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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海钦:儒学是中国人的筷子

他是孔子第七十五世孙,开设书院研究传统文化

□ 本刊记者 王晶晶 《 环球人物 》(

    人物简介 孔海钦,生于1963年,福建福州人。孔子第七十五世孙。福州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文儒书院山长。讲学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著作有《论语课本》《三千孝弟学庸》等。

    孔海钦的名片上,除了名字之外什么都没有,他解释是为了“留给天地更多的空间,你看上边留的空白比下边多,古人编书时也是这样,这其实是在表达对天的一种敬意”。

    他身穿黑色中式服装,言行举止都是谦谦君子的模样。坐在北京闹市的酒店中,品着茶香,《环球人物》记者与这位孔子后人展开了一场关于传统文化的对话。

    弃经从文

    《论语·为政》里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前半生,尽管遭逢过各种曲折,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孔海钦都在遵循着老祖宗的人生轨迹。

    他还是3岁的懵懂幼童时,“文革”爆发。家里的长辈们被批斗、下放,书全被抄走。无纸无笔,孔海钦的爷爷就偷偷背着人,用竹竿在地上比划着,教孔海钦认字、启蒙。“家里小辈很多,可我爷爷就教我一个,可能他觉得我聪明、会读书吧。”

    孔海钦至今还记得跟爷爷一起做木工时,“他一边拉着锯子,一边教我《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再一句一句解释意思。天地玄黄,天地最初是浑浊的,所以人的内心也有浑浊的时候……”

    “文革”结束后,孔海钦到了“志于学”的年纪。他奋发读书,“三十而立”时,已是一名高级经济师。“那个年代的主题是发展,我学的是经济,工作后研究企业管理,但10多年里,我越来越体会到经济的背后还有文化,小到企业,大到民族、国家,没有文化支撑,即使经济强盛,也是表面的。所以毅然决然地弃经从文,转而研究老祖宗的文化。”40多岁时,孔海钦终于“不惑”,完成了人生中一个巨大的改变。

    肩挑古今愁

    到2016年,孔海钦研究、推广儒学已有10年。这10年中,他整理儒学典籍,出版了解读《论语》《大学》《中庸》的数部著作。埋头于学海中,孔海钦说自己常有一种“肩挑古今愁”的感觉,每天所想的,都是如何把古人的智慧运用于解决当下社会的难题。看得越多,他越觉得“孔子太了不起了,他把他出生以前的人类文明规律都总结了出来,为什么孔庙里主殿要叫‘大成殿’,他正是一位集大成者啊。”

    作为福州孔子学会的秘书长,孔海钦从2008年起就在不同场合办过儒学讲座,2013年成立福州市文儒书院后,更是把课堂开进过企业、社区、机关、监狱、中小学、大学。如今大众对孔子、对儒学的误解,他有着比一般学者更多的认识和体会。

    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句,很多人觉得它体现了儒家的等级思想,“其实它并不是在讲等级,而是讲规矩,是人类的一种普世价值:国君有国君的道德,臣子有臣子的操守,父亲有父亲的责任,子女有子女的担当。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只是家国危难特殊时期的牺牲,舍生取义,死是建立在义的基础上的,这不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担当吗?”

    还有“无所不用其极”,“它的原意是君子为了达到善的境界,用各种方法让自己日日新,苟日新,每天都成长进步,现在则扭曲成了小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

    这些误解和偏差,在孔海钦看来,“一切一切的错,根源都在书读得太少。整个教育体系里关于科技、知识、技能的书多了,但圣贤书,哲学的、思想的,教一个孩子思考、修养身心的书少了。”

    儒家会成为主流

    《环球人物》:近代以来,儒家学说曾被视为现代化的阻碍,五四时期有“打倒孔家店”,新中国建立后发生了“批林批孔”等。如今,又有很多学者把儒学看成是中国现代化之路中的独特资源。您怎么看待这种思潮的转变?

    孔海钦: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屡经磨难。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先进的科技,一些先知先觉的人起来救亡图存。他们怀着去旧立新的良好愿望,觉得中国的落后是文化造成的,所以拿儒家开刀。

    其实到1921年、1922年,社会就已经在反思了。民国时期,“打倒孔家店”只是一个风波而已,影响并不大。学校后来照样学国学,所以那个时代的国学大师很多。

    孔子思想对中华民族有着上千年的影响力,已渗入骨血,就像我们如今不再穿长袍马褂,但终究还是吃不惯西餐;即使会用刀叉,也终究放不下筷子一样。儒家就像中国人的筷子,可能会用腻,尝试一些新鲜的,但试过之后,还是会回归传统。

    《环球人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与老庄、法家、墨家、佛教等思想比,儒家有什么独特价值?

    孔海钦:儒这个字,从字面看,人之所需也,就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儒家文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包容、和谐……哪个人、哪个民族不需要?

    而儒家的治国理念,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它是政策、刑法、道德、礼制四位一体的,非常完整。所以经历过诸子百家争鸣的年代——你也可以把那时理解为像现在这样价值观混乱的年代,之后,汉武帝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有成为主流的条件啊。

    可以看看儒家是如何评价“富贵贫贱”的,富莫富于蓄道德,贵莫贵于为圣贤,贫莫贫于未闻道,贱莫过于不知耻。它能像佛、道一样教人仁爱,却比其他学说更积极。它还讲求中庸,所以中华民族能维系数千年,既不像有些文明完全断绝,也不像有的国家那样派别林立,思想堕入极端主义,这与儒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环球人物》:在封建王朝上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儒家学说是有依托的。一个是汉代的五经博士制度,加上科举制,官僚的来源基本上是儒生。另一方面,传统的礼仪包括民俗很多以儒学为根基。但现代社会,这些都已缺失,儒家怎样发挥作用?

    孔海钦:的确。服饰、礼仪、制度,这些都是儒家存在的依托。有识之士很早之前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创立孔教会的陈焕章,留洋多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到博士。民国初年一回来,就和梁启超、严复等一起联名致书,建议定孔教为国教,并写入宪法。这当然与当时的时代大潮不符。但今天看来也是一种远见,中华民族还是应该保留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日本、朝鲜、韩国甚至越南,这些中华文化圈的国家都保留下一些自己独有的东西,可我们中华民族呢? 17、18世纪,孔子的思想已借由传教士传出去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思想对西方启发很大。为什么我们自己反而要丢弃呢?

    今天,对儒家文化的延续,我们应心平气和地去研究,扬长避短,把一件件事理顺。我现在做的就是这个,可能对孔子的理解,我也会有一些偏差,但我相信方向上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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