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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退休8年的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不久前被中纪委带走调查，媒体深挖之下，发现其子赵晋在天津“明目张胆违规违法”开发房地产项目，“想整谁就整谁”。再加上此前报道的刘铁男之子刘德成，周永康之子周滨等，“当代衙内”成了反腐中令人关注的现象。既然“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那就不妨在历史的解剖台上透视一下“衙内”们的前世今生。
“衙内”从“牙内”一词讹转而来。古代军营门外摆着木头刻画的大型兽牙作装饰，于是营门被形象地称作“牙门”。到了唐代，手握重兵的节度使为防止将士造反，便重用自己的子侄，让他们带领亲兵驻扎在牙门内。久而久之，“牙内”成了“衙内”，专指那些背景深厚、仗势欺人的官宦子弟。
追溯起来，唐朝能得天下，也得益于一个“王衙内”。隋末，王世充占据江南，又打败了李密，一时强盛无两。名将罗士信就在王世充麾下，勇冠三军。王世充侄子王道询看中了罗士信的骏马，向他索要，罗士信自然不愿给。谁料王世充竟夺马赐给王道询，这凉了英雄心。在一次战役中，罗士信率部降唐；在另一次战役中，因罗士信的遭遇而对王世充寒心的秦叔宝、程咬金等人临阵奔唐。“王衙内”就这样定了王世充的败局。
在民间，名头最响的“衙内”当属《水浒传》中的“高衙内”。他是太尉高俅的干儿子，一贯欺男霸女，光天化日之下调戏林冲妻子。后来，高俅设计陷害林冲，将其逼上梁山。这段故事人们耳熟能详，其情节虽是虚构的，但类似的人和事代代皆有。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就讲述了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衙门”——扬子公司的“孔总”孔令侃。他是孔祥熙与宋霭龄之子，因从政无望，就借助其父在金融界的人脉敛财。1948年，蒋经国督导币制改革，为推行金圆券，查封扬子公司。结果在家族的干预下，“孔衙内”大摇大摆连人带钱转到海外。
进入现代社会，“衙内腐败”更加花样迭出。或是在官场凭借靠山青云直上，河南商丘原市委书记徐崇臣之子徐建设，以钳工专业荣膺市规划局副局长之衔；或是在商界倚仗权势牟利，广东湛江原市委书记陈同庆之子陈励生，一开公司就空手套白狼获得1千万元；或是有恃无恐充当“掮客”，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之子刘德成就是“一桥飞架官商”，伙同其父受贿，给商人撑腰；更有甚者，如周永康之子周滨，把持着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官商寻租之门。最终，这些“衙内”们被连根拔起，父子、家族都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王衙内也好，高衙内也好，都是权力遭遇亲情、利益遇见血缘的产物。对当权者而言，一边是秉公用权的公义，一边是血浓于水的私亲，当私亲悖于公义，这是一种纠结、冲突和挣扎；对衙内来说，生于高墙之中、长于宠溺之手，一直享受权力带来的红利，从不认为乃父也会东窗事发，极容易助长滥权心态。结果，古往今来，管教子女就一直是吏治难题。
难怪《大学》开宗明义地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官员溺爱子女，真是“爱之适所以害之”，最终还会害己。这也不乏史鉴。北宋蔡京权倾朝野，其子蔡攸平步青云。然而，蔡攸一旦获得高位，却与自己的亲爹争权夺势，父子二人各树党羽。最终，皇帝将蔡京及其子孙23人统统流放。蔡京父子的结局是一个历史的反讽，足以警示当今的领导干部：宠坏了小衙内，必会养虎自噬，祸及于己。
即便从功利的角度看，培养子女健康的权力观，也是官员长保富贵之道。清代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女儿们白天下厨做饭、晚上纺纱织麻，家中“共办纺车七架，每日纺声甚热闹”。今天的官员纵然够不着前人的高度，是否也应该坚守管束子女的底线？
有人说，一个时代官僚阶层子弟的行为和形象，可以作为衡量这个时代的政治是清明还是腐败的重要指标。“当代衙内”让我们看到，一些官员只是披上了民主、法治、平等这些现代政治文明的外衣，而封建的血缘传统和裙带关系依然贯穿在他们的政治生活里。遏制“衙内腐败”已不仅是领导干部的家事，更是他们对政治生态应该承担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