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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三个1亿人的乡愁

陈凌 《 环球人物 》(

    “春节前,我去贵州考察,非常有感触。在一个高速公路服务站,我看到了一群农民工,他们是从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回老家贵州过春节的。我问他们有什么愿望,他们中的多数回答说,想回贵州就地打工就业。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回答,‘老娘在家,孩子在家,出去十多年了,没有尽到孝,没有尽到责任’。我问他们在外地过得怎么样,他们当着我的面就流泪了……”

    3月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的审议时,讲到此处,现场鸦雀无声。思乡的心酸、回家的艰难,连同城乡的二元、改革的出路,齐齐涌上人们心头,犹如一滴浓墨滴入清水,激发了情感的共鸣和理性的思考。

    如果我们把时间的曲线稍稍拉长一点,不妨将这段插曲视作国家最高议政场合对席卷春节的“乡愁”大讨论的呼应。那篇引发轰动的上海博士返乡日记写道,“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其叩问的是:谁会真的没有故乡?谁在不得不走向远方?又有谁能因为远方繁华就忘却了故乡?当有机会面对国家总理时,一被问及故乡与远方,这些平凡家庭的顶梁柱、沉默负重的壮年汉子,欲语泪先流。

    这泪水,指向了乡土中国的现代难题。

    浸淫传统的中国人,骨子里总是安土重迁,舍不得“挪窝儿”,甚至对一声吆喝、一爿围墙、一道菜品有无法割舍的眷恋。这种脱胎于农耕文明的传统观念,是滋生乡愁的重要土壤。与之相对,现代生活带来的变动不居,则是将乡愁醇化的“催化剂”。远离故土,在外打拼,漂泊感随之而来,一如白居易诗云,“淼茫积水非吾土,飘泊浮萍是我身”。继而是无根感的侵袭,“一旦没了故乡的概念,一切病相就要来了”。所以,每一个在外的游子,无不在努力寻找一种确定性,对抗匆匆多变的现代漩涡。

    这确定性,远方给不了。拥堵的马路,居高不下的房价,物质的屏障高调而分明。但真正让他们面对总理直言“心酸”的,是“很多待遇不平等,不只体现在社会公共服务,还有企业薪酬”,制度的屏障隐约又顽固。所以,他们对总理说,“多数人想回家”。

    然而,这确定性,故乡同样给不了。博士返乡日记以毫不留情的方式,揭开了乡愁看似唯美的面纱。故乡不仅少了炊烟袅袅的农家、水声潺潺的溪流和小巷悠悠的格局,不仅依然有经济的乏力和相对的贫瘠,还出现了人际关系的失落和文化的断裂。随着老一代人逝去,维系家乡共同体的力量开始消亡,年轻一代没有了亲族牵连,也失去了共同话题,攀比几句“成功”,就匆匆离开。

    当故乡只是记忆中的一棵树、一条河,而没有就业和小康的机会,没有人际关系和地域文化的延续,它最多只是诗意的想象,生不出根,长不出灵魂。于是,回家,再离家,一年又一年。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徘徊在“回不去的故乡,到不了的远方”,体味着前行的阵痛和发展的代价。

    “民之所忧,我之所思。”两会上讲述农民工回家的眼泪,绝不仅仅是为了温情脉脉的叙事,而是为了再明晰顶层设计的方向。一年多以前,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化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句中央文件里的“小清新”,包含着城乡二元难题何去何从的“大设计”。如今,政府工作报告再明确,“以解决三个1亿人问题为着力点”——让走向远方的1亿人能够落户远方,再不受制度藩篱之苦;让蜗居在远方与故乡之间的1亿人能够告别棚户区和城中村,再不受居无定所之苦;让想回家的1亿人能够回到故乡,再不受鸿沟难跨、思乡难归之苦。

    深化改革的脚步轰隆作响,必将带来更为深刻的巨变,这是现代化的逻辑;真实的中国,正在从乡土的脐带上脱落,这是时代的必然。亿万人的乡愁,投映在两会上,投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成为转型时代中前行的依据。

破解三个1亿人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