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总理的股市烙印

    围绕着朱镕基对中国股市的影响以及当下中国股市的发展，《环球人物》记者采访了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著名财经评论家和专栏作家贺宛男，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清华大学金融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宋逢明。

    朱镕基对股市的最大贡献

    《环球人物》：有人评价说，朱镕基是对中国股市影响最深刻的总理，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宋逢明：我当然同意。朱镕基非常熟悉经济，对股市很有研究，而且都是凭数据说话，从来不搞假大空，改革开放后的历任总理基本上都没有他熟悉和了解股市。

    贺宛男：我同意这个观点。在朱镕基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期间，至少有七八年时间里，金融和股票市场都是他在管。他和中国股市的关联时间较长，加上他本人是一位强势的总理，对老百姓利益也很关心，所以称他是“对中国股市影响最深刻的总理”，这一点我毫无异议。

    《环球人物》：您认为朱镕基对中国股市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宋逢明：我认为朱镕基对中国股市的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首先，中国股市最早是在上海试点的，就是朱镕基主政上海的时候，可以说是他具体促成的。其次，当时国有企业资金困难，朱镕基主持、推动了国有企业上市，帮助国企解决了部分资金问题。

    贺宛男：朱镕基对中国股市和金融市场最大的贡献，我认为是对四大国有银行，工、农、中、建，不良资产的剥离，以及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让四大行和后来的招商银行等上市。这既是朱镕基最大的功绩，也是中国股市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环球人物》：为什么四大行的上市意义特别重大？

    贺宛男：因为在2000年左右，四大行基本上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官方统计的不良资产率是25%左右。由于中国经济的融资大部分都来自于信贷，如果银行走到破产边缘，中国经济也就走到破产边缘。

    危急关头，朱镕基建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把四大行的不良资产全部划出来，大约有1.4万亿元，进行对口接收，之后四大行的债务相对就轻多了。然后要求它们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寻找海外战略投资者，比如美国花旗银行等，同时通过财政部向四大行发行特别债券1.5万亿元左右，使其从病入膏肓转向健康发展。到2004年，国有银行开始上市，2007年的“大牛市”靠的就是这些央企。这个基础绝对是朱镕基奠定的，这一点可以说是功可盖世。

    说实话，只有朱镕基这样有魄力的人才敢于剥离坏账烂账，这一点我是非常赞赏的。我们必须承认，那些年中国经济能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成长，是朱镕基打下的基础。

    用行政办法救市，要历史地评价

    《环球人物》：当年朱镕基在股市上的言论和举措，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贺宛男：他在股市上的言论实在太多了，而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两次大动作：第一次是1999年的“5·19救市”。当时由于宏观经济下滑明显，再加上连年弱市，市场信心接近崩溃。为了重振股市，朱镕基主持出台了八大刺激政策，使股市在短短34个交易日内，涨幅超过了70%。多年以来，股民都很怀念“5·19救市”，每到股价大跌的时候，股民就想，政府还会不会像朱总理那样来救市？

    第二次印象最深的大动作是2001年6月的国有股减持。当时为了配合国企改革，由国务院发布了一个《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保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其中提到，凡是上市国企要拿出10%的股份，按照市价减持。那时正是朱镕基当总理以后的股市最高点2245点，这个决定一出台，股市马上一蹶不振。

    《环球人物》：您如何评价这些做法？

    贺宛男：我个人认为朱镕基是关心股市的总理，但这两大动作我并不认同。股市总归有市场化的规律，不应该用行政的办法解决市场的问题。

    《环球人物》：有人总结，朱镕基对股市的态度是：下跌要救，上涨要压。对此您如何评价？ 

    贺宛男：关键在于，一会儿救一会儿压，采取的都是行政办法。但现在回过头看，我们不应该过多地责怪朱镕基，而是要历史地评价。

    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开始主抓经济时，正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特别是国企。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拨（款）改贷（款），大量债务压在银行身上，银行几乎陷入破产的境地；国企效益也非常不好，不得不采取让3000万人下岗的办法。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他希望股市能好一点，所以就用行政的办法来救市。股市好起来后，为了安置下岗人员，那时也没什么社保基金，企业还要负担退休人员工资，他就想通过对股市施加减持来筹集社保基金。所以我说从历史的眼光看，这是可以理解的。

    《环球人物》：用行政的手段救市，您觉得是最好的办法吗？

    宋逢明：创办上交所之初，中国股市就像一个弱小的生命，如果不仔细看护就很可能夭折。之后历次整顿都是在当时特殊的经济情况下，为了避免股市崩盘、避免老百姓彻底失去信心、避免大量上市公司破产而进行的。否则那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挫折。总体来看，朱镕基实际上是中国股市的奠基人，也是中国股市健康发展的推动者。

    朱镕基曾经引用过市场对他的一句调侃：“中国股市既不是熊市，也不是牛市，而是朱市。”这本是一句玩笑，朱镕基这么说也有自嘲的意味。这话其实对他是很不公平的，当时中国股票市场很不成熟，很不理性，没有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又因为涉及老百姓的财富，社会关注度非常高。

    在这种情况下，朱镕基比较强调对股市的宏观调控。我个人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调控的思路是正确的。当股市下跌得很厉害时，政府调控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当股市上涨过快时，政府调控可以防止股市过热、产生大量泡沫，避免泡沫破裂造成股市崩盘。

    当然，从今天来看，解决股市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从根本上建设好市场制度，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引导其走向理性。我认为中国股票市场最根本的理念转变是要把股市从一个融资市场转变成一个真正的投资市场，从以上市企业为中心转变到以投资者为中心，要建立起股市和实体经济的联系，使投资者能真正从实体经济的发展中获取回报，而不是依靠投资者之间互相搏杀、你赚我赔的方式获利。

    《环球人物》：那么，监管者需要为百姓炒股的风险负责吗？

    贺宛男：如果真的碰到无法回避的系统性风险，比如亚洲金融危机、美国“9·11”事件那样的突发状况，无论是监管者还是行政首长，都不可能置之不理。但像美国那样的监管者，2008年金融危机时，雷曼兄弟都破产了，也没有采取什么行政手段来救市。他们的办法是，你破产就破产，但国家会出钱购买优先股，等你好了之后我再卖还给你，100块钱买的150块钱卖，你赎回了企业，国家还赚了钱。这种做法就是相对成熟的。中国老百姓为什么很怀念“5·19救市”？因为中国股市长期以来是“牛短熊长”，一到“熊市”股民就希望有救世主出现。但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股市要真正走向市场化、国际化，就不能再重复之前那样的做法了。

    行政化调控慢慢变成市场化了

    《环球人物》：当年朱镕基利用资本市场推动了国企改革，现在新一轮的国企改革是否延续了他当年的理念？

    贺宛男：从1993年开始，大批国企上市。很多企业采取拆分上市的方法，就像是从一大盆稀饭里捞出一碗干饭一样，把优质的部分拿出来上市融资。当时上市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帮国企解困，换句话说，就是让中国股民帮助国家渡过难关，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当下的股市也很关注国企特别是央企改革，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现在的国企，特别是央企，不再贫困弱小，而是大而不强。新一轮国企改革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涉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现在国有控股股东的控股权过剩，有些达到70%甚至80%以上，所以要把一部分股权让出来，给其他所有制经济，比如民企和外资。把国有股适当拿出来一点，并不是要像当年那样突然市价减持，而是要先进行资产评估等一系列准备工作。所以股民对国企，特别是央企的改革要保持理性，时代不同了，改革也不会一样。

    《环球人物》：您认为目前中国股市是健康的“牛市”吗？

    贺宛男：我个人觉得目前的中国股市基本上算是一个健康的“牛市”。原因是有三个方面正在重新配置：第一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前不管是配股还是定向增发，再融资都要过一个财政年度才能申请，常常要过十五六个月。这对很多创新企业来说，由于市场变化很快，容易错过机会。现在证监会废除了这条规定，一些新股刚上市不久就申请再融资了，于是大量优质资本被吸引到股市里来。过去经济基本面一旦不好，股市就下来了，现在可以放眼全中国，几千万家企业里总能找到几万家好的。所以说，现在股市“走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动用一切市场化手段把优质资源配置到资本市场上来。

    第二是中国居民家庭资产的重新配置。之前居民家庭资产的一半以上是房产，其次是储蓄，股市资产在中国家庭中的占比能有10%—15%就很高了，尤其是农村地区，没多少农民进股市。所以证券化资产的比重应该增加，办法无非是两种：多发股票，提升股价，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第三就是国企特别是央企的股权重新配置。不能老让国有股一家独大，造成很多弊端，未来要分散国有股权。

    《环球人物》：有人把这轮“牛市”和2007年“牛市”对比，您认为周期性的规律在股市中存在吗？

    贺宛男：我个人从来不对指数进行评论和预测。如果要把这轮“牛市”跟2007年对比，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中国经济是13%、14%的增速。而目前的这一轮“牛市”总体上是因为经济状况比较低迷，我们必须进行资本重新配置、经济模式转型造成的。要问是不是8年一定会出现一轮“牛市”，或多少年出现一轮“牛市”，这是无法预测的。

    《环球人物》：具体来说，我们离成熟的资本市场还有哪些差距？

    贺宛男：毫无疑问，从大的方向、比较长的时间来看，中国股市的确是越来越成熟了，过去完全行政化的调控慢慢变成市场化了。但是跟国际水平相比，仍然远远不够成熟。比如目前的中国股市还没有突显出长期投资价值，很多资产重新配置的股票是通过炒作题材，或者通过内幕消息实现的。

    总体上，我把中国股市的改革寄希望于这次修改证券法，希望修法之后，监管层能更好地依据法律办事、深化对外开放，包括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中国股民可以买美国股票、英国股票，慢慢地我们就会按照国际惯例办事，最终让中国股市跟世界连成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