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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民，1943年生，山西人。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北京工商大学教授。现任国务院特邀监察员、国家价格指导委员会委员。多年从事经济学普及写作，著有《经济学是什么》《小民读书》《黑板上的经济学》等。
“大众经济学家”梁小民有一个让人嫉妒的书房：顶天立地的书架严丝合缝绕着别墅二楼的墙壁整整一圈，把会客厅、写字间和阅读室都围在里面，配上水晶吊灯和西式桌椅，让《环球人物》记者有种穿越到19世纪欧洲的感觉。
这里是北京的郊区怀柔，既非庙堂之高，也非江湖之远，却足以让人享受世外田园的宁静，感受文化带来的乐趣。在今天的中国，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奢侈品。记者也就不难理解，梁小民何以笔耕不辍，写出那些妙趣横生的经济学故事。
让“一介小民”生活更美好
刚刚过去的9月，梁小民读了27本书。按照惯例，他每个月都会通过媒体专栏公布自己的书单，既是推荐，也是书评。这些书包罗甚广，但数量最多的并非他的老本行经济学，而是他最喜欢的历史。
“当年考大学的时候，我第一志愿是北大历史系。”梁小民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说。那是1962年，梁小民是山西省的文科状元。那年北大在山西只计划招收三名学生，历史、中文、经济系各一名。从小就喜欢读文史书籍的梁小民最后却被调剂到了经济系。开学后他想换专业，被学校拒绝，于是只好老老实实地念了下去。
毕业时正赶上“文革”，梁小民被分配到哈尔滨通河县林业局下面的一个林场，当了一年伐木工人，后来在林业局中学找了一份教师的工作。当时他以为一辈子就在那里了，无聊的时候就看书打发时间。“我的英语就是那时自学的，从内部书店买教材，回去自己看，后来读写都没问题，但听说不行。”梁小民笑道。本来以为这些知识都用不上，直到“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梁小民在1978年通过研究生考试，又回到了北大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处境相当窘迫。到1985年，梁小民一家还和另两位教师家挤在一套四室一厅的单元房内。当时国际关系学院有意挖他，给出的待遇是“三室一厅独立住房”，梁小民有些心动。但时任北大校长丁石孙说了一句“你是学校承上启下的人”，把他留住了。直到儿女大学毕业，无法继续住宿舍，梁小民才于1991年调入北京商学院（现北京工商大学）任教。
1994年，梁小民受商务部派遣，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期货理论。“我在国内教研究生宏观经济学，到康奈尔后就去听这门课，结果只听了两堂就听不下去了。美国的经济学无论课堂还是教材，全是数学模型推导，还不是普通的高等数学。而我的数学底子不行，于是意识到在这条路上没有前途。”梁小民有过攻读博士的冲动，但种种现实因素还是让他放弃了这个计划。“美国很多经济学家都致力于经济学的普及工作，于是我也决定换个方向，开始撰写一些通俗性、普及性的经济学文章。”
回国后，梁小民把经济学常识融入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中，先后在主流媒体开设多个专栏，出版了多部经济学普及读物，包括《经济学是什么》《小民谈市场》《黑板上的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纵横谈》《寓言中的经济学》等。此外，他还翻译了美国经济学家曼昆的《经济学原理》，被视为国内经济院系的经典教材。
把经济学通俗化的诀窍是什么？梁小民认为，经济学原理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同一个问题可以从各种角度进行分析，其中也包括经济学。他总能找到两者的相似之处，加以解读。“比如武侠小说中各个门派和高手，在激烈的竞争中谋求生存和发展，正如无数企业和个人在市场中的竞争。各派武功就像各家企业的特色产品，有垄断、创新、核心技术乃至产权保护等诸多问题。”梁小民希望，经济学知识能变成一种好玩的“闲话”，无论小学生还是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能看懂，从而让“一介小民”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这也正是他一直被称为“大众经济学家”的原因。
2003年退休后，梁小民的生活只剩下3件事：讲学、写专栏、看书。近年来，“看书，什么都看”越发成为他生活的重心：2014年，他一共读了315 本书；2015 年上半年，他已经读了158本。在远离尘嚣的幽静之所潜心读书，是他最想要的生活。
“市场手段总比行政手段好”
《环球人物》：写了这么多通俗经济学读物，您是希望自己的作品有启蒙作用？
梁小民：当然。我希望大家对经济学有点了解，看问题的方法和以前就会不一样。比如对于金钱、富人的看法，中国一些传统观念与今天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矛盾，可以通过经济学知识的普及让社会变得更和谐。
《环球人物》：您被视为“敢说真话”的经济学家之一，在您看来，目前中国经济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梁小民：还是转型。过去30多年的发展成就不容否认，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思想的开放，这种进步是巨大的。但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如经济结构失衡，也造成了现在的经济停滞。过去主要是数量型增长，靠人工和资源，缺乏技术创新，最后导致环境破坏非常严重，难以持续。从高增长转入新常态后，中国必须有自己的硬实力。现在很多人对创新理解有误，年轻人开个网店、办个网站都叫创新。真正的创新是要有核心技术的，是实打实、硬碰硬的科技进步，这必须依靠深层次的制度改革才能实现，让国企愿意去创新，让民企有能力去创新。
《环球人物》：在停滞和转型阶段，房地产还会反弹吗？
梁小民：我认为房价还会涨的。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房子长期处于供小于求的状态。虽然农民工买得起房的人比例小，但基数大，还有一部分城市人口需要改善住房。此外，中国的城市化还处于刚起步的阶段。虽然数据显示目前城市化率达到50%以上，但那是包括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在内的，实际上，他们没有城市户口，医疗、子女读书等基本福利都没有，这算什么城市化？中国真正享有城市福利的人口只有27%，而一些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初就达到了50%的城市化率。所以未来一线城市房价上涨是肯定的，二、三线城市要具体分析。经济发达地区的房地产发展会较好，经济发展较慢的地区，如一些县级市，房子已经盖得太多，未来十几、二十年之内很难有转机，一些特殊地区的房价还有可能崩溃。
《环球人物》：老百姓在这些问题上是否存在误区？
梁小民：很多百姓分不清界限，什么涨价都反对。应该分清什么是公益性的，什么是经营性的。比如水电，只能用涨价来限制人们的行为。水不涨价都浪费水，电不涨价都浪费电，最后必然导致能源危机。还有汽车的问题。十多年前，我在报纸专栏上主张用经济手段减少汽车数量，解决交通堵塞，当时很多人抨击我。十多年后，北京要提高停车位收费，又把这篇文章拿出来了。对于北京这样的城市，必须通过高价格限制交通，包括汽油高税收、道路收费、停车收费等，否则无法解决拥堵问题。
还有医疗，也应该用市场手段管理，因为优质医疗资源是有限的。未来医院应该分成两类：一类是私立医院，比如现在的三甲医院，都可以改成私立；二是公立医院，比如社区医院，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不以赚钱为目的，再穷的人有了病都能得到治疗，这就是公益性质的。但如果你想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就要付出更多的钱，这就是市场化原则。
《环球人物》：您认为用市场手段总比用行政手段好？
梁小民：当然。只要是在公开透明的法治下，用市场手段才能保证公平，而用行政手段则会导致特权，过去规定什么级别以上才能买软卧、头等舱，这就是特权。再比如汽车摇号，也是不公平的行政手段，往往导致需要买车的人摇不上，不需要的反而能摇上。换句话说，买汽车是人人都有的权利，如果要干预，应该用高价格限制，而不是你有权买，我没权买。
“金钱是衡量贡献的基本标准”
《环球人物》：在经济社会里，怎样认识金钱才是正确的？
梁小民：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就是以经济为中心的，这无法否认，也无需否认，所以不要认为谈钱很卑鄙。西方经济学家哈耶克把人类社会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因为有权才有钱，另一种是因为有钱才有权，他认为两种社会都有缺点，但比较起来，后一种比前一种要好。
我认为在法制完善、竞争充分、权利平等的社会里，金钱是衡量人对社会贡献的基本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换句话说，在正常的社会里，有钱人应该是对社会贡献更大的人。目前中国有些人的钱是不正常渠道获得的，这个不正常。
《环球人物》：最近大家在热议屠呦呦获奖与黄晓明婚礼的比较，后者花了两亿元，前者的奖金不够在北京买套房，从经济学角度应该怎么看？
梁小民：我认为两者在经济上没有可比性。明星是一种商品，顶尖明星是供给特别稀缺、需求非常大的商品。比如天赋好的歌星，粉丝就是觉得听他们唱歌值得，票就能卖高价，这是真正市场化的行为。何况明星的商业价值就那么几年，很快就过去了。但科学家并不是商品，历来不以金钱衡量其价值。另外，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里，科学家的贡献是有专利的，依靠专利，他们也可以获得巨额财富。如果屠呦呦是一位外国科学家，可能早已凭借专利收入成了富豪。类似的还有文字工作者，国外版权保护到位，不同级别的作者薪酬也相差悬殊，这就是市场化的做法。目前中国知识分子收入低正是我们市场化不完善的结果。
《环球人物》：法制完善是市场化的前提？
梁小民：是的。我特别强调法制规范这个前提。不是知识不值钱，而是没有制度保障。钱本身无所谓公正、平等，相反，钱可以成为很好的衡量尺度，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有了钱才可以扩大事业规模，保证一个行业健康持续地发展，这才是合理的机制。中国经济目前的很多问题，就是法制不健全、执行不力造成的。但我仍然保持乐观，经济体制不可能一下子改，还是要在稳定的前提下实现转变。纵观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社会转型期法制不完善都是必然现象。所以我认为原富无罪，就像小孩一样，必须经过“乱折腾”的阶段，才能最终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