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东磐：我是历史的“传菜员”

    无论是交谈，还是演讲，章东磐对人总是笑眯眯的。大笑时，嘴角似乎都咧到了耳根。这样爽朗的性格，看起来似乎是个简单的人。他的经历倒是一点儿都不简单——军人、文物专家、美术出版编辑……就是现在，他也有着企业家、民间历史学家的双重身份。用学者张鸣的话讲，章东磐“大跨度地在历史和现实之间胡逛，做点什么，就像什么”。“多边发展”似乎是章东磐的人生模式，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他正在写一部关于史迪威的书，已准备收尾；而另一边，他参与策划的系列历史照片展“国家记忆”，于深圳、台北等多站之后，正在华盛顿与大洋彼岸的美国人见面。

    无非一个看画，一个看书

    “没有做一行成一行，我基本上是一个万金油。”章东磐如此评价自己。他的复杂经历也许一部分来自于天性，更大程度上则是成长过程中的大环境使然。

    因为“文革”，章东磐只读到小学五年级。15岁时，他和两个哥哥被送到了军队。军中4年，章东磐成长为一名神枪手，学会了服从和守规则，更学会了关注细节。19岁转业时，他被分配到了故宫，先学习字画装裱，后来进了书画组，做文物保管员。

    彼时的故宫，藏龙卧虎，章东磐周围全是文物大家，随时可以向启功、刘九庵、徐邦达等老先生请教。几年后，他调入人民美术出版社做古典美术编辑，还曾与恩师王靖宪先生一起，陪伴启功先生，去全国各地走了十几个博物馆，“我有幸鞍前马后追随他们，现在想想，上大学算什么呀……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运气。”

    老先生们传授的鉴别方法，后来被章东磐用在了做历史上。“怎么就能判别这张画是真的呢？老先生们说没窍门，看多了就知道了。好吧，那就看吧，无非一个看画，一个看书。”

    1999年，已下海多年的章东磐跑去云南投资一本杂志，叫 《山茶》（现在的《华夏人文地理》）。杂志上刊登了一篇云南学者孙敏的长文《国之殇》，写的是滇西抗战。它把章东磐引上了历史的田野调查之路。他和朋友孙敏、李正沿着当年中国远征军的路线，断断续续走了好几年。

    2009年，章东磐把采访到的滇西抗战见闻写成书，起名为《父亲的战场》。这本书让作为历史学者的他与众不同。

    章东磐的历史著作是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巨大的山脉紧贴在怒江西侧，在腾冲一带海拔3000多米……这样的路，我们是在高黎贡山最好的季节走的，而60年前的中国远征军，却是在滂沱的雨季，踩着比油还滑的路面，冒着密集的炮火，穿着破烂的草鞋，一路厮杀着上来的。”

    章东磐的历史著作是用嘴巴、眼睛、耳朵实证出来的。一路都是战场，他寻找老兵、知情人。每一个地名，章东磐和同伴都在美军新闻处战报里对应着找到。

    因为有着军旅经历，又喜欢研读军事学书籍，章东磐在分析历史时便有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基础。火力配备、兵种，乃至士兵不借助外物，只身泅水渡过怒江是否可能，他都会结合所有因素做一番论述。

    章东磐的历史著作里，并不吝惜直白的感情抒发。“走久了，听多了，才渐渐明白，今天的我们高喊爱国是多简单的一件事，连胳膊都不用抬，比抓痒都简单。”

    不能用双重标准评价美国军人和中国军人

    2010年，章东磐和摄影师牛子、建筑师晏欢一起去了美国国家档案馆，那里珍藏着2.3万张中缅印战场的照片。章东磐记得，当时工作人员说：“这里的欧洲战场照片都被人翻遍了。而翻阅这些照片，你们还是第一批。”他们把这批档案照片完整复制出来，挑选其中500余幅编成 《国家记忆》出版。正因为看到了这些照片，他决定着手研究美国援华最高将领史迪威将军。

    环球人物杂志：您为何想研究史迪威？

    章东磐：从那些照片上，我看到他为中国伤兵举办生活技能训练，用专机运送伤兵去救治等。这些是促使我研究史迪威的原因之一。后来在重庆举办照片展，有出版社找我，让我写一本关于史迪威的书。我说好，然后列了关于史迪威和那段历史的几大问题，我说只有把它们弄清楚了，我才能写。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军队从1942年初入缅远征，然后分路撤退到印度与国内，伤亡据称超过5万人。如果说史迪威对此没有责任，责任在谁？

    章东磐：否定史迪威的书里都说，蒋介石给了史迪威完整的作战指挥权。蒋介石日记里的确如此写了。但第二天他又写道，任命杜聿明为入缅华军总司令。实际上，之后20多天的日记里，几乎每天蒋都记下了给前方将领写信指导缅甸作战的细节。那场战争所有的作战思想都来自于蒋，史迪威不停地说服他改变作战方法，蒋有些答应了，但实际上并不采纳，跳过史迪威直接指挥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我个人认为，指挥系统混乱是1942年中国军队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

    环球人物杂志：关于从缅甸撤往印度，有一个说法是史迪威极不光彩地逃跑了，他丢下了自己指挥的中国军队。是这样吗？

    章东磐：要知道，史迪威可是美国的三星将军，有专机来接他，因为不能让这么重要的人物被日本人俘虏了。但他拒绝离开战场，而是用那架飞机运了他认为更需要撤走的人员。一个想逃跑的人会这么做吗？

    史迪威当时下令，让中国军队向印度撤退。实际上蒋介石之前也接受了在印度训练10万中国军人的报告。但当杜聿明最后关头给蒋发电报时，蒋的回电是：你们经密支那回国，不要去印度。于是杜聿明无视史迪威的命令，冒险从野人山回国，途中葬送了那么多士兵生命。史迪威不跟着违抗自己命令的下属一起走，在这件事情上，他一点错误都没有。

    当时有个师长没执行杜聿明的命令，带军队撤往了印度，就是孙立人。有人批评史迪威逃跑，但没人批评孙立人。我们不能用双重标准评价美国军人和中国军人。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公开演讲中说，自己从一个“反史派”变成“挺史派”。

    章东磐：我不是史迪威的“粉丝”，虽然我的确很喜欢那个老头，但这和我是不是在某一具体事情上肯定他，是没有关系的。我今天之所以一定要推动把史迪威的光荣还给他，是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依据证据推导出来，他在战场上带给了我们中国人胜利，并没有对我们做不光彩的事情。

    从那儿端的是什么，送到桌上还是什么

    因为替史迪威“翻案”，一些专家学者和章东磐展开公开辩论。其实，引发史学界的争议，对章东磐来说，这已不是第一次。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历史研究方面的理论是如何学到的？

    章东磐：中国的历史研究者中，有几位是经过好的方法学训练的，比如吴思、雷颐、杨奎松、沈志华等。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先解决证据的可靠性，然后再做分析与判断。我完全谈不上是好的研究者。我对吴思先生说，你们是大厨，我是门口那个剥洋葱的。我呛得泪流满面是为了你们能炒出好菜。出版了《国家记忆》这批历史照片后，我觉得我自动降格，成传菜的了。因为70年前的先辈已把这盘大菜炒好了，只是端菜不力，直到现在才能把它端给读者。我就要求自己路上别洒了，从那儿端的是什么，送到桌上还是什么，这就是传菜员的职责。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网上跟不少人论战。

    章东磐：并不多，而且不是论战，是讨论。论战是决输赢，而讨论是求真相。号称做抗战历史的人，不少存在一个基本问题，就是知识不足。比如戴安澜遗体归国，有个历史作家非说在昆明碰到过一个老军人，他自述背着戴安澜的遗体回国。我说他缺乏最基本的常识，五六月是中缅边界最热的时候，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尸体被背了20多天，还捂着军服，早成肉酱了，背得了吗？而且有资料证明戴安澜的遗体当时已火化了。

    环球人物杂志：研究了这么多年中缅印战场，您怎么看待那段历史？

    章东磐：我觉得抗日战争最大的贡献在于没有投降。对于共产党建立的敌后战场，我觉得，近年来一些否定其价值的说法并不公平。它的作用很多，我只说两条，第一是让敌占区没能成为日本军队的补给基地，从战争经济学上来讲，这是很大的贡献。第二，当时美国很多飞行员在敌占区被击落，为营救他们，共产党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

    研究历史会有不同的收获，我最大的感受是对历史要尊重。有时，我们的历史研究是意识先行，常常先下结论，然后找证据，只要有一条成立，就确认结论成立。这是伪科学的做法。大家都说历史是镜子，但我们得找个不走样的镜子来照。

    分手见人品。 

    同样是民国女子，对于分手的处理方式大为不同。 

    最重情重义的莫过于张爱玲，决定和胡兰成分手时，她给他写了一封诀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小劫，劫难之隐语），不愿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随信还附了30万元钱，那是她新写的电视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费。

    到底是张爱玲啊，纵然分手也绝不出恶语。

    最激烈的莫过于蒋碧薇，她和徐悲鸿曾经是一对佳偶，最后因为离婚闹到了打官司的份上，作证律师是大名鼎鼎的沈钧儒。打官司虽不是什么好事，好在蒋碧薇大获全胜，获得了一双儿女的抚养权，并从徐悲鸿那儿得到了100万的赡养费和100幅画。

    蒋碧薇堪称是姜喜宝的先驱，心里相当拎得清，如果没有很多很多的爱，那么有很多很多的钱也好啊。

    最戏剧性的莫过于杨之华。这要拜她有个好前夫所赐。杨之华在嫁给瞿秋白之前，是沈剑龙的妻子。她有了婚外情后，三个人会面谈判，谈判的过程很友好，结果更奇妙。三人一起在报纸上各发了一则启事，内容如下：

    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这才是真正的“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瞿秋白和沈剑龙，之后还真的成了至交好友，不知道是由于他太有魅力，还是沈剑龙心太大。

    最荒唐的是白薇。白薇和杨骚之间的情感经历十分离奇，分分合合持续了近20年，每次分手，两个人还会立下一些奇葩的约定，其中1925年那次的约定最奇葩，杨骚向白薇承诺：等他在新加坡嫖满100名妓女，两人就复合。更奇葩的是，白薇居然答应了，代价是后来她染上了一身的性病。

    如此尊严扫地，最终还是没有走向白头偕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完全放弃自尊的爱是没有好下场的。

    分手分得最磊落明快、不留一丝余地的，当属孟小冬。

    1933年9月，在天津《大公报》第一版上，孟小冬连登了三天启事：“冬当时年岁幼稚，世故不熟，一切皆听介绍人主持。名定兼祧，尽人皆知。乃兰芳含糊其事，于祧母去世之日，不能实践前言，致名分顿失保障。毅然与兰芳脱离家庭关系。是我负人﹖抑人负我﹖世间自有公论，不待冬之赘言。”

    这样的分手宣言，和孟小冬在舞台上爽朗豪迈的扮相太相衬了。是我负人，抑人负我？廖廖八字，沉郁顿挫，是那种纵有沉痛也要咬碎了银牙往肚里吞的“冬皇”气派。

    听说孟小冬这个名字，还是从电影《梅兰芳》中开始。章子怡饰演的孟小冬，娇媚有余，英气不足，特别是舞台上的老生扮相，活脱脱还是女儿身。

    见过真人版孟小冬的照片，才知道什么叫做“艳若桃李、冷若冰霜”。在流传下来的不多几张照片中，这位姑娘一律绷着脸，留着清汤挂面式的发型，脸上一丝儿笑容也没有，气质清冽，寒星似的一双眼睛，似要看进人的心里去。她出生于腊月，天寒地冻的季节，身上像是也沾染了冬天寒冷的气息。

    梅兰芳和孟小冬的故事，是典型的“游龙戏凤”。

    她出生于梨园世家，5岁学艺，7岁登台，14岁的时候就在上海大世界登台，并且成为十分有影响力的角儿。扮相、作派极帅气，根本看不出少女模样，声音也没有一点尖窄雌音，天生唱老生的料。

    认识梅兰芳时，她还只有18岁，已经是须生之皇，而他，则是更为著名的旦角之王。

    1925年，孟小冬和梅兰芳在舞台上相遇了。

    他们共演的那一出《游龙戏凤》，至今仍然是梨园佳话。在台上，孟小冬扮演的是微服私巡的正德皇帝，梅兰芳则扮演天真活泼的李凤姐。真正是颠鸾倒凤、阴阳颠倒。他们又一同出演了《四郎探母》、《二进宫》，每一出都是戏逢对手，十分叫座。

    18岁的孟小冬在32岁的大名角梅兰芳面前并不胆怯，演来落落大方，非常潇洒，台下不断地拍手叫好。许多梅迷和孟迷更是希望二人能就此假戏真做，成就一段传奇姻缘。

    戏台上的两个人，也弄假成真，因戏生情。

    当时梅兰芳家中已有两房妻子，分别是元配王明华和续娶的福芝芳。以孟小冬之心高气傲只怕难以接受，好在媒人解释说，王明华重病在医院，实际上只有一房夫人，而小冬过去也是两头大，不算偏房。

    福芝芳是个厉害角色，死活不肯让孟小冬进门。梅兰芳无奈之下，只好在外面找了一处四合院与孟小冬住，起名为缀玉轩。

    照这个情形看起来，孟小冬嫁过去，实际上还是侧室，而且是不能登堂入室、只能在外面金屋藏娇的侧室。

    以小冬之聪敏，如何察觉不到媒人说辞中的漏洞呢？我宁愿相信，她只是当时已对梅兰芳情根深种，不愿意去计较名分罢了。有句诗说“薄命怜卿甘作妾”，事实上如果甘心做人的妾，那一定是因为很爱很爱这个人，求仁得仁，谈不上薄命。

    孟小冬，就是抱着满心的欢喜，和舞台上的梅郎做了真夫妻，她不求名分，放弃了演出，只希望能够和意中人朝夕相守。直到多年以后，她痛定思痛，才悔觉当初“年岁幼稚，世故不熟”，这八个字真是血泪之言。

    他们间是有过好日子的。且不说舞台上的俪影双双，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也曾经如胶似漆。

    他们曾留下一帧照片：梅兰芳侧身摆出手势，墙上留下投影。右上方是孟小冬的题字，“你在那里做什么啊？”左上方是梅兰芳的手书，“我在这里做鹅影呢。”新婚夫妻的亲昵之状，溢于言表。

    可是好景不长，这时出现了一桩枪击事件，迅速打断了他们的恩爱。

    在电影《梅兰芳》中，肇事者是梅兰芳的粉丝（可能是为了凸现梅的魅力），现实中恰好相反，那个疯狂的追星族其实是孟小冬的粉丝。

    孟小冬嫁给梅兰芳后不再登台，急坏了一个叫李志刚的忠实粉丝。为了听孟小冬的戏，他曾经天天旷课，得知心目中的女神居然嫁了人，他比杨丽娟还要疯狂，拿着手枪就跑到缀玉轩要和梅兰芳火拼。混乱之中，李志刚击毙了调解人张汉举，自己也被军警乱枪击毙，枭首示众。

    这桩事件中几乎囊括了人们关注的一切新闻热点：暴力、情杀、名人、血腥，于是北平小报以此为题材，大肆报道，一时流言蜚语满天飞。

    不知道是在枪击事件中受了惊吓，还是因为谣言对自己的事业不利，梅兰芳逐渐冷落了孟小冬。梅党也不喜欢孟小冬，理由是“孟小冬为人心高气傲，她需要人服侍，而福芝芳则随和大方，她可以服侍人，以人服侍与服侍人相比，为梅郎一生幸福计，就不妨舍孟而留福。”

    这话传到孟小冬耳朵里，清高的她哪受得了这个气，但她还是没有掉头离去，可能是因为对梅兰芳还存有幻想，也为挽回他们的感情做过努力。往昔的恩情还在眼前，她可能觉得，他冷落她是受了身边人的影响，他总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

    梅兰芳的母亲去世，孟小冬披麻戴孝，来到梅府吊孝。福芝芳叫人拦在门口，声称：“这个门儿，她就是不能进，我有两个孩子，肚子里还有一个，我拿这三个孩子跟她拼了！”

    孟小冬站在门口，孤立无援，所有人都等着看她笑话呢。这时她唯一能指望上的就是梅兰芳呢，而她的梅郎呢，走了出来柔声劝她先回去。

    他还是那样温柔，可她总算看出来了，他和那些所谓梅党一样，心里早已做出弃孟留福的决定，他根本保护不了她，或者不想保护她。

    你既无心我便休。

    受此大辱之后，骄傲如孟小冬，痛定思痛，毅然决定和梅兰芳分手。我想，和梅党的闲言闲语以及福芝芳的侮辱相比，她最不能忍的，还是梅兰芳那种退缩冷淡的态度吧。

    都说戏如人生，其实人生何尝不如戏。在舞台上挂髯口、演惯了须生的女子，身上也沾染了男儿的杀伐决断之气。而常年的女扮男装，也会让铮铮汉子变得阴柔。

    孟小冬和梅兰芳最后走向决裂，外因固然重要，内因却是因为性别倒置带来的角色错位。

    她在报纸上连发了三天启事，单方面宣布决裂。之后，据说梅兰芳雨夜登门，曾来要求复合，孟小冬始终没有开门。她就是这样的，爱一个人时，能够放低身段去做他的妾，但如果她发现对方给不了她想要的爱时，也能决然抽身而退。

    爱情不在了，至少还有尊严。

    孟小冬傲然离开梅兰芳后，曾经大病一场，甚至一度皈依佛门。可想而知当时她有多心痛，如此心痛，还是决意放手，这样的女子，把自己的尊严看得比性命还要重要啊。

    分手时她曾对梅兰芳放过狠话：“我不要你的钱。我今后要么不唱戏，再唱戏不会比你差；今后要么不嫁人，再嫁人也绝不会比你差。”

    她的确都做到了。

    和梅兰芳分开五年之后，孟小冬拜余叔岩为师，从头开始学习谭、余派老生艺术真髓，重出江湖后即博得满堂彩，“冬皇”之名由此更盛。她虽然演出不多，五年间只有30余场，但总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被同业尊为须生楷模。

    1947年，她在上海出演《搜孤救孤》时，全国的京剧名老生前往观摩，著名须生马连良和香港《大成》杂志主编沈苇窗竟然挤在一个凳子上看了一出戏，没有买到戏票的戏迷都在家聆听话匣子的实况转播。据著名科学家王选回忆，那两天晚上的上海滩真可谓万众空巷。

    她再嫁的那个男人，论名声论地位，确实也不在梅兰芳之下，他就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青帮头目杜月笙。

    杜月笙号称“天下第一戏迷”，家中的四房姨太太都是唱戏出身。少年时代的孟小冬在上海大世界是红角儿的时候，杜月笙就看上了孟小冬，只是没有想到半路杀出个梅兰芳来。

    1937年，上海黄金大戏院举行开幕典礼，杜月笙特意请来孟小冬剪彩，醉翁之意，当然不在剪彩之上。后经小冬的师妹，也是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撮合，两人走在了一起。相传杜月笙曾向孟小冬表白说：“自打第一次见到你以后，我一直思念你，还发过誓，这一辈子要是不把你拉进我的怀抱，我就不是人。”这话，有点像韦小宝誓取阿珂的那番说辞。

    孟小冬被打动了。我想，除了感动于杜月笙的情意之外，她可能这次想找一个和梅兰芳完全不一样的男人，一个强大的、可以保护她的男人。当时上海滩最强大的男人，就是杜月笙了。

    杜月笙对孟小冬，也称得上有情有义。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孟小冬随杜一家迁居香港，临走之前，淡淡地说：“我跟着去，算丫头呢还是算女朋友呀。”为了她这句话，赴港后杜月笙不顾家人的阻挠，坚持要与孟小冬补行一次婚礼。当时的杜月笙已经63岁，形销骨立，面容枯槁，浑身是病，孟小冬也已是42岁。

    杜月笙去世之前，把自己的遗产做了分配，分在孟的名下两万美元。她不再登台唱戏，靠着这两万美元，在台湾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解放后，梅兰芳曾在友人陪同下，到香港看已跟了杜月笙的孟小冬，两人相见只不过是普通的寒暄，再没有多余的话。

    梅兰芳自然不知道，孟小冬的房间里只摆去两个人的照片，一个是恩师余师岩，另一个则是他梅兰芳。

    这场景，让我不禁想起章子怡饰演的另一个角色宫二对叶问说过的一句话：我心里有过你。

    我心里有过你，如此而已，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