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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考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62年出生，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2011年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为过去10年“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泰勒·考恩特别喜欢麻婆豆腐。这差不多是他唯一能用中文说出的菜名。当然，他提到“北京”“上海”“深圳”时的发音也很标准，“山东”就差一些，很容易听成“成都”。
考恩这次来中国比原计划提前了几天，自己先在各地玩了一圈，然后才回到上海、北京，跟许小年、张维迎等中国经济学家谈论他刚刚推出中文版的畅销书《大停滞？》。这是考恩写的一本经济学著作，最初只发表在他的博客上，因为深入浅出而广受欢迎，在全美经济类博客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甚至超过了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开的专栏。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后，成了全美畅销书，《彭博商业周刊》因此将考恩称为“美国最火爆的经济学家”。
思考“科技创新为何停滞”
考恩把自己的博客命名为“边际革命”，是为了纪念几位经济学家在1871年提出了“边际效用”的概念，这后来成为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另外，他也想激发读者的好奇心。“我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吸引人，即使不懂经济学的人，也会问这是什么意思。当然，我并不是在支持暴力革命。”他笑着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考恩善于把高深的理论通俗化。热爱美食的他还写过另外一本畅销书《发现你心里的经济学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例子，让普通人了解经济学理论。“比如美国有很多移民开的餐馆，为了适应美国人的口味，他们几乎都改革了菜谱，美国的麻婆豆腐跟成都的就不一样。这跟国际贸易有一比：你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做生意，什么能妥协，什么不能妥协？什么能交换，什么不能交换？对我来说，这是很有趣的课题。”
考恩一直在对生活进行思考。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这种思考变得更加深入。“我在想，科技给生活带来的变化到底有多大？在我50多年的生命中，电脑、手机出现了，但其他的呢？我讲课的方式没改变，我开车的方式没改变。我住在一幢20世纪50年代建的房子里，那个厨房做出的饭，跟现代化厨房做的毫无区别。我生命中所有的变化，跟从前相比到底改变了多少？我也想解释美国为什么会有金融危机。美国人一直在消费、贷款，好像一直进步得很快，其实是我们的期待超过了现实；我们觉得自己很富有、了不起，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进步的基础。”
金融危机后，全世界都出现了经济停滞的局面。跟许多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考恩认为，这场危机不是周期性的经济动荡，而是根源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技创新的停滞。那些富裕了很长时间的国家，科技脚步开始放缓，人们坐享一个世纪之前的科技硕果，却自认为创新能力很强。表面上，各类技术产品层出不穷，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影响也确实深远，但相比于20世纪初期发明的电、马达、汽车、火车等极大推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重大变革性科技创新，计算机和互联网至今没有让所有人受益，更没有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互联网对经济的作用被放大了
《环球人物》：西方通常认为经济危机和滞胀是短期现象，但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至今还未结束，您怎么看待这种“长期滞胀”？
考恩：其实，我认为滞胀从上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了，只是我们一直不承认。人们总是试图忽略它，或者说成是暂时的现象。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复苏非常缓慢，人们终于意识到这就是新常态，才开始寻找问题的答案。美国正处于自我反省的阶段，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过去那么快了？这种反思和讨论是最近才出现的。
认为经济陷入长期滞胀的观点正在成为主流。欧洲国家如意大利，经济已经15年没有增长了，债务水平非常高，美国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及日本做得好一些，但从全世界来说，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处于同样的状态中。人们会问，经济放缓出现前一定有些基础性原因，我认为主要在于新科技的影响力没有旧科技那样大。
《环球人物》：这与大多数人的观念是相反的，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科技爆炸时代。
考恩：我们不妨看一下20世纪初的美国，那时它在很多方面和今天的中国非常像：快速的经济增长，当然环境污染也很严重；敢于为前进承担风险；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建设；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推崇；以及对未来前景的无限信念。
我祖母出生于20世纪初，当她是个孩子时，大多数美国人生活在农场里，没上过高中，没有抗生素或疫苗可用，没有汽车、广播，也没有机会坐飞机，电和抽水马桶还没有普及，大多数人都是穷人。但是，到我祖母50岁的时候，美国的一切都改变了：发明了电力系统，建造了世界最大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后来又实现了载人登月，多数人都过上了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
再来看看我。在我人生的前50年，没有太多东西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以前人们开汽车，现在人们依然开汽车，只是更加安全和舒适；以前有干净的饮水和电力，现在仍是这样；以前有唱片播放机，现在有MP3和CD。打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对我而言，那时所呈现的美国和今天的美国十分相似。生活的许多方面确实有所提高，但都不是本质性、变革性的。同时，在另一些方面我们反而倒退了：不再登月；放弃了商用级的超音速客机；城市堵车，通行时间比以前更长……最要命的是，美国人现在处于一种漠不关心的精神状态中，我们相当自满，更倾向于安于现状，还自以为创新性很强。
《环球人物》：电脑和网络带来的变化呢？
考恩：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出现的确是巨大的进步，其影响也日渐深远。但它们仍不能与20世纪初的技术进步相比。我们能更快地获取信息，但这并没有使大多数人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美国男性职员在1969年赚的钱要比今天多。现在国民收入增加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在劳动力构成中越来越多的女性。相关数据表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对工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有限，至少在美国如此。以前，生活水准大概每代人翻一倍，现在却步履缓慢。人们将越来越多的信息组织起来，却并没有什么用。
包括移动互联网，对经济的作用也没有媒体宣传的那么大。无论中国还是美国，要问哪个领域因为网络科技而变化最大，我会说是媒体，但这并不是普遍的现象。有些人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中获益颇多，比如科技达人、微博控等，我称之为“信息狂”。对他们而言，互联网就是天堂，但有多大比例的人是“信息狂”呢？我认为只占总人口的10%左右。在其他领域，比如教育、政府管理等方面，网络的发展是很慢的，至少没有人们讨论的那么快。
《环球人物》：导致科技进步迟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考恩：在美国，一个原因是糟糕的经济政策，我们对经济限制得太多。有太多部门和团体可以阻碍新技术的运用，市政府、州政府、联邦政府、环保部门……比如无人驾驶汽车，很多州的法律不允许这种汽车上路。内华达州修改法律后允许购买无人驾驶汽车，但必须有人驾驶才能上路。这意味着企业节省不了多少钱，你还是需要雇佣司机，哪怕他干坐着。这些法规限制了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思想和态度。美国人比之前更加自满，认为自己过得很幸福，不思进取。在对未来的雄心壮志方面，或许现在是中国走得更远一些。
下阶段增长模式具有不确定性
《环球人物》：中国正在推进“互联网+”计划，让互联网技术跟所有行业相结合，是否可以打破您所说的障碍？
考恩：中国现在非常热切地要发展科技，可以说现在热衷科技创新的，除了美国就是中国了，欧洲人更关心他们的文化。但企业的成功是长期的积累，短期内失败的比例很高。还有，科技企业不会雇佣太多人，无论是脸谱、谷歌还是推特，雇佣的人都很少，难以解决就业问题。我想，“互联网+”计划会在未来20年给中国带来很多好处，但难以解决眼下的问题，也无法阻止经济增速下滑，因为那是要靠长期投资拉动的。
网络的确给中国带来了新希望，我认为某些方面你们已经走在了美国前面，正在做一些新尝试，这很容易带来巨大的变化。但即使这样，中国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人们总以为一切已经被科技改变，事实上只是一部分而已。
《环球人物》：有观点认为中国企业因为互联网而提高了经济生产效率。
考恩：P2P在整个金融贷款中占的比重还很小，大部分借贷还是通过主流银行进行。科技在大公司里确实发挥了作用，比如百度、阿里巴巴，但如果看看中小企业，科技的作用并没有那么显著。我在西安看到很多小公司，在互联网上也开展了一些生意，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和效率。只能说，这是一张未完成的图景，尽管所有的箭头都指向正确的方向。
科技比我们强大，走在了我们前面。事实上，人类自身的进步是非常缓慢的，科技的力量与人类运用这种力量的能力是不平衡的，这是导致科技停滞的一个很大原因。但我认为每经历一代人，就会有新的进步，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每一代的转折，但在一两年内是无法看到的。
《环球人物》：中国未来是否会像美国一样陷入技术停滞，或者中等收入陷阱？
考恩：我的观点是，中国的一线城市和沿海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等，可以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但内陆和西部地区有停滞的危险。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中国沿海地区可以出口很多东西到世界各地；二是中国的制造业正在更多地使用机器人，减少雇佣农民工；三是短期内地方债是个大问题。现在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很高，这是好消息，但也意味着中国的成本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没有了，所以西部的发展会有一个艰难期。国外企业来中国也更偏爱沿海地区，人才也会向那里聚集，地区差异会持续下去。中国有一天会面临和美国一样的技术停滞吗？很有可能。中国下一阶段的增长模式需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挑战，具有不确定性。
《环球人物》：克鲁格曼等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再保持高增速了，您是否也这么认为？
考恩：我跟克鲁格曼聊过这个问题。我们都对短期情况感到担忧，我想未来5年的调整期可能会很痛苦。但从长期来说，我比他乐观很多。中国人才很多，过去你们面对过更糟的问题，但也走过来了。我认为中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更完善的法律、更清晰的规则、更多诚信、更加透明。这样你们就不必再依赖出口和科技，巨大的红利也会因此而来。其实，经济发展并不完全依赖于科技进步，诚信、监管都会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事实上，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关于中国的数学模型，即使有再多预测，最后的实际情况也往往会令人震惊。我认同中国模式无法复制的观点，完全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