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物美价廉的观念需要转变

    人物简介

    李俊，1964年生，四川金堂人。现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产品质量与安全法制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

    在李俊的朋友圈里，不时会有人推荐德国的汽车、日本的相机。朋友曾送过他一只日本产的电动牙刷，用过之后，他的评价是：“实用性、舒适性高，而且精致。”当电饭煲、马桶盖因为被中国游客春节期间赴日抢购而引发热议时，李俊并不觉得意外，因为“需求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了”。

    李俊是外经贸大学教授，一直关注产品质量及其相关立法。他的思考更多是和自己的专业结合在一起，“某种程度上，消费者是为良好口碑和质量管理买单。”

    中国产品占被通报产品的一半以上

    环球人物杂志：看到中国游客海外抢购的新闻时，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李俊：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是品质的力量，是消费者在选择。中国消费者在日益成熟，买东西的时候，很多人已经不再只考虑价格高低，而是更关注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舒适性、寿命长短、售后服务等质量因素。

    环球人物杂志：说到我国产品质量现状，您给打多少分？

    李俊：乐观一点讲，70分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谁要是买一台日本的电视、洗衣机，那就不得了。这十来年，我们家电品牌已经起来了。还有我们的“神九”“神十”“蛟龙”号，没有数以万计的优质产品支撑，飞天下海是无法想象的。但另一方面，中国产品质量在整体上参差不齐，特别是给人的印象，老出事。无论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产品召回通报，还是欧盟非食品类消费品快速预警系统，中国产品都占到被通报的不安全产品的一半以上。

    环球人物杂志：我注意到，您提到了安全，安全和质量是产品的两个层面么？

    李俊：是的。安全是指产品的无害性，质量是指产品能更好满足需要，这就决定了政府的质量管理要有差异。现在有种共识：政府重点管产品安全性，把质量问题交给市场。怎么理解呢？政府只管食品、药品、化妆品以及其他日用消费品，因为这些和人的健康直接相关。比如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负责管理药品、食品、生物制品、化妆品等；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负责监管；也有专门的法律，如《食品、药品、化妆品法案》《消费品安全法案》等。

    但我们现在主要还是行政监管手段。首先是面太宽了，什么都管。其次是多头监管，比如食品安全原来叫“九龙治水”，新的《食品安全法》二审稿出来以后，有人数了数，涉及13个机构。最后是分段监管，生产归质检，流通归工商，不易形成合力。

    环球人物杂志：质量这个问题近几十年特别受关注。这个问题过去是怎么解决的？

    李俊：在传统的熟人社会，靠的是口碑。而且工匠单独设立户籍，世世代代做这个东西。从春秋时期开始有“物勒工名”制度，工匠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他做的东西上，这也形成了一种质量追溯体系，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而且，传统社会里，多数人有信仰，生产假冒伪劣，良心要受到谴责。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属于国家，人们没有寻求经济利益的冲动，所以质量问题比较少。

    索赔胜诉的不到1/3

    环球人物杂志：又快到3.15了。您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和您咨询维权的？

    李俊：当然有。有的朋友买到假冒伪劣，气不过，就想打官司。一般我会帮他们分析，你可能获得的赔偿，以及你付出的成本，很多人听完就放弃了。无论是消法的4倍赔偿，还是《食品安全法》的10倍赔偿，赔偿额度都比较小；而且立案、举证很难，像食品安全案件，胜诉的不到1/3。

    环球人物杂志：我们也有《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权责任法》，为什么维权还是这么难呢？

    李俊：虽然我们有这些法，但立法的思路不是调动消费者维权，而是行政监管。

    在美国、加拿大、欧盟、日本等国家，产品责任法很发达，鼓励消费者维权，对生产者、销售者形成很大威慑。只要产品存在超出预期的危险，消费者就能起诉生产商或经销商，获得赔偿。赔偿除了实际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外，还包括精神损害。

    如果生产商、销售商主观恶性较大，还适用惩罚性赔偿。你明知道产品会出问题，估算下来，赔偿总共200万，改进要投入1000万。但你出于利益考虑选择赔偿，而不改进。那就加大赔偿，让你赔2000万。

    环球人物杂志：在咱们国家，出了重大质量问题，会有机构介入，比如消协。但遇到数额比较小的赔偿，只涉及个别消费者，有什么国外的经验可供借鉴的呢？

    李俊：美国有种小额法庭制度。消费者买几千美元的商品，可以在小额法庭起诉解决。周末也可以开庭，填张简单表格就行，证据要求也比较宽松，不需要律师代理，收费也很低，一次结案。因为很方便，消费者也愿意去起诉。同时，哪家公司的纠纷多、起诉多，产品安全性差，政府监管部门就会跟进调查。所以，这也是个联动机制，很有效。

    日本产品如何从劣质到高质

    环球人物杂志：日本产品质量是如何完成蜕变的？

    李俊：二战前，日本产品被称为“东洋货”，是劣质货的代名词。二战后，美国启动了扶植日本的“道奇计划”，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戴明受邀到日本，出书，开讲座，讲怎么提高产品的质量。国民经济在战后濒临破产，也让日本开始重视质量救国，不但引进美国先进管理方法，而且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提出了涵盖设计、销售、运输、服务等环节的全面质量管理理念。还设立了戴明奖，将每年的11月确定为“质量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共同推动。上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能和欧美抗衡了。80年代时，美国已经感受到了来自日本的竞争压力，1987年通过了《质量促进法案》，推广先进的管理方法。

    环球人物杂志：看来质量不仅仅是某个生产者的事情，而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作为社会一份子，我们能为质量做些什么呢？

    李俊：我们的质量意识越来越强，但还没形成共同重视质量的社会氛围。假冒伪劣屡打不绝，很多时候，不是生产者能力达不到，而是利益驱动。所以，我们要改变物美价廉的观念，营造优质优价、低质低价的环境。只有让优质产品生产者有更好的收益，质量提升、质量安全才能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