翱也曾意志消沉过。每当这时，他就会想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想起父亲的题字，鼓励着自己坚持下去。

    尽管劳动疲惫了身体，但万伯翱并未放弃学习。他找了个空墨水瓶，打了一瓶煤油，用棉花做个灯捻，制作了一盏灯。每天晚上，他就在这盏灯下坚持读书学习。

    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和不多的休闲活动组成了农场单调的生活。当万伯翱被树为干部子弟下乡的典范后，他的生活起了变化，开始收到全国青年学生的来信。1964年9月22日，万伯翱在《河南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题为《到生活的激流中去》的文章。同年10月至11月，他以下乡积极分子的身份参加了河南团省委组织的“河南省下乡、返乡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报告团”。“我那时就想啊，也许我就在这里以场为家干下去吧。”万伯翱回忆。

    这一干就是10年，直到1972年，万伯翱得到推荐，被保送进河南开封师范学院（即现在的河南大学）外语系，成为河南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多年后，在一个知青齐聚的座谈会上，他感慨道：“下乡10年，有人问我后不后悔，我说‘青春无悔’。这一段人生不是磨难，是磨砺。”

    “老大，喝一杯酒吧”

    也许连当初送子下乡的万里都未曾想过，自己的一个决定改变了儿子的一生。这份来自父亲的影响，是万伯翱无法回避的存在。“文革”中，万里经历了“两下两上”，万伯翱也跟着父亲“两下两上”。

    1966年10月，万里被撤销一切职务，并在不久后关进了监狱。“我突然从毛主席树立的好典型变成了刘少奇的黑样板，惶惶不可终日。但我是幸运的，老爷子正好在要招收工农兵学员时被解放了。如果他不解放，我根本没戏。”1973年，万里再度出任北京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随后临危受命调任铁道部长。面对遭受严重破坏的铁路运输，万里用了不到1年时间基本解决了全国站段的运输堵塞问题，火车恢复正点运行，被称为“正点部长”。

    随着邓小平的再次下台，万里也随之被批斗，铁路交通重回半瘫痪的混乱状态。“那时候叫做‘宁可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万里资本主义的正点’。老爷子又被打倒是在我毕业前夕，当时我刚被招进军队的外训大队，将作为外语人才帮助训练巴基斯坦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炮兵军官。但老爷子一倒，我的肩章帽徽就没发下来，开始接受组织检查。还好很快‘四人帮’就垮台了，我的肩章帽徽也发了下来。”

    在世人眼中“万里长子”的头衔，光鲜好看，万伯翱却笑言“朝中有人才难做官”。“老一辈共产党人的自我要求都很严格，像少奇主席不让女儿入党，周总理让侄女脱下军装。我家老爷子也常对别人说：‘老大不行，你们干嘛要用他，比他强的人有的是呢。’因为我是外语专业出身，又热爱体育和写作，所以从部队转业去了国家体委。后来我被提拔为《中国体育》杂志社副总编，从考核到公示，一直瞒着他，怕他搞‘破坏’。直到任命下来了，我才回家和他说，谁知他还是那句‘比你强的人有的是呢’。”说到这里，万伯翱顿了一下，然后忍不住又笑起来，“不过那天晚上吃饭时，老爷子突然说：‘老大，喝一杯酒吧。’其实我明白，他是认可了，心里高兴了。”

    这是万里的表达方式。采访时，万伯翱特意拿出一个长长的镜框展示给《环球人物》记者看，镜框里是保存完好的信纸：“老爷子给我写了20多封信，我二弟一看这个就说：‘老爷子一封都没给我写过，看看对你是多严格要求和培养啊。’”他有些感慨，“这些信啊，就是他的大爱吧。”

    万伯翱自嘲“也没做什么像样的官，不是什么大角儿”，言语间却不见认真。“祖国强大，人民富裕是老一辈革命家终身奋斗的目标，现在都逐渐实现了。能够在这个时代享受他们的成果，我已经很高兴了。我现在就是干些想干的事，做些社会工作，都不拿工资，就是为社会做贡献。”如今，他是淡然的，走过一个不平凡的时代，有着一个不平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父亲，他在他的平凡中活得精彩而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