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五大家族

    随着“九合一”选举的落幕，对台湾政局极为关键的2014年就要画上句号，有人说，台湾即将走进一个“更加复杂的”2015年。

    除了国民党、民进党等政党之间的博弈，一直和政治保持着密切关系的台湾工商界，也在政治风浪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纵观台岛百年历史，引领台湾政商潮流的重要家族，每次都随着政局的变化而演绎出一系列兴衰故事。

    新五大家族的兴起

    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政治原因，家族集团企业一直是台湾民营经济的骨干与核心，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台湾地区历史上就有“五大家族”的说法。现在则被分为老五大家族和新五大家族。老五大家族，一般认为是形成于19世纪末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由北至南，分别为基隆颜家、板桥林家、雾峰林家、鹿港辜家和高雄陈家。

    百年以来，台湾地区历经殖民统治时期、国民党执政时期和民进党执政时期，老五大家族财阀历经沧桑，几度沉浮。尽管如此，他们一直在20世纪中叶处于“富可敌国”的地位，岛内其他富豪都难以望其项背。虽然缺乏权威的数据，但大致可以推断，鼎盛时期的老五大家族直接和间接控制的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在全台湾所占的份额应该远大于10%。

    到了21世纪初，尤其是随着2002年以来台湾地区的金融改革，金融控股公司蔚然兴起并渐成气候，许多大家族和财团也加入金融业，从而产生了一类“金控家族”。据《福布斯》2013年台湾50富豪榜的统计显示，台湾地区前50大富豪中，近两成富豪的财富来源为金融业。于是，一些新兴家族后来居上，逐渐形成了台湾地区“新五大家族”，即台塑王家、远东徐家、国泰与富邦蔡家、和信与中信辜家、新光与台新吴家。

    事实上，目前“新五大家族”旗下的企业总数并不太多，甚至没有超过200家，但他们的营业收入总额却占台湾地区GDP的10%以上，资产总额占台湾全部企业总资产的5%左右，堪称企业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鹿港辜家，成功转换角色

    在新老五大家族中，辜家是唯一“屹立潮头没让位”的政商家族。

    鹿港辜家祖居福建惠安县，其先人在清朝康熙和雍正年间开始闯荡东南亚。事业初成后，辜家部分子弟回国读书，其中辜安平一支学而致仕，家中有人曾在湖广总督林则徐手下做过官，后奉调台湾，自此定居彰化县鹿港。1866年，辜显荣出生，从此开启了鹿港辜家百余年的传奇。

    辜显荣体格魁梧，南人北相，因母早逝，20岁不到便开始独立从事两岸贸易，奔波于台湾和福建、上海、天津之间，逐渐积累起一些财富和声望。辜显荣婚后移居台北。甲午战争之后，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岛内陷入一片混乱。台北城内的富商为保住身家性命，决定请日军速来接管，于是推荐辜显荣为代表出城求见日本委派的台湾首任总督桦山资纪。日军入城后，辜显荣得到庇护，回到家乡鹿港设立大和信实业总部，并在台北设了分部，从事樟脑、制盐及台湾土特产外销业务。但不久，日本人又以辜显荣庇护“暴民”之名将其投入监狱，关了两个月才放出来。

    1898年，日本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就职后，开始调整殖民统治政策，按照“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格局对台湾社会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建立了樟脑、盐、烟酒等专卖制，辜显荣因其独特的经历与地位获得授权，得以开发土地，兴办专卖等实业。此后，辜显荣结交很多日本上层人士，还出任台北保良总局长，并受邀到日本觐见天皇，接受奖章，被封为贵族，成为辜家第一代“红顶商人”。 

    辜家第二代代表人物，是曾任海基会首任董事长的辜振甫（1917年—2005年）。1937年12月，辜显荣病故，当时还在台湾大学政治系三年级就读的辜振甫秉承父命，接下辜家的大部分事业，担任起农林等7家公司的董事长。然而3年后他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将家族企业交由兄弟们管理，自己与母亲和妻子一同赴日，进入东京大学学习财政和工商管理。在日期间，他一边学习，一边到日本糖业株式会社打工，从端盘子、抄写的小职员做起，亲身体验日本人经营管理的方式。

    1945年台湾光复后，台湾当局根据其所颁布的“汉奸总检举规程”，将辜振甫等人逮捕判刑。1年半后辜振甫出狱，一度避居香港。后来，国民党为巩固在台统治，开始实施土地改革。辜振甫身为台湾第三大地主辜家首领，返台响应，将所继承的共1万多公顷土地和盐田交出，因此受到当局的欢迎。后来，辜振甫被聘为“经济部”顾问、“行政院经济改革委员会”总召集人等。与此同时，辜振甫的夫人严倬云也很快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建立了密切关系，积极参与并资助宋美龄主持的妇联会事务。夫妇两人齐上阵，建立起了与蒋家良好的关系，辜振甫还做过蒋介石的日语翻译，从而铺就了政商之路。

    上世纪50年代末，台湾水泥企业异军突起，辜振甫也因在投资上的远见卓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1960年，他出任时为台湾四大民营企业之首的台湾水泥股份公司的总经理，后任董事长。此后数十年间，该公司一直占全台湾水泥总产量的1/3以上，辜家也由此转型成了台泥辜家。

    同时，辜振甫顺应形势，还积极投资金融业，于1971年出任“中国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董事长。其间，辜振甫出任岛内工商界龙头组织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正式成为台湾工商界的领袖人物。1981年，辜振甫当选国民党中央常委，进入台湾当局的最高权力核心，辜家的事业也迈入鼎盛时期。

    1990年10月，台湾当局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聘辜振甫为委员。同年11月，负责处理两岸交流事务的海峡交流基金会成立，辜振甫作为不二人选出任董事长。1992年下半年，大陆海峡交流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达成关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1993年4月27日，举世瞩目的汪（道涵）辜（振甫）会谈在新加坡海皇大厦举行，这是两岸分隔44年后，政府授权的民间机构负责人的首次接触，在两岸关系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结束汪辜会谈后的辜振甫也就此结束了人生的辉煌期。随着岛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辜振甫与政界的关系也渐行渐远。与此同时，辜家的事业经营也开始出现波折。

    在事业传承方面，按照辜振甫原来的计划，是想传位给侄子辜濂松，再由辜濂松传位给辜振甫的儿子辜启允，以此营造“叔侄传权”的家族神话。但事与愿违，一方面，辜濂松在事业壮大后，想的是如何与辜振甫并驾齐驱，而不是接他的班；另一方面，辜振甫的儿子辜启允经营才能平平，辜濂松非常看不起他，甚至排斥他。于是，辜振甫不得不做出痛苦的决定：2001年下半年，和信集团执行分产不分家计划，其中的金融事业由侄子辜濂松父子全权接管。

    辜振甫2005年去世后，辜濂松成为辜家第三代的主导者。据2008年美国福布斯富豪榜统计，辜濂松的财富净值28亿美元，位居台湾第六位。此后，辜濂松开始安排长子辜仲谅全面接班。2012年12月，辜濂松在纽约病逝。辜濂松的去世，也宣告了辜家正式结束了亦政亦商的辉煌历史，从鼎盛回归平凡。

    台塑王家，“一勤天下无难事”

    当今新五大家族中，若从财富和影响力而论，当属以“塑料大王”王永庆（1917年—2008年）为首的王家。

    王永庆祖籍福建安溪县，世居今天新店市直潭，他已是移民的第四代。王永庆的父亲王长庚以收购茶叶为生，在王永庆6岁那年生了场大病，从此失去劳动能力。家中全靠母亲种菜维持生计。

    王永庆是家中次子，小学毕业后便到嘉义做了米店学徒，17岁时借钱开了自己的米店，仅一年后又开设了碾米厂。经营米店的经历淬炼了王永庆的经营理念，日后他总结为“一勤天下无难事”。

    1943年，王永庆看准行情，改做木材生意，战后赚了5000多万元新台币，成为当时台湾的富户。当时，台湾当局为公营台碱公司生产的氯气寻找销路，决定引进聚氯乙烯（PVC）生产线，因此需要启用美国援助资金，而美国人提出必须交由私营企业来做。台湾当局最初倾向于以经营造纸为主的何传兄弟承接，但何家去日本考察后认为国际市场竞争激烈拒绝了。于是，王永庆因资产规模大而成为了替补者。虽然当时王永庆对PVC一点概念也没有，但认定这是朝阳产业，有很好的发展机会。他迅速筹措了50万美元，于1954年创设了福聚塑胶股份公司（1957年改名为台湾塑胶工业公司），自任董事长。投产后，产品一度无法打入国际市场，出现严重滞销。在面临其他股东质疑的情况下，王永庆毅然决定收购公司的全部股权。随后，他通过压低成本、售价，以及建立产业链等方式，顽强地将企业支撑了下来。

    上世纪60年代，随着岛内经济的起飞，王永庆的塑胶企业很快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成为台湾的龙头企业。1978年，台塑赢得日本PVC进口合约，打入日本市场。1980年，王永庆一举并购了14家美国同行业工厂，并于8年后投资280亿元新台币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设立了更具科技含量的相关工厂。

    上世纪90年代初，王永庆台塑集团的产值一度占台湾GDP的5.5%，与台塑集团企业有着存亡与共关系的下游加工厂超过1500家。王永庆独创的“以追求成本合理化”为宗旨的经营哲学与理念，也成为企业界争相仿效的对象。

    王永庆发家后，接班人选成为其最担心的事。按理说，长子王文洋本最被看好，但这位已婚大公子在身兼台湾大学商学研究所副教授时，与所带的一名硕士生发生了恋情。这不仅引起外界众多非议，也破坏了王永庆家教甚严的形象。王永庆一怒之下，将王文洋赶出了台塑集团。

    王文洋的出局为王永庆的弟弟王永在提供了空间。王永在长期辅佐兄长，特别是在台塑石化的兴建与投产经营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在王永在的推动下，其子王文渊顺势成为了台塑石化的主导者。2006年5月，王永庆宣布交棒，由王文渊担任集团行政中心总裁，王永庆的女儿王瑞华担任副总裁。2008年5月，王永庆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家医院中因心脏衰竭溘然长逝。台湾当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王永庆仅在台湾遗产的价值就超过600亿元新台币，须缴遗产税达119亿元。

    王永庆的离世与王永在退出前台后，台塑主要资源基本上被王文渊接手，而王永庆的女儿中除了王瑞华，也各自拥有不菲的产业，如以创办宏达电子而名声鹊起的王雪红，还有低头发财的王贵云等。

    国泰与富邦蔡家，遭遇波折最多

    在新五大家族的兴衰起伏中，遭遇波折最多的要属蔡家。

    创始人蔡万春（1916年—1991年）祖籍福建晋江，后移居台湾苗栗。蔡万春出生于苗栗竹南镇，其父蔡红只是个普通佃农。蔡万春小学毕业即辍学，后带着弟弟蔡万霖北上台北，投靠姨夫做了菜贩子。在积累了一定经验后，蔡万春应聘成为资生堂化妆品公司的店员，后升任台中分公司经理。

    1937年，蔡万春辞职返回台北，开设了一家杂货店，主要经营酱油与米醋等。台湾光复后，蔡万春开始大举扩张事业，开设了大万商场等多家公司，逐渐在商业场上占据了地位。1950年，蔡万春当选台北市第一届市议员，后又出任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简称“十信”）理事会主席，这成为他发家致富的又一个新起点。1960年2月，蔡万春在十信开创了一元开户的“幸福存款”储蓄运动，这一行动获得蒋介石的赞赏，蒋亲自到十信开户，鼓励民众节俭储蓄。十信也一跃成为全台湾最大的信用合作社。

    靠着政商背景，蔡万春于1960年同人合作成立了国泰产物保险公司，占60%股权，掌握公司实际经营权。两年后，蔡万春又申请开设了国泰人寿保险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而蔡万霖则又成立国泰建设公司，进入房地产领域。到上世纪70年代末，国泰集团的经营范围已涉及金融、保险、交通运输、建筑、食品、电子等众多行业，事业达到全盛时期。

    1979年，蔡万春因中风患病，采取在家族内以交换股权方式分家分业，国泰集团一分为六：二弟蔡万霖、三弟蔡万才、小弟蔡万德、蔡万春长子蔡辰男、次子蔡辰洲、其他儿子等各分得一些企业。1982年，蔡辰洲当选台湾增额“立法委员”，大搞政商勾结，利益输送，同时大规模挪用所控制的十信与国泰信托资金进行投资扩张。但不久遭遇台湾房地产大跌，出现庞大的资金亏空。后“十信案”爆发，台湾司法部门收押了蔡辰洲，并对其判刑累计长达670年。蔡万霖与蔡万才拒绝援救，蔡万春家被迫交出了十信与国泰信托的全部经营权。1987年5月蔡辰洲病亡，“十信案”也就此了结。

    1991年12月，蔡万春病故。蔡万霖主导的国泰人寿集团改名为霖园集团，与蔡万才的富邦集团成了新蔡家的主要力量。上世纪90年代，台湾当局陆续放开金融业，蔡万霖将第一信托投资公司改制为银行，即国泰银行。蔡万才则先后成立富邦银行和富邦人寿保险公司，完成了金融业版图的搭建。

    在蔡氏兄弟中，蔡万霖一贯非常低调，为人处事谨慎，台湾媒体曾多次将其列为岛内首富，但他均不承认。由于长子蔡政达从小身体不佳，蔡万霖选择次子蔡宏图做接班人。后蔡宏图出任国泰人寿董事长，并与三弟蔡镇宇形成兄弟合作关系。2004年蔡万霖去世，霖园集团发展趋缓。蔡万才的事业也都交由两个儿子蔡明忠与蔡明兴主持，二人投资成立的台湾大哥大公司，成为台湾电信业三雄之一，实际影响力已超越霖园集团。

    徐家和吴家，后继者面临考验

    远东徐家的创始人徐有庠（音同详，1912年—2000年）祖籍江苏海门，世代务农。徐有庠中学毕业后进入棉花杂粮行，从验货员做起，后在上海创设远东针织厂公司。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徐有庠已是上海商圈里一位成功的大商人。

    当年，徐有庠将纺织厂设备拆迁转移到台湾新北市板桥区，成立了远东针织厂股份有限公司。在随后的十余年间，徐有庠通过与人合资等方式，成功组建起台湾第一家从纺纱织布、印染整理到成衣的一体化纺织企业集团。徐有庠还将业务扩展到水泥、百货、海运、医院、教育和金融等多个领域。1993年，徐有庠成立远企中心及远东国际大饭店，进军观光休闲产业。

    这一年，徐有庠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选二房长子徐旭东为接班人，不想惹怒了大房长子徐旭时。徐旭时一怒之下将自己持有的远东企业股权全部出售，从此远离家族事业。徐有庠病逝后，徐旭东不负父命，很快将远东集团经营事业推向了新的高峰。

    2000年，徐旭东成立远通电收公司，很快发展成为台湾电信业三雄之一。2002年底，台湾太平洋崇光百货的母公司——台湾太平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太设”）因财务危机实行分割计划，多家集团争夺股权。徐旭东毅然决策，大力增资太平洋流通投资公司，取得其99%的股权，而该公司拥有崇光百货84%的股权。因此，远东集团顺利取得崇光百货的经营主导权，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百货业霸主”。后来，太设家族反扑，远东集团为此与之缠讼10余年，曾一度被勒令交出经营权。直到2013年，台湾法院才做出裁决，远东集团以善意投资人的身份赢得官司。

    如今，年已72岁的徐旭东也到了安排接班人的时候，却“后继无人”。徐旭东的夫人徐玛俐是美国人，两人育有一子二女，长子徐国安、长女徐国梅、次女徐国玲，但至今他们还只是集团旗下企业的董事，一直未参与集团的经营业务。徐旭东只能寄望于自己再多干几年，给子女们更多准备时间。

    和徐家一样，新光与台新吴家也有相似的“难处”。吴家创始人吴火狮（1919年—1986年）世居台湾新竹市光复里，父亲是个小店主。吴火狮小学毕业后因父亲病重而辍学，到台北一家日本人开的布匹店当学徒。靠着头脑灵活，才识过人，吴火狮不久做了分店经理，积攒了些钱后开始从事两岸贸易。

    台湾光复后，吴火狮与人合资在台北成立新光商行。上世纪50年代，台湾当局扶植进口替代工业，吴火狮开设染整厂与印染厂，形成化纤纺织品的配套生产。1952年，他将这两厂与新光商行合并，成立新光实业公司，成为日后新光集团主体企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吴火狮大打“政客牌”，进军特许经营的保险和煤气领域，将吴家的事业发展推向快车道。1963年，吴火狮通过与时任台湾省议会副议长谢东闵交好，取得保险公司执照，成立远东产物保险与远东人寿保险两家公司（不久都改称“新光”），谢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吴任副董事长。1972年，谢东闵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吴火狮接任董事长。吴家经营人寿保险，以“最少的保费，最高的保障”为号召，靠着拼命的精神与灵活的头脑，在产品设计与服务中投入心力，开业4年，保费就增长了近10倍。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新光人寿与国泰人寿并称为台湾两大保险公司。

    吴火狮与妻子梁桂兰共育有4子：吴东进、吴东贤、吴东亮和吴东升。1986年，吴火狮猝逝，家族会议决定将事业全权交给长子吴东进。后来，吴东进相继与吴东贤、吴东亮等发生矛盾，甚至打了起来，家族事业一度受到影响。好在梁桂兰是个“能断事的人”，她依靠自己掌握的家产及影响力，逐渐让吴家四兄弟各有专属企业发展，尤其是吴家后成立的新光金控公司与台新金控公司，为其家族企业提供了新动力，也保住了家族财团的整体实力。

    如今，吴家四兄弟及其家庭成员各据金融业一方。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吴火狮创立的偌大家族企业中，直系与旁系第三代继承人多达二三十人，他们仍需进行长期的历练。吴家事业未来如何发展，还在未定之天。

    台湾家族企业的启示

    相对来说，台湾新五大家族和老五大家族比，其对台湾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态的影响已明显减弱。但从总财富和产业的广度来看，新五大家族不仅涉及了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横跨传统产业、高科技产业以及未来明星产业，投资也覆盖金融、通讯服务等众多领域，其影响也不可低估。

    另一方面，从旧五大家族的沉浮到新五大家族的兴起，反映了台湾家族企业在经济产业发展中的一些趋势，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其一，即使是巨富豪门，如果不能顺应形势，转换投资重点，并找到赢利窍门，一样无法逃脱家道中落的命运。旧五大家族如今只剩下辜家独枝繁荣，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辜家及时由土地转换为产业，得以在台湾光复后的经济发展中成为常青树，而基隆颜家等之所以渐渐走入历史，即因为其主营的采煤业已走向没落。

    其二，人才是家族致富的主要依靠，选不好接班人则是豪门衰落的开始。每一个家族兴盛都是依靠某个核心人物，凭借其商业经营奇才，聚财致富，走上鼎盛。而家族衰落则往往因为后世子女缺少经营才能或远见，非但不能在产业变化中把握时机，还因好逸恶劳使财富转眼成空。

    其三，金融业已取代制造业成为台湾豪门维持家族兴盛的关键。随着台湾进入服务业社会，金融业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的中枢。如今，全台湾共有16家金控公司，仅新五大家族就掌握了其中的6家。通过金融业，他们仍能在幕后对台湾社会发挥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