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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顾振彪，1942年生于上海嘉定。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初中语文实验教科书主编等职，现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委员会学术委员。
顾振彪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9月11日那天，他听到了两个好消息：一是习近平主席教师节到访北京师范大学，提出“不希望把我们一些非常经典的古代的诗词文化、散文都给去掉”；二是2015年北京小学一年级《语文》教材中的古典诗词，将由现在的6到8篇增加到22篇。
凡是学过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课本的人，只要稍微留意一下版权页，都会熟悉这样一个名字——顾振彪。他参与了“文革”结束后所有人教版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
如今， 72岁的顾老银丝满头，身形瘦削，背已微驼。可聊起语文教科书的发展、历年版本、所选文章，老人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近期他还在参与北京师范大学一项关于中小学语文教材改革的课题。
对于古诗词在语文教育中的地位，顾老说自己跟习主席的观点不谋而合，都认为古典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是我们民族的根。
邓小平曾问：文言文有没有选，选了多少？
1965年，刚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顾振彪，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上海到了北京，他行李中装着本1956年人教社出版的中学语文课本。对偏爱古诗词的顾振彪而言，这本教材是当时的最爱，“那时叫《汉语文学课本》，包括汉语和文学两册，开篇就是《诗经》，古典的东西很多。”这位青年学子此行的目的正是到位于景山公园附近的人教社报到入职。
此后十几年，各种政治运动频繁，工宣队一度接管了人教社，教科书也不编了。顾振彪回忆说：“‘文革’时期，语文教材在有些地方也叫政文教材，就是毛主席语录和一些革命批判的文章，除了穿插有几篇鲁迅的文章，真正的文学作品很少。古代的、外国的，都是封资修，被打倒了。”
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发布，要求重新编写全国中小学通用教材，人教社才又开始编写语文教科书。
“当时各省市抽调了一批优秀老师、教研员，和人教社编辑一共200人左右，以中小学通用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义开始工作。选文要求除了思想内容好，还要语言文字好。编写教材过程中，邓小平还亲自过问：‘文言文有没有选，选了多少？’”顾振彪说，这让本来还束手束脚的同事们，终于敢在语文教材中大量选入之前被批为“封建文化残余”的文言文和古诗词了。在这版语文教材中，古诗文占到接近30%。
上世纪80年代，国内在思想上更加开放。“语文教材把西方现代派作品选进来了，像卡夫卡的《变形记》《墙上的斑点》。在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的选择上也有变化，比如之前《诗经》大多选《硕鼠》《伐檀》等现实讽刺题材，后来描写爱情的《蒹葭》也选了进来。红楼梦过去只选《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后来把《香菱学诗》也添加进教材。”
中学教科书的真正变化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由于国家《义务教育法》的出台，人教社在1992年和1997年两次对旧版教科书进行了修订，教材中古诗文的比例跃升到40%—50%。
但近些年，古诗词在语文教育中的分量却在降低。比如广西从2012年新课改以后,高中语文必修课里古诗词的比例大大减少。今年上海市新学期的小学语文教材，把古诗词全部删掉了。每每听到这样的消息，顾振彪都遗憾不已。
传承精神文脉应该超越功利
环球人物杂志：古典诗文在教材、教学中的比例，总会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顾振彪：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就保存在古代优秀诗文里，所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古典诗文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载体。比如李白、杜甫的诗歌，《桃花源记》《出师表》等散文，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让学生从小就接触经典，种下民族文化的根，吸取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能很好地增加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非常必要的。
相反，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这种“去中国化”必然会是种悲哀。
另一方面，这也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现在，哪怕是一些教育者自己对古诗词教育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要重视起来，认识到紧迫性和重要性。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建议删去低幼教材中的古典诗文，认为对他们来说太难理解，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顾振彪：我的看法是，小学生在现代文基本过关的情况下，应该尽可能地多学一些古诗文。尽管刚开始小学生读不太懂，但随着年龄增长会慢慢理解。而且低幼阶段孩子记忆力最好，古典诗文需要靠记忆力先背诵为基础，所以让孩子在小学、初中阶段背诵简单的古诗文，效果最好，能受益终身。
环球人物杂志：其实现在古诗文教育的尴尬，也是语文教学的尴尬所在。语文被很多人认为是可学可不学的，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顾振彪：不重视语文有几个原因，一是当下的英语热，考研、考各种证都要求英语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语文的重要性；二是语文在中高考时，拉不开分数差距，所以学生自然就不重视了；三是语文不能突击，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但这个现象今后会有好转，近期高考改革提出把英语放到社会考试中，主科就剩语文和数学了，学生自然会有更多精力去学语文。近些年的国学热，也让大家对古典文化产生了很大的热忱。说到底，传承精神文脉应该超越功利。
环球人物杂志：我们也关注到，近来读诗会、汉字英雄竞赛，类似的活动越来越丰富，是不是说明整个社会已经认识到了传统文化的重要？
顾振彪：是的。像汉字英雄、中秋诗会这类节目的大量出现，说明了当下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来说，这是个好现象。
编教材不是小儿科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人认为编教材就是把好文章集到一起，是这样吗？
顾振彪：编教材看起来很琐碎，有些人认为是小儿科，但想编好非常难。课本上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要经过严格的推敲。遇到都德《最后一课》这类课文时，编辑们都要参加。懂外语的编辑念句原文，翻译一句；然后大家一起斟酌这句怎么翻译好；精通普通话的编辑要看这句话是否合乎规范……就这样一句一句讨论，最后一篇短篇小说要讨论五六天。这个传统从老社长叶圣陶那时就有了，一直保留到今天。
环球人物杂志：国外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教育上，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吗？
顾振彪：当然。比如英国就非常重视古典文化的教育，莎士比亚的作品属于古英语，相当于我们的文言文，在小学初中会学习被改写过的浅显版本，到高中开始读原著。还有的国家会把古典诗文放到选修课里，比如日本，他们也学习中国的唐诗宋词和本国古籍，但主要是在选修课里，让学生自由阅读。
环球人物杂志：您编了几十年的教材，能谈谈您编教材的体会吗？
顾振彪：我可以说是一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方面是我性格上比较谨小慎微。因为父亲曾当过伪保长、伪乡长，解放后被判刑；加之过去政治运动多，这种家庭背景让我从小就不很开朗。更多则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和压力，因为对于孩子而言，课本是他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石。
每当有小孩拿着课本读“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些诗歌时，我就忍不住想停下来多听听。特别是有些人说，他是看着我编的书长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安慰。
