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背着土地行走

    人物简介：李佩甫，1953年生于河南许昌。1984年毕业于河南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国家一级作家。历任《莽原》杂志副主编，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协主席等职。代表作有《羊的门》《城的灯》《李氏家族》等，2015年8月16日凭作品《生命册》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8月16日，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当天，李佩甫与往常一样，上午关闭手机，在家中写作。中午时分，他开机后接到河南省作协秘书长乔叶的电话，通知他的作品《生命册》获奖了。李佩甫问：“是吗？”乔叶说：“是。”“真不真？”“准确。”

    李佩甫的追问是因为，在从事文学创作的38年中，他获得过各类奖项，唯独与茅盾文学奖总是擦身而过。对于获奖，说完全不在意并不真实，“文学早已变成我的一种生活，得不得奖都要在这条路上继续。得奖会更高兴，是个鼓励鞭策呗。”

    老牛破车，干些自己想做的事儿

    《环球人物》记者去采访李佩甫时，茅盾文学奖已揭晓12天。他依旧上午写作，约记者下午到他位于郑州金水区的寓所。小区颇有年头，临街，很不起眼。推门进去，几只陈旧的布沙发，吱嘎作响的椅子，屋里到处散乱着书和文学杂志。给李佩甫拍照时，他四下看看，有点不好意思：“屋子太乱了。”

    李佩甫身材修长，面庞瘦削，一件略显宽大的白衬衣，扎进灰色西裤中，脚上趿拉着一双蓝拖鞋，烟不离手。“老牛拉破车”，是他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自嘲，每当有人问他身体或创作情况，他都会这样说。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找到写作方向，李佩甫的笔下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原这块土地。在获茅盾文学奖的《生命册》中，主人公“我”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被村里3000双眼睛所注视。这个吃百家饭长大的乡村孤儿，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进入省城，当了大学教师，他希望摆脱农村成为一个完完整整的“城里人”，无奈一直有同村人来求他办事，老姑父更不时传来要求“我”为村人办事的指示性纸条，让力量弱小的“我”痛苦不堪，在现实的困顿和爱情的憧憬面前，“我”毅然接受大学同学“骆驼”的召唤，辞职成为“北漂”枪手、股市操盘手，后来当上一家上市公司的负责人。而“骆驼”则在欲望和贪婪的膨胀中走向毁灭。

    长达38万字的书中，既有对20世纪后半期几次政治运动中乡民或迎合或拒绝或游离的生存境况的描摹，亦有对乡人“逃离”农村，在物欲横流的都市诱惑面前坚守与迷失的书写。有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是李佩甫的生命之作。

    从2008年开始着手，到2012年完成出版，创作历时4年。仅小说开头“我是一粒种子”这句话，李佩甫就花了一年时间寻找灵感。在那一年里，他回到老家许昌的村庄，走走转转，吃了好几箱方便面。“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乡村已经不是原来记忆中的那样了。有一天早上9点我围着村子转了一圈，3000人的大村子，一个人都没碰到，只碰到一条狗。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村里剩下的都是老人。和记忆中乡村的强烈对比，让我目瞪口呆，并深深思索。我于是开始动笔。”

    他也曾想过这样的开头：“孩子，我今年54岁了，有些话得跟你说说了。趁着天上的雷还没有打下来，我要告诉你，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后来他觉得“孩子”太具象了，而书中实际上是内心独白式的精神流、思想流，“是50年对家乡、对自己、对土地的反思，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对开头的推敲，将李佩甫的文学苦修风格展露无遗。他曾告诉文学评论家何弘，“顿悟的最终比不过苦修的。在大的时间概念里，任何聪明都不起作用。”李佩甫有散步的习惯，“很多个晚上，我穿越大街小巷，像狼一样在各个街头徘徊，想写好作品，想找好素材，想找好方向，这种状态持续了很多年。”

    苦苦的寻觅中，快乐也更显浓烈，“写得顺时，比如很多细节的涌现，找到了特别准确的词语，自己会有种指甲开花的感觉。”他边说边向《环球人物》记者欢快地指指自己的手指头。

    除了开头“种子”的比喻，李佩甫在书中写了很多种植物。“我是把人当作‘植物’来写的。”平原上几十种树，他都认真研究过，这样的土地为什么生长这样的树木、植物，这些树为什么离开土地之后变形。“我发现，平原上的植物是‘小中求活、败中求生’的，它可以任人践踏，但生生不息”，李佩甫意味深长地告诉记者，“这些植物特性正是这片土地上人的特性。”

    拯救我、清洗我的是书

    同书中的主人公一样，李佩甫对豫中平原也有着永难割断的熟稔和牵绊。

    他1953年出生在许昌一个工人家庭，成长在一座底层工人聚集的大杂院，“这里的生存方式极为粗粝，我几乎每天都在詈骂和争吵声中醒来……但同时又有着温情、仗义、善良的这么一院人。”

    上世纪50年代生人是命运多舛的一代，赶上了大灾荒、“文革”等所有残酷的生活。“六七岁上小学时，我每礼拜六下午，都要背上书包，徒步30里到乡下的姥姥家去，为的是能吃上顿饱饭。其实就是到地里，偷几块红薯，掰几棒玉米，烧一烧，烧焦了，半生不熟的，吃一嘴黑。”他爱听姥姥讲的“瞎话儿”（乡村故事），“就像明月一样，每晚都在我的床头升起。”这后来也成为他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的开头。

    当时，他家所有的亲戚也都是乡下人。他至今记得三年困难时期，一个乡下亲戚到城里来，手里提着两串毛毛草，串着蚂蚱，很羞涩地站在门口对母亲说：“姑，实在没啥可拿，逮了两串蚂蚱……”

    “拯救我、清洗我的是书。”李佩甫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由于父母都不识字，李佩甫的家中唯一有字的，是半本黄历。爱书的他开始到处跑着借，“小时没吃过面包，但在书中吃过了。那里有铺着亚麻布的餐桌、飘逸的白纱窗帘、大列巴面包的香味、美丽的爱情。”如今回忆起来，他的神情里依然有着信徒对圣父般的虔诚和感激。“书本摊开的是一个个生活的‘沙盘’，一些烫眼的句子，一些不同的生命体验，也许对我的一生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参照作用。”

    1974年，李佩甫考上技校，之后在工厂当工人，开过各种各样的车床。1978年，他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青年建设者》等3部短篇小说，拿了35块钱稿费。因为这3部短篇小说，李佩甫得以调入文化局成为专业创作人员。

    他的写作，除了从书中疯狂汲取营养，现实的经历更是不可或缺。当工人之前，他就下过乡，当过知青、生产队长，进了文化局之后也挂职当过副市长，现在是河南作协主席。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生活，而不是为写作的“准备”，所有的生活都不会白费，“都会像豆芽一样浸泡在你的脑海里，膨胀后，写出来。”

    剧变的时代，怎么能够安静？

    在创作上，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领地”。李佩甫赞赏贾平凹“有大智慧”，原因在于他从创作初期就有文学领土意识，在自己的故乡商洛挖了一口深井，自此其他作家无法踏入这块土地。而自己则“东奔西突、苦苦寻觅”，直到上世纪末才找到豫中平原这块属于自己的“文学土地”。

    《生命册》是李佩甫“平原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从1999年写《羊的门》，到2003年写《城的灯》，再加上《生命册》。他笔下的人物，也从农村呼风唤雨的当家人，变成“逃离”乡村的农民，再变成背着土地在城里追逐浮沉的“城里人”。

    “找到了我的‘平原’，就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我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是我的‘亲人’，当我写他们的时候，我是有疼痛感的。实实在在地说，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作家是生活在大地上的植物，我们的写作离不开自己最熟悉的土壤，只有深入书写自己熟悉的领地，才能游刃有余。”李佩甫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在这片平原上，有李佩甫熟悉又陌生的人、乡土、情愫。他概括道：“山东人都是闯关东，‘闯’有很大的豪气。河南人则是走西口，背水而上。因为黄河对于河南来说，是一条灾河，总是泛滥。西边高，所以背水而上，河南历来的逃荒路线都是西去。”

    在李佩甫看来，豫中平原这块土地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灾难深重。生活在这里的百姓就是靠自己的头来支天，这个力量总是略显单薄。同时，作为汉文化腹地，这块土地又背负了太多，“比如五千年文明史，可能也是一条无形的锁链。”

    这就形成了中原大地和黄土高坡地带不同的民风，甚至文风。但二者也有相同点，“那就是很强烈的土地意识，苦难意识。”李佩甫说。

    除了书写苦难和故土，文学总是在探讨着时代，“现在是个现实比文学更精彩的时代。面对社会的剧变，对作家来说，一方面，我们赶上了如此多元、复杂乃至驳杂的时代，堪称幸事；另一方面，又对准确把握生活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我们需要时间思考，却常常来不及。比如说，当下的农民已逐渐演变为流动着、迁徙着的人，在大变革的潮流中被裹挟着四处奔突。这是连根拔起的一种生活，是疼痛与憧憬并存的一种生活。”

    他没有痛心疾首的批判，反倒多了一丝释然。“这就是一个躁动的年代。社会在剧变，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巨大的漩涡，怎么能够安静？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风尚，这些都是阶段性的。过程是不可超越的，必须要经历这样的阶段，我也只是期待他慢慢好起来。”

    在众声喧哗中，李佩甫仍坚信文学的力量，“现在进入全民写作时期，各类人都在写作。刚还在网上看到一个标题，叫‘小鲜肉秒杀老作家’。这对时代来说是一种进步，但是文学还是有标尺的。什么是标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