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今天，我又想起了2002年6月27日，12年前我在北大上最后一课的情景。当时我上课的教室放着邵燕君送的花篮，上面写着“鲁迅北大”。上完课以后北大的网上立刻传出了600来个帖子，中心意思是：钱老师“一路走好”。
我最认同其中一个帖子，它说钱老师该说的已经说了，愿意听的也听了，不愿意听的也就不听了，也不在乎了，也该退休了。今天的会也使我想起了这段话，就是我该写的写了，愿意看的也看了，不愿意看的也不看了，就应该告别了。当然是告别学术界，而不是告别学术。
实际上，这些年特别是最近两年，我是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准备收手。我今年做了几件事情，出版了几本书，都是收手之作。
刚才，很多老师都谈到了我跟青年的关系，实际上我也准备和青年告别了。在我看来，当代青年，一部分青年——当然是我所接触的有限的青年——正在进行一个新生活运动，在寻找自己的道路。我的结论是中国的当代青年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成长。而这一点恰好是我们成年人，包括我们知识界忽略的。我常说，如果我们往上看，看知识分子会很失望，但是你往下看，这些青年正在走自己的路，按自己的逻辑走。
在座的青年人，未来的四五十年，你们将遇到什么问题？我能想到的是3个问题：一个是人和自然的关系，这是未来几十年时代主题词；一个是对于人类文明的全面反思；再一个是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但我只能提出问题，我无法解决。
我发现自己已经不理解当代青年了，对“60后”“70后”我有点理解，对“80后”我多少有点理解，但对“90后”我完全不理解。我感觉，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时代，我们体验到了网络时代青年的选择，但他们的选择是我们所不能理解、不懂的。而且我们不需要再去支持他、批评他、提醒他，这都是可笑的。最好是沉默地观察。
所以，我再也不能扮演教师的角色了，我必须结束，因为我已经不懂他们了。我最后一件事是要编一套志愿者文化丛书，把这个书献给当下青年，我跟青年的关系也就此结束了。
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可能在特定阶段对中国的教育界、思想界、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已经结束了，是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
但是我仍然有事情要做，我并不悲观。未来的10年，我把这八九本书写完——其实大部分书我都写了一半了，我就完成和完善我自己了。
因为我这个人有个特点，我不写作可能就没命了，我可能完成这八九本书以后还要写作，但那个完全是一种自我的表达。我自己很清楚，我做的包括已经写的书和还没写的书，在当下的中国不会有多少读者，我某种程度上是为未来写作。什么意思呢？未来有一段时间人们会关心我们这个时代，就像我们现在关心80年代、关心五四时期一样。我要用我的写作告诉未来的读者，在2014年这一段时间里面，还有另外的人有另外一种思考。
我一直在呼唤创造一个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批判力和解释力的理论，我很想做到这一点，但是很难。实际上我对自己非常不满意，因为我知道，我学到这个份上再跳一下就能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但是跳不上去。而这个谁也怪不了，我觉得自己已经够努力了，这是我的时代的限制，使得我在知识结构和精神境界上存在着重大的根本性的缺陷——这种力不从心的痛苦是别人很难体会的。所以，我对自己非常不满意，因为和我心目中的标准有一个差距。
（本文是钱理群12月12日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馆的演讲，文字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