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步云：现代法治主要是“治官”

    人物简介

    李步云，1933年生于湖南娄底，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师从法学泰斗张友渔。30多年来，参与和推动了1982年修宪、2004年修宪、“依法治国”入宪、人权入宪等，2013年倡立“李步云法学奖”。

    谈到中国当代法制史，有一个名字无论如何是绕不开的，那就是李步云。

    他参与和见证了我国一系列重大法治事件；首倡依法治国的方针，提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率先打破法学界思想禁区……为此，他被称为“敢开第一腔的法学家”，更和江平、郭道晖一起，被尊为“法学三杰”。

    如今耄耋之年的李步云，精神爽朗，言语铿锵，举止中依然有着年轻人的热血。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我现在要靠安眠药才能睡着，不是失眠症，而是脑子里有很多想法，有创作的冲动。几十年来我最自豪的，是在研究工作上从没偷过懒。”就在接受记者采访前，他还在写一本学术专著，安排时间去各地讲学。

    绝不说假话

    记者和李步云一见面，他就笑着说：“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后，我已经接受了不少采访，大多是让我谈依法治国的问题，可见媒体和老百姓对法治问题的关心和期待啊。”他还透露，会前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办等4个部门的人曾专程来找他商讨报告的具体细节。

    “我个人对四中全会的成果很兴奋，报告中提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专门做出依法治国的决定，在党的历史上是头一次。‘文革’后，在法学界我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老人的这份喜悦，一方面是为新政欢呼，还有一层，则饱含着自己近乎偏执狂般的追求终于得以实现的欣慰。

    1979年9月，在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工作的李步云和同事撰写的长文《论以法治国》在《光明日报》发表。法学界普遍认为，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方针，并从多个方面做了系统论述的文章。李步云跟记者说起了写作的背景：“那是基于对‘文革’的反思，那场浩劫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民主法制极端不健全，肆意侵犯公民权利，把宪法当做一张废纸。”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思想得到解放，但公开提倡“法治”和“人权”仍需要极大的勇气。江平评价李步云说：“我最敬佩他两点：第一是他的勇气，包括学术上的勇气；另外，我敬佩他的骨气。”

    1980年初，社科院召开了一次近400人参加的法治与人治专题讨论会。在发言中，李步云批驳了“人治与法治结合”的观点，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但他始终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从没怀疑过这点”，李步云自信地说。

    李步云认为，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是相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来说的；而法治是一种治国理论与原则，是相对于人治来说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法制，但不一定是实行法治。”

    在李步云等法学家的不懈努力下，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将“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方略。1999年，“依法治国”终于被写入我国宪法。

    除了法治，李步云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普通公众的权利。采访中，李步云告诉记者：“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25篇文章呢。”他和《人民日报》的缘分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法学界两篇影响很大的文章，均发表于《人民日报》。“1978年12月6日发表了我撰写的《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稍晚有乔伟的《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这两篇文章标志着法学界的思想解放开始了。”

    “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句现在看来已是常识的话语，在当时却有着石破天惊的力量，成为那个时代法学界思想解放的先声。文章发表后，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发通讯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法制上采取新政策的一个信号。

    1992年，社科院人权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李步云任副主任。从此，他开始系统地研究人权问题，其中很多建议被政府采纳。2004年，“尊重和保障人权”被正式写入宪法。

    几十年后，李步云这样回顾自己的人生：“我这一生有两点值得骄傲：一个是民主思想，另一个是绝不说假话。我出了30多本书，300多篇文章，还没有说过一次假话。”

    最喜欢《让世界充满爱》和《心太软》

    李步云说，他对于法治的追求也是遵循着自己的人生准则：爱国爱民，勤奋宽容。

    “像爱国爱民，这和我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说到这，他用右手指着自己难以伸直的左臂，以及断了一截的小拇指。“我16岁就参加了地下工作，组织‘济世学会’，秘密印发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17岁，我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经历过第一到第五次战役，3次跟死亡擦肩而过。其中一次是1952年6月，敌人一颗炸弹扔在车上，当场8死7伤，我左手被炸断，只有筋和皮连着。我觉得国旗上有我的鲜血，我非常自豪。”

    1957年，已经退伍的李步云决定考大学。“当时报了10个志愿，排第一的就是北大法律系。其实，当时我连法律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是一位业已考上华东政法学院的战友游说我，有句话一下子就把我打动了——‘马克思和列宁都是学法律的’。”

    去北大报到时，李步云说他见到的第一条迎新横幅标语就是“欢迎未来的法学家”。“从那时起，我就立下了终生从事法学研究的志向。”研究生阶段，他幸运地成为法学泰斗张友渔教授的开门弟子。此后，他就一直在张友渔身边学习做人和做事，直到1992年老人辞世。

    李步云的“敢为天下先”，大多得于师传。“张教授发言写作，只讲真话，不抄袭，不盲从，大胆创新。例如，当人们对‘法大还是党委大’的问题莫衷一是时，他就明确回答：‘法大。’他认为，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主要指监督司法机关依法办案，不是包办代替政法机关的具体业务。”

    研究生毕业后，李步云随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到北京四季青公社工作，担任公社工作队长。他只查经济问题，从未就路线问题批评过任何一个公社干部。“有一次，公社社长张玉龙痛哭流涕地检讨自己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误，我一个劲儿地安慰他不要自责。”

    李步云把这些经历，归结为自己宽容的性格。“我常在一些聚会上开玩笑地问同事、朋友和学生，让他们猜我最喜欢的两首歌是什么？答案是，一首是《让世界充满爱》，另一首是《心太软》。”

    1967年，李步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77年在此基础上成立社科院）法学所。此后，他不只推动了法治和人权进程，全程参与1982年宪法的起草和讨论，而且多次为中央政治局进行培训，影响了国策的制定和走向。

    相比这些成就，李步云说自己更兴奋的是去感受老百姓对法学的热情，看到法治进步对他们的影响。“前几天我刚在深圳做了场关于四中全会的法治问题报告，一个小报告厅挤了300多人，很多都是普通百姓。大家这么热情，让我看到了国家的希望，看到了法治的希望。”这样的报告，李步云已经在全国各地做了200多场，“今年我81岁，希望能做到90岁。”

    法学，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不但崇高，更是一种激情。他曾为自传写下这样的题记：“这是一轮红日，在他的梦境里喷薄欲出；这是一缕忧伤，在他的思绪里挥之不去；这是一股激情，在他的生命里熊熊燃烧；这是一曲法颂，在他的著述里放声歌唱。”

    6点钟报晓的金鸡

    数十年来，李步云始终坚守着法治信念，与高层对话、向大众媒体发声，将书本中的法学研究转化为推动我国法治和民主进程的现实力量。当记者问他，是否担心过这些言论会引起各种争议，李步云回答得坦坦荡荡：“为国家和社会进步，我没有担心，也从未后悔过。”

    其实，在推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李步云虽然思想超前，观点大胆，但他也在学术与实践、激进与保守之间保持了应有的平衡。“我写文章、发言比较慎重。有些东西不是不说，不到那个时候，说了反而起副作用。要在适当的时候提出适当的观点，还要考虑中央是否能够采纳。有人说我像6点钟报晓的金鸡，分寸和火候掌握得比较好。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哪个观点被认为是过于离经叛道的。”

    对于当前的法治环境，李步云有着自己的思考。“我们现在社会矛盾多发，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冲突比较大。怎么解决？那只能靠法律。邓小平1992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反腐问题，反腐不仅要治标还得治本。治本就是民主、法治、人权，依靠宪法落实这三大原则。”略做停顿，李步云很干脆地补充了一句：“现代法治主要是‘治官’，而不是主要‘治民’；要将尊重和保障普通人的权利作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尊重和保障普通人的权利”，是这位老法学家念兹在兹的情结，而老人更深的忧虑也正在于此，“国内的法治进程还是有一些阻碍，比如旧的传统观念像封建主义思想、阶级斗争的旧思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各级领导身上；还有既得利益者不愿改变现状，怕影响他的利益，这些都要通过长期的教育和制度建设才能改变。再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有违宪审查制度，但我国至今没有建立。从1982年以来，我一直在呼吁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这个制度不建立，很难树立宪法的权威，很难说已经达到了理想的法治国家。”

    在李步云看来，实现法治的进程需要30到50年。“主观上看，这一进程的快慢，取决于政治家们的远见卓识和胆略，取决于法律实务工作者的责任感和良心，也取决于法学家们的独立品格和勇气，还取决于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醒与行动。”

    说到此，李步云话锋一转，“即便如此，我对国内法治环境的大趋势上是乐观的。”他跟记者提起他1987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的一件事，“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授路易斯?亨金问我，对中国未来的民主法制前途怎么看，我丝毫没有迟疑，说很乐观。为什么呢，第一，民主、法治、人权，是全人类，也是十几亿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所在；第二，市场经济形势不可逆转，必然带来我们观念和社会制度的深刻变化；第三，世界一体化，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世界联系在一起，再回到闭关锁国是不可能的；第四，未来的领导人更年轻、更有知识、更了解世界、更没有历史包袱，因此一代胜过一代。然后我问亨金同意吗，他说还得再看一看。我想，现在答案已经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