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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刘炎林，1981年生，北京大学博士，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雪豹项目负责人，在青藏高原考察10年。酷爱登山，2013年带队抵达南极点。
刘炎林腰椎上有两块小骨头断了，医学术语叫“腰椎峡部裂”。但他想不起来到底是怎么弄断的，就推测是10月末在青海挖陷阱时用力过猛。“那里很冷，陷阱上面一层冻住了，得用铁镐使劲刨。有一天早上起来，突然腰就不行了。”他边说边翻着《环球人物》杂志，脸上露出腼腆的笑，“我买过你们杂志。”
在青藏高原上考察动物时，他的业余生活几乎只有纸质读物。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联系了他整整一周，一直关机。当地的手机信号只能覆盖到乡政府周边，因为只有那装了个信号塔。“你猜那个乡的面积有多大？4个村，1000来户人家，1.1万平方公里。北京市区加郊县才1.6万。”从刘炎林工作的地方要开一个半小时车才有信号，需要打电话时开着车出去，打完再回来。如果不是因为受伤，他现在还在高原上考察。
拍雪豹的人和看《雪豹》的和尚
这是刘炎林第二次受伤，第一次是2001年。“那次是去康定爬山，五一期间我穿了个T恤，结果到拉萨当天就得了肺气肿，呼吸时听到肺里面像烧开水一样咕噜咕噜地响。肺气肿容易复发，后来特别小心还是犯了五六次，每次都被送下来。”
其实做野外工作很少有不受伤的。刘炎林的导师吕植教授有严重的关节病，而吕植的导师潘文石教授在四川秦岭研究熊猫时从山上摔下来，当时就被竹子刺伤了……刘炎林以前老自吹是钢铁战士，现在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医生说这点伤不算什么，让我养着，以后别干重体力活。”他有点无奈，“这简直就是要我别工作了。”
自从2011年从北大博士毕业，刘炎林一直供职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这是目前国内野生动物保护研究方面最专业的NGO。“每年出去多长时间？我说半年，我老婆说怎么也有八九个月。”其实从2003年读硕士起，野外考察就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他掰着手指回忆：2003—2004年在川西，2005年去新疆、青海，2006—2009年在西藏，工作后一直在青海。
现在刘炎林主要在藏区研究雪豹、棕熊等肉食动物。“雪豹是猫科动物，通常有40公斤，身长一米，再加上一米长的尾巴，分布在青藏高原周边12个国家，青海大约有1000只。虽然还没足够的证据，但我们推测它很可能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维持者。我们的研究课题就是这些高原动物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所以追踪动物、戴颈圈（即跟踪器）是一个必要手段。还有一个就是在野外拍摄雪豹的红外照片，你在网上见过吧，我们也干那个。”
拍照片需要当地藏族牧民的配合与协助。“一开始，有人以为我们是去挣钱的，还私下猜测：拍一张雪豹照片能卖一两万块钱吧？”刘炎林很认真地对记者说：“他们很关心动物保护问题，因为如果没有保护区，外面的人就会来开矿。”在信奉藏传佛教的牧民看来，开矿是要触怒山神的，他们非常反感，还有点恐惧。“如果成立了雪豹保护区，当地就不会开矿了。所以他们愿意帮我们，我们就培训他们如何安装、使用红外相机。”
每次考察，刘炎林都是住在青海玉树索加乡牙曲的一个小寺庙里。在他眼中，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也是工作的吸引力之一。“和尚们最喜欢看康巴电视台，是藏语频道。他们爱看抗日剧，《雪豹》《猎鹰1949》之类的。”藏语配音演员就那么几个人，每个角色的声音在刘炎林听来都差不多。“我们没有多少时间看电视，晚上不是翻译文献，就是看书。”他喜欢作家严歌苓，《铁梨花》《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都看完了。
无论在牙曲小寺庙驻地，还是开车在路上，刘炎林会有很多时间回想自己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他会想工作上的事怎么往前推进，也会想起跟老婆孩子去过的地方、讲过的笑话、玩过的游戏。“有时候自己蛮得意：‘嘿，小子，干得还不赖。’有时候也会很懊恼：‘妈的，怎么这么二！’”
追踪棕熊的日子
今年刘炎林的工作是这样的：2月、3月做了两次红外线调查；4月追踪动物；6月在祁连山做调查；7月追踪动物；9月跟进红外线调查；10月继续追踪棕熊……10月末，刘炎林和一位同事从西宁开了3天车，找之前戴了颈圈的动物，还都在，之后就在一户牧民家附近追踪熊。“第二晚熊来了，但我们谁也没听到，气死了。第三天，我的腰就不行了。”不过，他打算按照原计划进行，“12月，我会再去做一次红外线调查。”
每次调查通常需要一两个星期到一两个月。“我也想像夏勒博士那样在一个地方常驻两三年，但现在的研究条件只能去一段时间，回北京待一段。”刘炎林说的夏勒博士是一位美国动物学家、博物学家、自然保护主义者和作家，他也是第一位到中国研究大熊猫的西方人，最早研究藏羚羊、提出藏羚羊保护问题的科学家，《时代》周刊曾将其评为世界上3位最杰出的野生动物研究学者之一。刘炎林导师的导师曾经是夏勒的野外助手。直到现在，80多岁的夏勒每年还会来中国考察，今年6月他和刘炎林一起去了祁连山。
给动物戴项圈的流程一般是这样：挖陷阱，下钢缆或弹簧夹，放诱饵，等动物踩进去，被钢缆套住或者被弹簧夹夹住，开枪麻醉，戴颈圈，等动物苏醒后离去。等待、跟踪、观察，整个过程都不轻松，危险随时可能来临。
2011年6月，刘炎林随夏勒、吕植在三江源给一公一母两只棕熊戴颈圈。7月2日，刘炎林和同事开始对母熊进行监听，结果第二天就出事了。跟踪过程中，母熊突然出现在30多米外，直接朝着他们冲过来。团队3人中的一个吓得转身就跑，被叫住后，3人站到一起。“母熊冲了10多米，又退了回去，前掌刨起一阵尘土。同事举起相机拍了一张照片，母熊低吼着又冲了过来。我想起夏勒博士说过，要说话，平静地说话，好让熊明白你不是猎物，也不会伤害它。”刘炎林回忆说。回去后，3个人被批评了一顿。从美国特邀来的捕熊专家告诉他们，没有什么数据值得付出生命的代价。夏勒也曾多次提醒野外工作者：“如果你不小心，动物会让你意识到你自己的粗心大意。”
“还有一次要给熊戴项圈差点被老外坑了。”刘炎林说，有次从南非请了一个人，那人很擅长抓动物，但没在高原抓过。当时，一只母熊带着两只小熊在河对岸，其中一只小熊落入了陷阱，母熊就带着另一只小熊围着陷阱走来走去，不肯离开。刘炎林他们就想用麻醉枪把母熊麻醉了，然后过去给陷阱里的小熊麻醉、带项圈。但隔着河，还有很多石头，车开不过去。老外就说：“走，过去抓。”于是他们摸过河，趴在岸边，动都不敢动，上面的母熊离他们只有20多米远。过了好一会儿，老外打了一枪，结果打在石头上，把母熊吓跑了。他们过去把小熊麻醉了，拉出陷阱，然后退回来等小熊清醒。一直等到半夜3点，母熊才回来把那只小熊带走了。事后刘炎林很庆幸没打中母熊。“打中到彻底麻醉需要10分钟，母熊一旦发狂冲过来，10秒钟就够把我俩撂倒。后来我们吸取教训了，全部在车里开枪。”
发自无人区的情书
刘炎林外号叫大牛，“初中大家叫我阿牛，高中叫我牛哥，大学叫我大牛，但这三拨人互相不认识。我猜是我个子大吧。”
刘炎林的老家在广西北海，一个有海没有山的地方，父母一边打渔一边种田。1999年他考上了北大，本来想报电子学系，一个同学对他说：“你报什么电子学啊，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于是他就稀里糊涂地改报了生物技术。
北大带给刘炎林最大的收获就是爬山。他迷上了这项运动，一头扎进北大山鹰社出不来了。2002年，山鹰社在攀登西藏希夏邦马西峰时，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山难，那次刘炎林是队长。“那件事对我影响挺大的，我的研究生（硕博连读）念了8年，很多时间花在颓废上，觉得什么事都可有可无了。”
大四时，借着保研的机会，他找到吕植教授，把专业换成了野生动物研究。“其实我的成绩是不够格的，但当时他们正想找一个能研究野生动物的人，而我又想找个能在野外跑的工作。”
2005年，刘炎林第一次跟随夏勒博士做野外研究，在西昆仑海拔4500米的无人区调查藏羚羊，那里是羌塘的西北部边缘。羌塘，中国最大的荒野，藏羚羊世代生活在那里。开车穿越羌塘要一个月，从阿里进，可可西里出，距离大约1500公里，而北京到上海的直线距离才1000公里左右；从拉萨到羌塘，开车需要3天。“那里常年下雪，冬天尤其冷，地面以下70公分到一米是永久冻土层，冬天开车随便进，夏天上面都化了，路不好走，一不小心车就陷进去了。”刘炎林他们追着藏羚羊跑了一个半月。
有一天，刘炎林问夏勒，如何兼顾工作和家庭，夏勒回答说：“你得找到对的人。”
2009年，刘炎林通过一次爬山活动认识了校友海狸（网名），“我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所以喜欢在野外的工作。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了她。”
恋爱期间，刘炎林正在羌塘研究藏野驴，他开始不断地给海狸写信。“想到哪里就写上一段，等到了有邮箱的地方再寄出去。有时候在车上，有时候在驻地，有时候好几天都不写，有时候补写一大段。”5年后的今天，这些书信结集出版，取名为《发自荒野的情书》。其中一段写道：“还是要感谢上苍无序中的机缘，尽管只有少数几次相遇，震动了你不轻易触动的心灵；只有少数几人，你愿意夜夜倾诉，恨不得时时相伴。”现在，他和海狸的孩子小牛已经2岁了。
每次回到北京，刘炎林的感觉是“看着妻子孩子，幸福感那是没得说”。但和同龄人在一起倒会有些不适，他把这归结为性格原因。“同龄的朋友们现在多是商界或学界的才俊，有时候觉得：我好像是有点笨啊！但他们觉得我的工作很好玩，可以去那么多漂亮的地方。我也认为我的工作挺好玩，而且不只好玩，还能改变一些事情，才是真正的工作。”
荒野的召唤
“很多人觉得研究动物的人一定很喜欢动物，但我家从来没养过猫狗什么的，我真正喜欢的是在没什么人的地方跑。我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基础调查，有多少种群数量，吃什么，生了多少幼崽……这些对动物保护来说很关键，但之前就是没有数据。有时你会觉得很奇怪，藏羚羊这么重要的动物，至今有些迁徙路线还不知道。”刘炎林说。时间长了，除了能发现一些好玩的故事外，他对很多事情也有了自己的思考。
上世纪90年代，夏勒博士估计藏羚羊有7.5万只左右，刘炎林介绍，现在已经有15万，但与1896年英国探险家威尔比估计的100万只相比还是差得很多。有一次下雪，这通常是动物集结的信号，刘炎林站在高原盆地中间，看到藏羚羊从山谷里奔涌而出，在雪的背景下，他拿着望远镜一口气数到2400多只。
但是，数据统计出来给谁呢？“嗯……这是一个问题，一般是给省林业厅或国家林业局。但这只是对状况的一个评估，还远没有到动物种群如何管理那个程度。”刘炎林认为动物保护不仅是个科学问题，更多是社会经济问题。“有时候你会觉得，个人的力量很渺小。但事情总需要人去努力，即使失败你也能甘之如饴。按夏勒博士的说法，上世纪80年代他去西部的时候，当地官员没人知道动物保护这个概念；但现在再去，所有人都在谈保护。”对于刘炎林工作的意义，妻子海狸的看法是：“谈意义我觉得比较扯，人能找到一个自己想干的事就不容易了。”
显然刘炎林找到了“自己想干的事”，而且他还想像夏勒博士那样，一直工作到80多岁。“夏勒博士是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一代野生动物研究和保护人员的偶像，他是我们的传奇。但愿望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谁能预料呢？身体状况、资金条件、技术手段，这些都是快速变化的。”
采访结束时，刘炎林告诉记者，他很快要去非洲参加一个教人如何追踪动物的培训课程了。记者问他，受伤了还能追踪动物吗？刘炎林最初谈及腰伤时的沮丧已经一扫而光：“应该没什么事，注意点就行了，反正我不受这个伤也会受别的伤。”看着他兴奋的表情，记者想起了他书中的一段话：“我感觉到这片荒野、这片雪原对向往探险的心灵的召唤，我将把它传达出去并等待充满期待的回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